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屯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张维屯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康有山
原来的绥化县张维屯，现在是绥化市北林区张维镇。它是我的故乡，那里有许多我童年的记忆，就是在那个小火车站，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
现在的张维屯是绥化市的一个镇，在绥化北，距离绥化47公里。地理位置是東靠新生乡，西以克音河为界与望奎县的恭四、恭六乡为邻，南与四方台镇为邻，北接三井乡，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张维是个人名，此人以晚清捐生拔贡，取得了在那一带放荒开地权利，一时声名大振，便以“张维”立屯。据考，张维屯放荒招垦是起于1897年（清光绪23年），是在绥化开发设治后35年（1862年）到了1932年（民国21年、伪满大同元年）设张维保，1939年（民国28年、伪满康德六年）改为村公所，当时绥化划归北安省管辖。解放初期张维屯为绥化县第十区人民政府，绥化县于1946年10月划分为绥化、绥东两县（绥东县政府设在双河镇），张维屯属绥东县。1947年6月，所化、绥东两县合并，张维屯仍归属绥化县。1956年后为团结乡，1958年为团结人民公社，1979年又改回为张维公社，1981年以后又改为张维公社，1984年3月，改为张维乡。同年12月，改为张维镇。延续到今。
张维屯火车站是1928年呼海铁路开通后设立的一个小火车站，铁路线在张维屯西，铁路从南北方向穿过。张维屯从立屯开始到建国前，人口不多。到1948年，也只不过有百户左右人家。那时的张维屯，火车道以西，是大水荡，荒草甸，没有人家。火车站以北，也是荒草垫子，也没有一户人家。夏秋时节，每到傍晚，野狼嗥叫的声音不时地从远处传来，给这个小镇带了几分神秘与恐怖。
火车站的正东和东南近百米的地方，是铁路家属住宅区。东南方向有几栋“官房”，是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原来在那里住着日本人和伪满警察。1945年之前，日本人大翟是张维屯火车站的统治者。当时的警察署有警长王树云，警尉秦万山、警士刘明阁、吴铁民，警员胡景连等人。张维屯的街道不长，对着车站，只有400多米长。靠近车站的那段，是几户朝鲜人的住房，一户是金继明一家，一户是李元唤一家，一户是金大夫一家。金继明家和李元唤家在1954年朝鲜战争后被迫回国，临回国前，痛哭了一夜，哭得死去活来，不愿意回去。街道北紧西头第一家买卖，是孙老镇家开的食杂店，她是一个寡居老人，没有儿女，就要了个女儿。可是，她这个女儿，不仅又馋又懒、不懂事，还对老人非常不好。所以，老人在临死前，把好多的钱都缝在寿衣的棉裤里，要死后带到“阴间”去。但死后下棺入殓时，还是被人发现了。第二家是王大果子匠的炸大果子铺，依次是孟大撸家的杀猪铺、于瞎子和髙老坦儿开的杂货店、老姚家开的压面条铺。再往东边是杨胖子家开的书店，最东边是老程家的房子，闲着，没做什么用。再往东，就是小学了。道南，开头是张维屯粮库厢房的后身，占了好大的界面。然后是罗家馆子，接着就是木匠铺，以打棺材为主，适当也做农具。木匠铺的南面十米之外是铁匠炉，有几副给马褂掌的木桩，一般劁猪骟马、挂马掌都在那里。完了是欧家馆子，后来又开了个范家馆子，接着是河南人老毕家开的万和盛药铺，然后是面向南面的一所厢房，也占了好大的界面，最东头是一个叫黄金的人开的剃头棚。
1946年，北安省在绥化县设龙南贸易分局后，于1947年张维屯设了贸易商场，地点就在于瞎子和髙老坦儿原来开小铺的地方。我们邻居老宋家的亲戚张敏超就在那工作。时间不太长，于1949年初撤回绥化。
街道的南面，有一段前街，不长，十几米，有几户人家。最东边和前街斜对角有一处四面垂柳成荫的房子，那是装卸队的李国财、李国栋两兄弟的住房，在当时，那是不错的人家了。李国财的老伴挺好唱评戏和唱二人转的。我曾和她同台演过评剧《李三娘打水》，我在戏中饰演五代时期的后汉隐帝刘承佑。街道的北边，还有半截后街，主要住着的是吹鼓手王大喇叭匠、扎牛扎马扎灵头幡的李花匠、）弹棉花匠的王老太太（男人的绰号）和装卸队的老龚头龚永丰家。在道北比较远的地方，有一幢孤零零的草房。那是装卸队王用贤的家，他和我父亲康利忠一起被日本人抓去当了日本人的最后一次的劳工。( 散文网：www.sanwen.net )
