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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屯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2013-11-11 09:13 作者:石炎 阅读量:2903 推荐0次 | 我要投稿

张维屯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康有山

原来的绥化县张维屯,现在是绥化市北林区张维镇。它是我的故乡,那里有许多我童年的记忆,就是在那个小火车站,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

现在的张维屯是绥化市的一个镇,在绥化北,距离绥化47公里。地理位置是東靠新生乡,西以克音河为界与望奎县的恭四、恭六乡为邻,南与四方台镇为邻,北接三井乡,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张维是个人名,此人以晚清捐生拔贡,取得了在那一带放荒开地权利,一时声名大振,便以“张维”立屯。据考,张维屯放荒招垦是起于1897年(清光绪23年),是在绥化开发设治后35年(1862年)到了1932年(民国21年、伪满大同元年)设张维保,1939年(民国28年、伪满康德六年)改为村公所,当时绥化划归北安省管辖。解放初期张维屯为绥化县第十区人民政府,绥化县于1946年10月划分为绥化、绥东两县(绥东县政府设在双河镇),张维屯属绥东县。1947年6月,所化、绥东两县合并,张维屯仍归属绥化县。1956年后为团结乡,1958年为团结人民公社,1979年又改回为张维公社,1981年以后又改为张维公社,1984年3月,改为张维乡。同年12月,改为张维镇。延续到今。

张维屯火车站是1928年呼海铁路开通后设立的一个小火车站,铁路线在张维屯西,铁路从南北方向穿过。张维屯从立屯开始到建国前,人口不多。到1948年,也只不过有百户左右人家。那时的张维屯,火车道以西,是大水荡,荒草甸,没有人家。火车站以北,也是荒草垫子,也没有一户人家。夏秋时节,每到傍晚,野狼嗥叫的声音不时地从远处传来,给这个小镇带了几分神秘与恐怖。

火车站的正东和东南近百米的地方,是铁路家属住宅区。东南方向有几栋“官房”,是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原来在那里住着日本人和伪满警察。1945年之前,日本人大翟是张维屯火车站的统治者。当时的警察署有警长王树云,警尉秦万山、警士刘明阁、吴铁民,警员胡景连等人。张维屯的街道不长,对着车站,只有400多米长。靠近车站的那段,是几户朝鲜人的住房,一户是金继明一家,一户是李元唤一家,一户是金大夫一家。金继明家和李元唤家在1954年朝鲜战争后被迫回国,临回国前,痛哭了一夜,哭得死去活来,不愿意回去。街道北紧西头第一家买卖,是孙老镇家开的食杂店,她是一个寡居老人,没有儿女,就要了个女儿。可是,她这个女儿,不仅又馋又懒、不懂事,还对老人非常不好。所以,老人在临死前,把好多的钱都缝在寿衣的棉裤里,要死后带到“阴间”去。但死后下棺入殓时,还是被人发现了。第二家是王大果子匠的炸大果子铺,依次是孟大撸家的杀猪铺、于瞎子和髙老坦儿开的杂货店、老姚家开的压面条铺。再往东边是杨胖子家开的书店,最东边是老程家的房子,闲着,没做什么用。再往东,就是小学了。道南,开头是张维屯粮库厢房的后身,占了好大的界面。然后是罗家馆子,接着就是木匠铺,以打棺材为主,适当也做农具。木匠铺的南面十米之外是铁匠炉,有几副给马褂掌的木桩,一般劁猪骟马、挂马掌都在那里。完了是欧家馆子,后来又开了个范家馆子,接着是河南人老毕家开的万和盛药铺,然后是面向南面的一所厢房,也占了好大的界面,最东头是一个叫黄金的人开的剃头棚。

1946年,北安省在绥化县设龙南贸易分局后,于1947年张维屯设了贸易商场,地点就在于瞎子和髙老坦儿原来开小铺的地方。我们邻居老宋家的亲戚张敏超就在那工作。时间不太长,于1949年初撤回绥化。

