观《大秦帝国之崛起》有感

前几日看完《大秦帝国之崛起》后，除了感叹先人们的智慧之外，也带来了很多的思考，诸如国运、如国君、如国士等……

民心所向，志士抱团，强弱之争胜负亦难料。

秦献公赢师隰与魏国展开大战，而那时的秦国在战国中处于小国、弱国的境地，以至于每一战都可能置秦国于亡国灭族的边缘，因此有了“天下卑秦”之说，但秦人血性，誓死卫国，一首“赳赳老秦共赴国难”震撼人心。那时的秦国多以团结奋战而得以悲壮自保，使强魏损兵折将却不得半寸山河，献公时期的秦国当是弱国团结自保的典范。相比之下的晚清，虽然国力衰退，但其综合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算翘首，却每每败于东洋日本和西洋列强之手。是军中无良将？还是朝中无贤臣？古语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鄙人以为非无良将贤臣，实乃民心向背，脱离群众，政令失真，执行不彻的恶果。晚清的败亦算是后世之警钟。

决策英明，搭配协调，鹿死谁手留待后世观。

回到决策层，献公时期的秦国，其每战之主帅或为国君师隰、或为储君赢虔、或为公子赢渠梁。国君师隰威望冠于国，可聚民心、凝士气；储君赢虔作战勇猛、身先士卒，似锋利的矛刃，可使秦人锐气不减；公子赢渠梁智勇双全、举重若轻、量宽得人，似坚实的盾甲，可使秦国进退可旋。再看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抗日之心不坚使志士不孝民心不聚，坐失多数战机；而作战之力不统，使多数战役胜则惨胜、败则惨败，徒伤国力、军力；客观的讲国民党军队高层不乏带兵有方、指挥有度的将领，但大多却因为部下执行力欠佳、军内中流之柱各怀私心、各兵种配合不力等因素致使其在抗战和国共交战中节节败退。前后对比，忽然让我想起西方学者的一句话：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阳可以战胜一头绵阳带领的一群狮子。今天看来，中央统战部的存在还是很有必要的嘛。

任人唯贤，用人不疑，放权把关可图复兴业。

献公伤亡后，孝公掌国之牛耳，时值内有政局不稳、外有强敌虎视，然孝公审时度势，以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胸襟诚邀天下志士共谋大业，一文惊起滔天浪，各国欲展宏图的仁人志士纷纷涌入秦国，商鞅就是其中一员，通过士大夫景监的引荐，得以和孝公畅谈强秦大略，孝公赏识有佳，随赐封高位，并力排众议，举全国之力支持商鞅变法，在此期间秦国废除贵族世袭制以压制王宫贵胄们的奢靡之风、按军功授爵赐田宅以激励军士立功之心、废井田免徭役以发展农业、建县制开阡陌以加强中央政治集权，短短二十年间秦国成为战国中最为强大的诸侯国。这可视为孝公的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之举。

在商鞅和孝公商谈强秦之际时，商鞅提出三个要求，其中之一便是：“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必须深信不疑，不受挑拨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秦孝公欣然答应，并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而后孝公也是言行一致。由此可见孝公用人不疑，且胸怀情义。

当商鞅相秦十年，值变法功败之际，也得罪了很多原来的贵族，变法之路愈加维艰，有栽赃、有陷害、有质疑、有反对。但孝公对商鞅的信任以及对商鞅推行的变法始终给予坚定的支持；当变法一次又一次的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孝公也会迷茫，他也不敢断定这样的执着对他乃至对大秦是福还是祸？但是历史给出了证明：变法是成功的。在今天看来，这种既放权又把关的秦孝公在千年以前是何其伟大！

尽管商鞅终被秦孝公之子秦惠文君车裂致死，但其死却使秦之变法更加巩固、更加得以长久。这也体现了商鞅设法、立法、执法、试发而不凌驾于法的臣品官德。商鞅之死与其他历朝历代的开国元勋之死不同，商鞅的死于孝公是深情，于文君是护法，于臣下是节操，于万民是立治。

我们的先人数千年来总是生生不息，杀戮也好、攻伐也罢，至少他们为这个民族的存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今天当我们去听以前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典故时，我们都是在吸吮先人们给我们留下的营养，所以每当我看历史剧的时候总是怀揣着敬畏之心去聆听、去受教。所以我相当讨厌不尊重历史事实而瞎编乱写的片子。随便提一句近年来三国可是被改得面目全非了。一群不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