张维屯火车站，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亲历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1931年秋的一天，当马占山的部队在嫩江江桥战役大胜日军后，撤离嫩江。日军恼羞成怒，用好多飞机追赶马占山部队的军车。在张维屯车站附近追着军车俯冲轰炸，马占山的军车没有停，车顶上架着机关枪、对着飞机扫射，日军的飞机不敢低飞，马占山的军车一直向南方驰去。1932年初，三名中国军人，与日军在张维屯车站遭遇，被日本人打死，尸体在火车道西躺着。在铁道的西南较远的地方，有一个日本人的大狗圏，养着日本人的狼狗。据说有一个晚上，一名中国老乡走迷了路，就被日本人抓住扔在狗圈里喂了狼狗。1932年6月25日到6月30日，抗日名将马占山，曾在张维屯以北的刘大窝棚一带，指挥抗日部队与日军的第十四师团一部、步兵第五十九联队、骑兵第十八联队和伪满“江省”伪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打死了无数的日本鬼子。日本人把那些阵亡的军人埋起来后，还立了碑。1945年后，那些石碑被张维屯铁路的工人全都弄来砌了火车道的站台。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块石碑上边刻着：“护陆军第五十九联队中尉连长＊＊＊＊”、“骑兵第十八联队伍长久井＊＊”等人的石碑好几十多块。因为我上火车道西的我家的菜地、或去打柴来来往往都经过，也常在铁道上玩。站台两边好几百米，都是。我当时也是恨得不得了，常常还往上边泚尿。等到1960年后，那些石碑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曾经向后来的车站值班员刘亭范等人了解过，他们都比我小很多，也说不清楚。1948年初秋，阴历七月底，一大队劳工，在这里上车，被日本人拉到间岛给去做劳工，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康利忠。妇女和孩子哭着喊着追赶他们的亲人，我的哥哥康有泰那时五岁，就撵着火车喊爸爸，被脚行工头任志中抱回来，给买了一根麻花才哄好。1945年底，一列火车拉着苏联红军押着的日本战俘和一些家属，到张维屯火车站停了下车，到我们家西边和车站中间20米远的水井去打水喝（我们家就是一直吃那口井的水），两个日本兵跑了。跑到黑鱼泡，被打死一个，那个没死的把死的背回来，在火车道西，挖了两个坑，把那个没死的也枪毙了，埋上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维屯车站的大翟，连夜跑到绥化，在绥化铁道北东富乡附近的飞机堡，被中国人认出，愤怒的老百姓，用石头把大翟的脑袋砸了个稀烂。警察署的王树云和吴铁民跑到了关内，后来被抓住镇压了。警佐秦万山、吴明阁连夜向四方台逃窜，半路上还用扎枪捅死个农民，后来也被抓住镇压了，刘明阁没听到什么消息。就是老胡头胡景连没有跑，他老实巴交，为人老实厚道，不干坏事。解放后依旧留在铁路当工人，和夏廷佑一起当巡道工，两人两班倒。那时的铁路巡道工很不容易，一晚上要走百十里路，负责区间内的铁路状况巡查。那时的铁路区间内，特别荒凉，常有狼虫出没，那时狼也多，还聚堆。据夏廷佑说，他就遇到好几次，好危险了。有一次，两只狼坐在他的对面对着他看，就是不走。他不得已，硬是点燃了警示火车的响墩，才把狼吓走。解放后，张维屯车站由绥化铁路分局派人接管。先后有王化南、范抱全关士伦、高文波、吴绍先、韩庆堂、曲凤鸣等人当站长，从绥棱来的孙文学也在张维屯站当过副站长。
张维屯车站在建国后也建立了党组织，王青林、范抱全、王久维、赵柏舟、邢凤阁等人先后任中共党支部书记，主管车站职工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任支部书记的的几个人都是兼职，其中王清林是工区工长，范抱全是站长，王久维是作业所主任，赵柏舟是货物主任，邢凤阁也是工区工长。工区，是负责铁路的维修养护巡视的。货物处，负责办理发运接收各种货物。养路工区在修道时，十几个人用撬棍撬动铁轨，校正位置，为了用力一致，也喊号唱歌。货物处一般有两名专门掌握大秤负责称重的，叫做司磅员，货物主任一般往往是主任司磅员。