街道的南面,有一段前街,不长,十几米,有几户人家。最东边和前街斜对角有一处四面垂柳成荫的房子,那是装卸队的李国财、李国栋两兄弟的住房,在当时,那是不错的人家了。李国财的老伴挺好唱评戏和唱二人转的。我曾和她同台演过评剧《李三娘打水》,我在戏中饰演五代时期的后汉隐帝刘承佑。街道的北边,还有半截后街,主要住着的是吹鼓手王大喇叭匠、扎牛扎马扎灵头幡的李花匠、)弹棉花匠的王老太太(男人的绰号)和装卸队的老龚头龚永丰家。在道北比较远的地方,有一幢孤零零的草房。那是装卸队王用贤的家,他和我父亲康利忠一起被日本人抓去当了日本人的最后一次的劳工。( 散文网:www.sanwen.net )

张维屯火车站,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亲历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1931年秋的一天,当马占山的部队在嫩江江桥战役大胜日军后,撤离嫩江。日军恼羞成怒,用好多飞机追赶马占山部队的军车。在张维屯车站附近追着军车俯冲轰炸,马占山的军车没有停,车顶上架着机关枪、对着飞机扫射,日军的飞机不敢低飞,马占山的军车一直向南方驰去。1932年初,三名中国军人,与日军在张维屯车站遭遇,被日本人打死,尸体在火车道西躺着。在铁道的西南较远的地方,有一个日本人的大狗圏,养着日本人的狼狗。据说有一个晚上,一名中国老乡走迷了路,就被日本人抓住扔在狗圈里喂了狼狗。1932年6月25日到6月30日,抗日名将马占山,曾在张维屯以北的刘大窝棚一带,指挥抗日部队与日军的第十四师团一部、步兵第五十九联队、骑兵第十八联队和伪满“江省”伪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打死了无数的日本鬼子。日本人把那些阵亡的军人埋起来后,还立了碑。1945年后,那些石碑被张维屯铁路的工人全都弄来砌了火车道的站台。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块石碑上边刻着:“护陆军第五十九联队中尉连长****”、“骑兵第十八联队伍长久井**”等人的石碑好几十多块。因为我上火车道西的我家的菜地、或去打柴来来往往都经过,也常在铁道上玩。站台两边好几百米,都是。我当时也是恨得不得了,常常还往上边泚尿。等到1960年后,那些石碑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曾经向后来的车站值班员刘亭范等人了解过,他们都比我小很多,也说不清楚。1948年初秋,阴历七月底,一大队劳工,在这里上车,被日本人拉到间岛给去做劳工,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康利忠。妇女和孩子哭着喊着追赶他们的亲人,我的哥哥康有泰那时五岁,就撵着火车喊爸爸,被脚行工头任志中抱回来,给买了一根麻花才哄好。1945年底,一列火车拉着苏联红军押着的日本战俘和一些家属,到张维屯火车站停了下车,到我们家西边和车站中间20米远的水井去打水喝(我们家就是一直吃那口井的水),两个日本兵跑了。跑到黑鱼泡,被打死一个,那个没死的把死的背回来,在火车道西,挖了两个坑,把那个没死的也枪毙了,埋上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维屯车站的大翟,连夜跑到绥化,在绥化铁道北东富乡附近的飞机堡,被中国人认出,愤怒的老百姓,用石头把大翟的脑袋砸了个稀烂。警察署的王树云和吴铁民跑到了关内,后来被抓住镇压了。警佐秦万山、吴明阁连夜向四方台逃窜,半路上还用扎枪捅死个农民,后来也被抓住镇压了,刘明阁没听到什么消息。就是老胡头胡景连没有跑,他老实巴交,为人老实厚道,不干坏事。解放后依旧留在铁路当工人,和夏廷佑一起当巡道工,两人两班倒。那时的铁路巡道工很不容易,一晚上要走百十里路,负责区间内的铁路状况巡查。那时的铁路区间内,特别荒凉,常有狼虫出没,那时狼也多,还聚堆。据夏廷佑说,他就遇到好几次,好危险了。有一次,两只狼坐在他的对面对着他看,就是不走。他不得已,硬是点燃了警示火车的响墩,才把狼吓走。解放后,张维屯车站由绥化铁路分局派人接管。先后有王化南、范抱全关士伦、高文波、吴绍先、韩庆堂、曲凤鸣等人当站长,从绥棱来的孙文学也在张维屯站当过副站长。

