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寓情于景”说
“寓情于景”,这是文学语言作品创作中的一创作手法。在我国古代文人们的文论著作中就有大量关于“寓情于景”的论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古代文人们是怎样阐述文学语言作品中“寓情于景”这一理论的。
古代文人认为:文学语言作品在表情达意时,不能直接点破,而必须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之中。如司空图在《诗品》中谈“含蓄”时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已,若不堪忧”孙联奎在他的《诗品臆说》中解释时说:“纯用烘托,无一字道着正事,即‘不著一字’,非无字也”。此解释深得原文之精髓。本来“不著一字”,不是不要文字,而只是说不直接地抒发胸中之意,而以景物烘托之,这也就是“含蓄”。宋代的梅圣愈还进一步把文学语言作品的情与景之感觉与“言外之意”联系了起来,他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如在目前”,突出了文学语言作品所构造的情与景之感觉世界必须极其鲜明而生动,可感性极强,而这也正是产生“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首要条件,使人产生想象于无穷之境界的艺术效果。所以,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隐秀》中说:“隐”字,也是与“秀”并举的。但什么是秀呢?刘勰说:“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也记其佚文:“情在词外日隐,状溢目前日秀。”“状溢目前”不正与“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一样,强调文学语言作品所描绘的“寓情于景”么?只是把情感化为可感的景,才能做到“情生词外”,因此笔者认为刘勰和司空图将景的情感与文学语言作品的言外之意相提并论,也并不是偶然的。
清代的沈详龙在他的《论词随笔》中谈到:“感时之作必借景以形之。如稼轩云‘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不言正意,而言外有无穷感慨。” 稼轩这几句词见其《摸鱼儿》,表现痛惜、孤独、忧国忧民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但他却选择了一个画檐蛛网在春风中尽日飞舞,招惹飞絮的特写镜头,这就把诗人的情感致于景中了,情溶于景,情的意味就变得藏而不露,丰富而耐人寻味,所以叫“言外有无穷感慨”。又如司马光认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并举杜甫的《春望》为例子分析道:“……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而知矣。”反面的例子叶梦得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他认为“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纤徐不失言外之意”。批评韩愈的诗“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若意与语俱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从文学语言作品的角度来看,韩愈的诗把达贵之人的显赫用议论性的白话写尽了,没有做到借景以抒情,即“寓情于景”。
为了突出“言不尽意”的艺术效果,古代文人们还强调,写景不可“太似”,而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李渔说:“大约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想象于无穷”;清代的王又华在《古今词论》中谈到:“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所谓“太似”,就是说文学语言作品在状物写景时沾着于物,而没有从状物中象征、暗示出人类的情感。而且太似会使语言变成所指单一的语言,没有复义,没有“言外之意”。
总而言之,古代文人们强调作者在抒情写意之时首先必须“借物”,“寓情于景”;同时,还要把景写得朦胧些、迷离些,若即若离,这样的文学语言作品才能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