那时的车站内的单位除有货物处、养路工区之外，还有装卸作业所。这支队伍人数较多，最多时达到六十多人。张维屯装卸作业所是由解放前的张维屯脚行转过来的。1945年之前，张维屯脚行就存在了。主要工作是装卸甜菜、木材、粮食、煤炭和其它大宗货物。由绥化铁路分局车务段的货运队负责管理。先后担任张维屯铁路作业所主任的有窦宝信、刘伟、王久维、董天一等人。记得那时，来考装卸工的人，要老远接住两个麻袋扛。抬大木头，十个人抬不动，下来两个人，八个人抬。还抬不动，就再下来两个人，不添人，减人，就是让你使出原劲。抬木头，大家喊着号子，“哈腰起啊，起步走啊，撑住腰啊，别泄气啊……”统一步调，上翘板，装车卸车。那工作真累得很啊。1960年后，作业所就解散了，工人都被分配到其它铁路部门工作。
张维屯那时的大部门还有粮库，负责收、管、运各种粮食。粮库先是在我们那片住宅区的东面、装卸工刘正的家和车站卖票员朱绍先老朱家大厢房的房后，他们的厢房门是向西开的。后来粮库移到火车道南道东，大约在1963年前后，就移到了火车道西了。那时，火车道西的水荡草塘基本就淤平了。
张维屯粮库收粮的范围很广，1956年以前，四方台、民吉以北，绥棱以南，火车道西、望奎县东部的一些乡镇，还有新生、联合三井的许多村屯，都得往张维屯送。因为只有往张维屯粮库送，才方便用火车运输，大约有十来个乡镇。那时，根本就没有汽车运输。
那时送粮叫送公粮。那送粮的农民，真是苦透了。十冬大腊月，一走五六十里路，有的走一天一宿。那时是大铁轱辘车，五匹马拉，一匹辕马，两匹传套，两匹副驾。那时道也不好，车也不行，大铁轱辘车车桄榔桄榔地也慢，拉的粮食又多，十分艰难。那时都是泥土道，不上老冬，就送不了粮。马车的铁轱辘，一滚时轧轧直响。车的后辕栓一个竹子筒做的油葫芦，里边的黄油是来给车轴叫油的。那时的农民，送粮时只能揣几个苞米面大饼子，咸菜嘎达，还没水喝。渴了，也只能捧几捧路边的雪吃。顶上的不干净，就用手巴拉巴拉，吃下边的。那时的冬天冷啊，进了腊月一般天天都是零下30—40度，农民们穿着牛皮靰鞡，戴着大狗皮帽子、围上大围脖。有一点条件的就是羊皮袄、羊皮大衣，抗风，冻不透，有的借同村别人的穿一天，一走一宿，那真是披星戴月啊。赶车的老板子，总坐在车上还不行，冻得受不了，过一会就得下来跑几里地，让身子暖暖，再上车赶，走几里。跑得出了汗，一上车就又冻透了。到早晨最冷的时候，个个都像是挂腊的雪人似的，全身都是霜。不仅如此，到了地方，还得排号，长长的车队常常一排好几里地，一等就得好几个小时。那些老板子、掌包的，冻得在地上直跑，来回跺脚，根本站不住脚。粮库只有两台地衡（大铁秤下到地底下，马车赶到上边称重），一台进去过重车，一台出来过空车。所以，缷粮特别慢。甜菜站也是个大部门，农民送甜菜，和送粮一样，也是那样辛苦，那样遭罪！但是，那时候的农民，解放后有了自己的土地，已经是别无他求了，所以从未有什么怨言，对国家就是那么忠诚。要不就说，中国的农民啊，真是好样的，没比的！
甜菜站，与粮库挨着。送甜菜的程序和送粮一样，一到十冬大腊月，甜菜场的甜菜堆得成了山，好几个大堆。都得让装卸作业所的工人，一筐筐扛着上翘板，装上车，往哈尔滨糖厂运。除了上学时间外，我就起早贪晚地去甜菜站拣柴禾，把送甜菜农民扔的墊车的稻草、麦桔、苞米杆、麻杆、高粱杆等收拾回家当柴烧，那时我就已经上了小学了。
张维屯小学的位置，是在镇的紧东头。1936年前，张维屯已有了私塾。后来，也按着伪满当局的“指令”改为“义塾”。因为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学生一直寥寥无几。1945年之后，学生虽然稍有增加，但由于大多数农民没钱，无力供孩子念书，学生依然不多。1949年之后，根据绥化县教育科的指示，将张维屯小学确定为“绥化县第六完全小学校”，首任校长由县内知名人士、民主人士、首届县政府委员白文成担任。二年后，白文成调回绥化，校长由王锡三接任。由于刚刚翻身的农民都希望让孩子念点书，学生数量大大增加，学生的年龄差距也大，同一年级的学生，年龄相差好几岁，多的将近十来岁。张维屯附近四乡（三井、新生、联合）孩子都到这个学校来上学。我刚上学时，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就只好搞复式。学校由南北两排泥草房构成，周围都是杨树，两房之间是大操场，初小在北边朝南，高小在南边朝北，校长室、校务处和教员室在北边的房子。后来在西边又建了几间厢房，也是泥草房，做音乐室，在那里上唱歌课。那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阶段。初小升上高小的学生少极了，一大多半学生考不上就回家务农或找工作了。那时的老师，年纪差别也很大，有个小马老师动不动就让年龄大的学生弄哭了。王维、滕沛、李千、徐福增、崔忠孝、张俊、李树森、姜玉清、姜玉珍、石守仁、马景新、杨兆兰、刘永明都是这个学校早期的老师。后来，又有汤孝先、石宝昌、褚景富、沈晓波、马小童、曲行端、汤光大、董明会、刘景春等老师入校施教。到了1958年之后，学校就有了更大的规模，学校也改名为“绥化县团结乡中心小学”