张维屯车站在建国后也建立了党组织,王青林、范抱全、王久维、赵柏舟、邢凤阁等人先后任中共党支部书记,主管车站职工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任支部书记的的几个人都是兼职,其中王清林是工区工长,范抱全是站长,王久维是作业所主任,赵柏舟是货物主任,邢凤阁也是工区工长。工区,是负责铁路的维修养护巡视的。货物处,负责办理发运接收各种货物。养路工区在修道时,十几个人用撬棍撬动铁轨,校正位置,为了用力一致,也喊号唱歌。货物处一般有两名专门掌握大秤负责称重的,叫做司磅员,货物主任一般往往是主任司磅员。

那时的车站内的单位除有货物处、养路工区之外,还有装卸作业所。这支队伍人数较多,最多时达到六十多人。张维屯装卸作业所是由解放前的张维屯脚行转过来的。1945年之前,张维屯脚行就存在了。主要工作是装卸甜菜、木材、粮食、煤炭和其它大宗货物。由绥化铁路分局车务段的货运队负责管理。先后担任张维屯铁路作业所主任的有窦宝信、刘伟、王久维、董天一等人。记得那时,来考装卸工的人,要老远接住两个麻袋扛。抬大木头,十个人抬不动,下来两个人,八个人抬。还抬不动,就再下来两个人,不添人,减人,就是让你使出原劲。抬木头,大家喊着号子,“哈腰起啊,起步走啊,撑住腰啊,别泄气啊……”统一步调,上翘板,装车卸车。那工作真累得很啊。1960年后,作业所就解散了,工人都被分配到其它铁路部门工作。

张维屯那时的大部门还有粮库,负责收、管、运各种粮食。粮库先是在我们那片住宅区的东面、装卸工刘正的家和车站卖票员朱绍先老朱家大厢房的房后,他们的厢房门是向西开的。后来粮库移到火车道南道东,大约在1963年前后,就移到了火车道西了。那时,火车道西的水荡草塘基本就淤平了。

张维屯粮库收粮的范围很广,1956年以前,四方台、民吉以北,绥棱以南,火车道西、望奎县东部的一些乡镇,还有新生、联合三井的许多村屯,都得往张维屯送。因为只有往张维屯粮库送,才方便用火车运输,大约有十来个乡镇。那时,根本就没有汽车运输。

那时送粮叫送公粮。那送粮的农民,真是苦透了。十冬大腊月,一走五六十里路,有的走一天一宿。那时是大铁轱辘车,五匹马拉,一匹辕马,两匹传套,两匹副驾。那时道也不好,车也不行,大铁轱辘车车桄榔桄榔地也慢,拉的粮食又多,十分艰难。那时都是泥土道,不上老冬,就送不了粮。马车的铁轱辘,一滚时轧轧直响。车的后辕栓一个竹子筒做的油葫芦,里边的黄油是来给车轴叫油的。那时的农民,送粮时只能揣几个苞米面大饼子,咸菜嘎达,还没水喝。渴了,也只能捧几捧路边的雪吃。顶上的不干净,就用手巴拉巴拉,吃下边的。那时的冬天冷啊,进了腊月一般天天都是零下30—40度,农民们穿着牛皮靰鞡,戴着大狗皮帽子、围上大围脖。有一点条件的就是羊皮袄、羊皮大衣,抗风,冻不透,有的借同村别人的穿一天,一走一宿,那真是披星戴月啊。赶车的老板子,总坐在车上还不行,冻得受不了,过一会就得下来跑几里地,让身子暖暖,再上车赶,走几里。跑得出了汗,一上车就又冻透了。到早晨最冷的时候,个个都像是挂腊的雪人似的,全身都是霜。不仅如此,到了地方,还得排号,长长的车队常常一排好几里地,一等就得好几个小时。那些老板子、掌包的,冻得在地上直跑,来回跺脚,根本站不住脚。粮库只有两台地衡(大铁秤下到地底下,马车赶到上边称重),一台进去过重车,一台出来过空车。所以,缷粮特别慢。甜菜站也是个大部门,农民送甜菜,和送粮一样,也是那样辛苦,那样遭罪!但是,那时候的农民,解放后有了自己的土地,已经是别无他求了,所以从未有什么怨言,对国家就是那么忠诚。要不就说,中国的农民啊,真是好样的,没比的!

