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与双石铺的故事

2005年，中国人民敬仰的国际主义战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走完了他九十年的人生历程，听到这个消息，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一次又一次回忆爱老十余年前到凤县参观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旧居及《路易•艾黎在凤县》大型展览时的情景，又忽然想起爱泼斯坦老人十多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感受到爱老对“工合”事业的牵挂，同时又能感受到这位国际友人高尚的品质。

这还得从1993年说起。

1993年，宝鸡举办盛况空前的炎帝节，同时举行“宝鸡工合国际研讨会”，借到宝鸡参加盛会的机会，爱老一行特意到凤县参观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旧居及《路易•艾黎在凤县》的大型展览，（关于这次活动，我已写了《爱泼斯坦凤县行》，并刊载于《凤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许多细节就不在这里阐述。）据当时的宝鸡日报等媒体的介绍，爱老将到凤县参观。当时对于爱老，我虽早知其为国际友人，并多次在央视新闻节目中看到中央领导人会见他的新闻，却对他知之甚少，所以，作为一个基层新闻工作者，我便将宝鸡日报的介绍收集起来，以便借爱老来凤县进行采访之用。但对于我来说一个有利因素就是，我对一位叫安危的著名人士虽未见面，却知之较多。因为安危出生于扶风南午井乡安上庄；我与他的一位扶风乡党是文友，在他与我的交往与赠送给我的作品中，使我对安危了解颇多，加之他这位乡党当时在省外事工作，又担任着省工合常务理事，省外语研究中心主席等职务，而且被誉为“80年代一位有影响的中国翻译家和作家”，虽然直到中外来宾到凤县的当天，我们也未得到具体的参观者名单或其他资料，但我预料安危一定会随团而来。结果确如我料，我不但在参观团中见到了安危，并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紧张的采访。然而由于中外来宾仅在凤县停留了4个多小时，使我未能实现对爱老计划中的采访（由于其他原因，连上级媒体的采访任务也未赶上），甚至连我向爱老赠送我的愚作《山地风流》也不得不由安危转交。可爱老的凤县之行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不久，便分别写了《双石铺这一天》和《初识安危》并寄给爱老和安危。稿件中对爱老的介绍仅仅来自于当时宝鸡媒体的少量文字介绍。不久，安危来信——

革风同志：

来信在旅途中收悉，多谢。

宝鸡工合研讨会后，我就去西藏、四川、北京等地出差，今天早晨才结束了这次旅行，回到了西安。九月二十六日回西安后只呆了两天就去北京了。

结识你这样的青年人，我也感到年轻多了。你给爱老的书，回宝鸡当天转送给了他，老者很是高兴。你的文章写的很美、很深刻，读起来，就像久居城市，突然来到秦岭深处的人，呼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气一样。

10月底，或是11月上旬，我也许会有机会再去宝鸡和凤县，下次见面再谈。

安危

93。10。5

遗憾的是，我与安危老师自那次参观后一直未能谋面。我想，象爱老这样一位日理万机的人，是否能有机会看我给他的那篇丑陋的文章呢？

可是，11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来自北京的一封信，信封上就明确地有“北京友谊宾馆62932爱泼斯坦”的字样，我即刻拆开信封——

革风同志：

你好！

谢谢你寄来的稿子和一张照片！

你的著作《山地风流》已收到，并看过，但由于我的中文水平有限，对它及这一篇报道稿，从文字上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意见，只在事实方面（这也是对记者的根本要求），关于我那部分，说我“同时到宝鸡参加过工合工作”、“当年也曾到过双石铺，这次是他第三次到宝鸡了”。“他是一个大人物”。这些都不符合事实。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老记者、老作者，1944年起，延安时曾途径宝鸡，但没有在宝鸡或双石铺工作过。你不会是把艾老（路易•艾黎）错听为我了。

报道稿写的很详细的。《双石铺这一天》既报道了“工合”在宝鸡的恢复，又介绍了一点“工合”的历史，这很重要，希望再加强一些。（尤其是会后的进展情况）因为，现在人们对它已经不那么熟悉、了解。我从宝鸡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同座的一位陕西籍50来岁的干部及随行的几个人都不知道什么“工合”，也不知道宝鸡的“工合”运动。所以，我认为你的稿件应首先寄给陕西省的报刊，向大家宣传，唤起全省人民都来办“工合”。

祝你在创作上取得优异成绩！

爱泼斯坦

1993。11。13

这封来信，使我最为难忘的是爱老那谦虚和平易近人的品质。在他给我的信中，他在纠正了我的不实介绍后，接着写道：“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老记者、老作者”，又象朋友那样给我提出建议，这和他在凤县几个小时参观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又是何等的一致。那天，由于上级媒体未能及时赶到，而我的相机仅是宝鸡日报社奖给我的“红梅牌”120相机，可是，除了当时将部分相片寄往报社，我至今都留下的10余张黑白照片及爱老的信作为永久的珍藏，每当闲暇时，我总是将当年的照片及爱老的信拿出来再三品味，爱老参观路易•艾黎旧居时的音容笑貌就如在眼前。平时，我就更注意搜集有关爱老的资料。使我更加了解到这位国际友人的令人敬仰之处——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位犹太人家庭，两岁时跟随父母来到中国，15岁时便在天津《京津泰晤士报》工作，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父母移民美国，他却不愿离开中国，并以在美利合众国国际社记者的身份先后奔走南京、武汉、台儿庄、广州等地采访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1938年，爱老又自愿来到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工作，负责编辑英汉半月刊《保卫中国同盟通讯》。1941年香港沦陷后，爱老被日本侵略者关进集中营，次年3月，他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又从日寇的魔爪中逃脱，经澳门转移到重庆，继续从事新闻工作。1944年6月，爱老途径宝鸡到延安，对解放区进行了一次被称为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采访，先后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又东渡黄河，到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先后在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和印度《政治家》时报等大报刊发表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是最强大的》等20多篇报道，1947年又完成出版了他的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年，应宋庆龄的邀请，爱老和夫人从美国来到中国，筹办英文杂志《中国建设》，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杂志执行编辑、总编辑、名誉总编辑。（我的小文章一篇有幸入选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爱老还著有《人民之战》、《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及《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等著作，并先后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爱老就是这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然而，他却是那样的谦虚；爱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却从不居功自傲，而视自己“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老记者、老作者”，直到八十高龄却不远万里，不顾旅途劳顿，不辞山高路远赴宝鸡、到凤县，其精神真是令人钦佩，其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更是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