甜菜站,与粮库挨着。送甜菜的程序和送粮一样,一到十冬大腊月,甜菜场的甜菜堆得成了山,好几个大堆。都得让装卸作业所的工人,一筐筐扛着上翘板,装上车,往哈尔滨糖厂运。除了上学时间外,我就起早贪晚地去甜菜站拣柴禾,把送甜菜农民扔的墊车的稻草、麦桔、苞米杆、麻杆、高粱杆等收拾回家当柴烧,那时我就已经上了小学了。

张维屯小学的位置,是在镇的紧东头。1936年前,张维屯已有了私塾。后来,也按着伪满当局的“指令”改为“义塾”。因为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学生一直寥寥无几。1945年之后,学生虽然稍有增加,但由于大多数农民没钱,无力供孩子念书,学生依然不多。1949年之后,根据绥化县教育科的指示,将张维屯小学确定为“绥化县第六完全小学校”,首任校长由县内知名人士、民主人士、首届县政府委员白文成担任。二年后,白文成调回绥化,校长由王锡三接任。由于刚刚翻身的农民都希望让孩子念点书,学生数量大大增加,学生的年龄差距也大,同一年级的学生,年龄相差好几岁,多的将近十来岁。张维屯附近四乡(三井、新生、联合)孩子都到这个学校来上学。我刚上学时,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就只好搞复式。学校由南北两排泥草房构成,周围都是杨树,两房之间是大操场,初小在北边朝南,高小在南边朝北,校长室、校务处和教员室在北边的房子。后来在西边又建了几间厢房,也是泥草房,做音乐室,在那里上唱歌课。那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阶段。初小升上高小的学生少极了,一大多半学生考不上就回家务农或找工作了。那时的老师,年纪差别也很大,有个小马老师动不动就让年龄大的学生弄哭了。王维、滕沛、李千、徐福增、崔忠孝、张俊、李树森、姜玉清、姜玉珍、石守仁、马景新、杨兆兰、刘永明都是这个学校早期的老师。后来,又有汤孝先、石宝昌、褚景富、沈晓波、马小童、曲行端、汤光大、董明会、刘景春等老师入校施教。到了1958年之后,学校就有了更大的规模,学校也改名为“绥化县团结乡中心小学”

张维中学是在1958年2月建立的。我们是1957年7月6日小学毕业,没有几个人考上初中。我们考上初中的,9月7日到四方台中学报到上学,坐一站地的火车。我们那届一共有四个班200多名学生,分别是21、22、23、24班。那时的四方台中学在大西岗,吃饭却要到东边的镇里去,因为学校食堂在镇里,要走20来分钟的路。宿舍是大通铺。放寒假过春节后开学了,刚到学校,学校就开大会宣布分校,各个公社都办一所初级中学,初一和初二的学生都一律回到本公社上初中,我们就又回到了张维屯,当上了创校生。随同我们回张维屯创校的老师有袁文阁、付正大、谷风、邵春德、刘岫山、范喜军六个老师。我们师生动手,自建校舍。后来,又有付淑珍、王玉珍、高国信、刘永明、韩潮、尹海、张荣、张公壁、薛明信、汤光大、刘永明一些老师,也到张维中学任老师。1958年末,县里派了吴铁军到我们学校当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袁文阁任教务主任,刘岫山任教务副主任。1959年初,张维屯中学改为团结中学,1960年我们初中毕业。

在我们那届团结中学的毕业生中,有几个人考上了绥化一中高中,其中我和孙永奎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大学。他考取了北京铁道学院机车信号系,我考进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那就是说,从1945年到1980年这35年的光景中,张维屯能上大学的,仅有我上一年考上大连工学院机械系的滕伟业,我下一年考上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的李秀本,我和孙永奎我们4个人。

张维屯在建国后所发生的大事,有些在记忆中比较模糊了,也有些记得还比较清楚。

张维屯的土改运动,进行的是很彻底的。在记忆中,周围的地主大户有二井子的縢绍九、三井子的程祥、八井子的朱承玉、九井子的鞠殿阳、头井子的王巨等。只有縢绍九因罪大恶极被镇压。我记得有一次在张维的街里开的斗争会,当时有人抱来了一大抱镰刀把,放在了被斗人的面前,被斗人跪在地上一排,十来个人。来斗地主的老乡和群众排成一行长队,轮到了谁就去用镰刀把对所痛恨的人打几下。我的父亲是使用自己的皮带打的是我的姑老爷(我母亲的亲姑父)袁宝三。我揣想,也许他是出于“公而无私”的心理,也许是太恨他了。因为在我父亲出劳工后,张维屯跑毛子(苏联军队中军纪很坏的散兵),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到他家去躲避,被他赶了出去。袁宝三在伪满时曾当过几天伪镇长。他本来是个医生,但他很傲慢,人送绰号“袁大架子”,被斗后,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我的母亲就让我的哥哥偷偷地给他们送点小米、蔬菜之类的东西,可见母亲的宽怀大度。有一次,我去他家趴着门缝偷看,我的姑老儿正在给他换药,他疼得呲牙咧嘴的叫唤着。

1948年初,分胜利果实。我家也分到了一份。是三挂房架子,还有几根檩子;一头母牛,一头牛犊;还有一台摇把上发条的留声机、连同十几张唱片。那头小牛犊长得虎头虎脑的,非常可爱。后来把那头母牛卖了,把小牛犊留下了,我和我的弟弟负责放牛。小牛犊后来也卖了,据说被他们杀掉卖肉了。我后来听说,觉得很可惜、很心疼。

我刚上学那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那时,人民纷纷表达了对战争和侵略者的痛恨。当时有两幅画在我的记忆中最深:一幅是一名女少先队员,歪着头,怀抱一只和平鸽,题词是“我们爱和平!”另一幅是一个母亲躺在血泊中死去,房子被炸得一片狼藉。天上的飞机还在俯冲轰炸。母亲身上的孩子在吃奶时被吓得抬头哇哇大哭,母亲的乳房袒露着。记得当时张维屯的群众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家家住户的门上,都挂着副门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决心、斗志和无畏。当时,人们互相教唱《王大妈要和平》,到处都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看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当家的中国人民,是谁也战胜不了的。很多青年踊跃报名,积极参加志愿军。

1953年,我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了。那天,我们的老师杨兆兰刚进课堂,就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请大家把红领巾摘下来,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那时,我们虽小,但也知道斯大林是很了不起的伟人,因为我看了好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画本。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时,我们已经是初中二年了,正是张维屯中学建校那年。

那年,县委、县政府组织了一个农业检查团,我参加了那个团,是给检查团打旗。检查团是县委书记、县长张文棠带队,一些县有关干部参加,是一个人数不少的大队伍。到哪个公社,公社的主要领导当然要伴随检查各大队、各生产队。参加的还有当时媒体的记者,《绥化报》的名记者王明时,也是检查团成员之一。检查团是一律步行,从张维屯出发,步行到新生、联合等乡镇。那时,新生、联合、三井三个乡镇都是团结公社所属。有一天下午,王明时到玉米地去小解,出来后,手里拿着一根比他还高的大蒿子,让大家看,公社书记卞永宝,立刻满脸通红,,他立刻叫人把那个大队的书记找来,当场就把他罢了官,撤了职。回到了张维屯,我们休整了一下,接着又出发了。在休整中,有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当时,在食堂吃饭,吃的是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当时,没有专门的服务员,临时把在镇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女的请来,给大家盛饭、端菜。其中一人我认识她,她叫高俊荣,是当时张维屯在相貌、文化、举止等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她的父亲,就是和于瞎子一起开小铺的髙老坦儿。她给我盛饭时,一看是我,眼里流露出奇怪、疑惑、不解的的眼神,意思是说,我怎么会在这里,但她还是把饭盛给了我。不过,我分明看出了她的不愉快。

张维屯也有一些事,让我记住不忘。

1951年,我刚上学,我虚八岁,不满七岁。那年秋天的10月21日,我们学校没上课,都被组织到黑鱼泡看枪毙胡子头佘子良。佘子良当胡子头,不仅残害百姓,而且抢男霸女,罪大极恶,民愤很大。那天,是初冬,天很冷。我因当时年纪太小,老师怕吓着我,没让我去,给我放了假。我的哥哥也跟老师说我太小,不让我去。当时,我在十字街前看见,前边是两匹马拉着的一架马车,平板的,上边是几个人押着五花大绑的佘子良,嘴里塞着棉花,过去了。后边也是一架马车,车上坐着有关工作人员,向黑鱼泡方向去了。那工作人员中,我还看到了我三姑姥家的儿子宋国志,他那时已参加了工作,在绥化县公安局。他的姐姐小名叫“小九子”,我小的时候,她没少抱我。那首《白毛女》中的“北风那个吹”,就是她教会我的。我哥哥他们回来之后,大家纷纷议论着这件事。他们说,第一枪把佘子良打倒了,但没有死,又打了两枪,把他的头打碎了,血浆和脑浆喷了很远。他的老婆借了王大果子匠的儿子王国安的小刀(我一个班的,年龄比我大两岁),把他的较大的脑髓块弄回来,装回脑壳,把头骨盖也弄回来盖在他头上原来的地方。完了,她把小刀还给王国安,王国安说不要了,她就扔了。他的那个老婆,就是他抢来的。1980年以后,我在绥化县乡企局工作,常常下乡到张维屯,和那个女人的原配丈夫老杨发常常在一起扯淡,有人逗老杨发说,你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住,让佘子良给抢去了,真丢人。老杨发笑嘻嘻地说:“给钱了,给了点钱……”看来他对佘子良没有太大仇恨。

张维屯也有一件事让我很受刺激。就是我的恩师谷风之死。

谷风老师是个学问很高、知识很广、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老师。他在四方台没教过我,回张维屯后,才接触。他年轻的时候,很有抱负,立志从学,苦读诗书,不懈努力。我读过他的一些诗作,其中,有一首是《述志》:“满车皆甩扑克牌,我读诗书何悠哉?酬伸酬志为报国,目视云天励心怀”,表达了他的胸怀和志趣。但他的性格也过于直率倔强,大有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之气。记得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曾和他讨论过岳飞的《满江红》。我问他,岳飞既然知道回临安必死,为什么十二道金牌召他回京他还回去。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忠君就是爱国。岳飞既然许下以死报国的决心,那么,他心知回京必死,也就十分从容了,我俩当时都唏嘘不已。他也很欣赏我,我的作文,他总是做为范文,在全班评讲。每一次上作文课,我都十分高兴。当他颇为陶醉地读着范文时,我知道那是我的杰作,所以我也沉浸在陶醉中。但是,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下午都迟到了,上语文课嘛,几个同学站在教室门口,我在最后边,他半天没抬头看我们一眼。突然,他大声地问我:“康有山,你居高临下,在藐视谁哪?”当时我就心知肚明,他是在用我当马谡,要挥泪“斩”我。果然,他大声呵斥我一顿之后,别的同学,他一声也没说,顺顺利利地放他们进屋上课了。我一声也没吱,过后,同学们都夸奖我的大度,我也特别自豪,确知了我在谷老师心中的分量。

谷老师的老伴不漂亮,没文化,也不太讲究。他们生了三个孩子。他老伴先去世了。长子谷春生,早参加工作,在大兴安岭一带当公安员。次子谷春江中学毕业当了兵。还有个女孩叫谷春英。谷春江转业后回来后,也当了教员。他找了个对象,因为年龄小得多,谷老师就不同意,但也挡不住他。后来他要结婚,向谷老师要钱,谷老师从彆他的心理出发,就不给。那晚上,他从他对相那里回来,又来要钱,谷老师已经睡下了。他看谷老师不理他,就上凳子上把电线接上了,然后就把电线的另一头缠到了到了谷老师头上,把谷老师打得翻滚几下就被电打死了。谷老师的女儿在她的床上一睁眼,看见了,吓得大叫一声,他立刻就蹿上去掐住了他妹妹的脖子。他妹妹苦苦哀求说:二哥,我绝对不对外人说,他也不答应,到底狠狠地把他的亲妹妹掐死了。然后,就跳墙跑回他对象那去了,并且反锁了大门。

这件事,我觉得无比震惊、悲哀,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时候我正到张维屯去出差做工作,公安局的副局长胡国勋带人在那破案,赶上了这事,我本想去看看谷老师,胡国洵劝我这时候就不要去了。破案时,办案人员向谷春江了解情况,因他有嫌疑,暂时把他控制了起来,他为了不被发现,给他的对象递纸条,被发现,很快就破了案。破案后,公安局通知了他的哥哥谷春生,他哥哥回来后,在火车站就被公安局把他的枪给缴收下来,怕的是他因激动出事。

团结公社的首届公社党委书记是卞永宝,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张维屯对他的流传和故事很多,我没有核实过真假,但当时似乎是家喻户晓。

卞永宝早年跳过单鼓(即一种迷信活动),在土改时表现突出,被吸收入党。1957年之前,潘树仁当区委书记,他是副书记。当时,张维屯是绥化县第十区。1958年初,潘树仁调走,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张维屯和联合、三井、新生四乡镇成立团结公社,他当上了团结公社第一任书记。那时的团结公社,一百多个村屯、一万多户居民、数万人口,几十万亩土地,责任和权力都是不小的。

他有几件事人们传的很厉害,经过在流传中的加工,很有戏剧性。他很愿意看二人转,一有功夫,他就去。他感觉自己是那么大的领导,怎么办呐?所以,每次去都带好几个人,在前排弄一张桌子,桌子上总得摆上瓜子、香烟、糖果、鲜瓜、梨之类,也有沏的茶,边看边吃喝。他戴着一顶巴拿马礼帽,手里拎把扇子,挎一支大肚匣子枪,看二人转时,把帽子一摘,放在桌上,大肚匣子枪也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露着半秃的头,敞开怀,边看边煽扇子,那样子和现在电影里的土豪、还乡团长差不多。看得高兴了就喊上几句,有时觉得不够刺激,就大喊“粉点!粉点!”(就是把调情话再说得露骨一点)。

他要上绥化县里去开会,赶火车没赶上,正好,有一列货车在那里停着,头朝南,他一看,是往绥化开的,没多想,他就上了货车的守车。不一会,车长回来上了,一看他在守车里,就把他撵了下去。他边和车长撕吧,边吵、边大喊道:我是张维屯的书记卞永宝!车长说,你是谁也不行啊,真就把他弄了下去。他一看不行,急了,就又往车上蹿,车长边拽着他,边摆旗开车,他更着急了,便爬到车下,用肩扛着守车火车后轱辘,大喊:“车是你的,这地皮可是我的”。大家觉得,在后边扛后车轱辘,太滑稽了,太逗人了。

据说,有一年的清明,他要回家去上坟,那次他正在绥化。因为离家远,没有方便的车,就死皮赖脸地要借县里的小吉普车用一下,那时,县政府也只有这么一台旧吉普车,1955年之前,连县委书记张文棠下乡路远,也只有一匹马。县里管车的人一看堂堂的卞书记张嘴了,也就答应了。当司机拉他到了他家的村口时,他紧着催促司机“按喇叭!按喇叭!长点,长点”意思是造造声势。然后,他又叫司机慢点开,打开车门,他伸出身子,脚踩车踏板,拿出大肚匣子啪啪朝天开了三枪,然后大喊“我卞永宝回家来祭祖来了”。很有“衣锦荣归、富贵还乡”的味道。

诸如此类传说不少,还有一些什么“团结民祥,一片汪洋,请求县委,快快帮忙”之类的传说,是说那年绥化涨水,他为了邀功,用电话向县委撒谎、报假情况(团结民祥是说团结公社民祥大队)。

卞永宝后来被打成坏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进了监狱。“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冤假错案,他多次到市里上访去找,我也接待过他好几次。最后,市里经过研究,给他按着政策平了反,不过是最后一个平反。

张维屯出生的、职务很高的的人物不多。我所知道的,就是开肉铺的老孟家,他的儿子孟庆恩,参军后一直在军队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知道了孟庆恩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检察院的副院长了。他参与了审讯“四人帮”的工作。这个人我不认识,他走的很早,但我认识他的姐姐,因为那些年她常在张维屯出现。

还有在1947年曾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当时张维区区长李俊卿,随军南下后到退休时,成了副厅级干部。当年,他当区长,常上我家去,我父亲当时是武装部部长。他随军南下时,我父亲正在闹病,病好了就干了别的工作。

在抗美援朝时,我们附近去了好几个人,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有曹巨生、李相臣、王玉生、高文生、刘耀庭。其中,高文生在朝鲜战场牺牲了。高文生家就住在我们那个院,她的女儿小高丫比我小几岁。我们小时候常领她玩,她很乖。

这是我所知道的张维屯,一个我已经离开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故乡。

张维屯沐风栉雨一个多世纪,历经了沧桑浮沉,它从小到大,目睹了一个多世纪的兴衰荣辱,现在,它已经开始走向了新的历程。忆起故乡,我常常都是心潮澎湃,感慨无穷。因为它牵着我的太多的童年记忆,伴我渡过了童年和少年日月,所以我时刻地都在牵挂着它。我盼望在未来的时光中,它能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更好,这是我衷心的期待,也一定是所有张维屯人的愿望。

康有山2013年10月26日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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