张维中学是在1958年2月建立的。我们是1957年7月6日小学毕业，没有几个人考上初中。我们考上初中的，9月7日到四方台中学报到上学，坐一站地的火车。我们那届一共有四个班200多名学生，分别是21、22、23、24班。那时的四方台中学在大西岗，吃饭却要到东边的镇里去，因为学校食堂在镇里，要走20来分钟的路。宿舍是大通铺。放寒假过春节后开学了，刚到学校，学校就开大会宣布分校，各个公社都办一所初级中学，初一和初二的学生都一律回到本公社上初中，我们就又回到了张维屯，当上了创校生。随同我们回张维屯创校的老师有袁文阁、付正大、谷风、邵春德、刘岫山、范喜军六个老师。我们师生动手，自建校舍。后来，又有付淑珍、王玉珍、高国信、刘永明、韩潮、尹海、张荣、张公壁、薛明信、汤光大、刘永明一些老师，也到张维中学任老师。1958年末，县里派了吴铁军到我们学校当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袁文阁任教务主任，刘岫山任教务副主任。1959年初，张维屯中学改为团结中学，1960年我们初中毕业。
在我们那届团结中学的毕业生中，有几个人考上了绥化一中高中，其中我和孙永奎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大学。他考取了北京铁道学院机车信号系，我考进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那就是说，从1945年到1980年这35年的光景中，张维屯能上大学的，仅有我上一年考上大连工学院机械系的滕伟业，我下一年考上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的李秀本，我和孙永奎我们4个人。
张维屯在建国后所发生的大事，有些在记忆中比较模糊了，也有些记得还比较清楚。
张维屯的土改运动，进行的是很彻底的。在记忆中，周围的地主大户有二井子的縢绍九、三井子的程祥、八井子的朱承玉、九井子的鞠殿阳、头井子的王巨等。只有縢绍九因罪大恶极被镇压。我记得有一次在张维的街里开的斗争会，当时有人抱来了一大抱镰刀把，放在了被斗人的面前，被斗人跪在地上一排，十来个人。来斗地主的老乡和群众排成一行长队，轮到了谁就去用镰刀把对所痛恨的人打几下。我的父亲是使用自己的皮带打的是我的姑老爷（我母亲的亲姑父）袁宝三。我揣想，也许他是出于“公而无私”的心理，也许是太恨他了。因为在我父亲出劳工后，张维屯跑毛子（苏联军队中军纪很坏的散兵），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到他家去躲避，被他赶了出去。袁宝三在伪满时曾当过几天伪镇长。他本来是个医生，但他很傲慢，人送绰号“袁大架子”，被斗后，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我的母亲就让我的哥哥偷偷地给他们送点小米、蔬菜之类的东西，可见母亲的宽怀大度。有一次，我去他家趴着门缝偷看，我的姑老儿正在给他换药，他疼得呲牙咧嘴的叫唤着。
1948年初，分胜利果实。我家也分到了一份。是三挂房架子，还有几根檩子；一头母牛，一头牛犊；还有一台摇把上发条的留声机、连同十几张唱片。那头小牛犊长得虎头虎脑的，非常可爱。后来把那头母牛卖了，把小牛犊留下了，我和我的弟弟负责放牛。小牛犊后来也卖了，据说被他们杀掉卖肉了。我后来听说，觉得很可惜、很心疼。
我刚上学那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那时，人民纷纷表达了对战争和侵略者的痛恨。当时有两幅画在我的记忆中最深：一幅是一名女少先队员，歪着头，怀抱一只和平鸽，题词是“我们爱和平！”另一幅是一个母亲躺在血泊中死去，房子被炸得一片狼藉。天上的飞机还在俯冲轰炸。母亲身上的孩子在吃奶时被吓得抬头哇哇大哭，母亲的乳房袒露着。记得当时张维屯的群众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家家住户的门上，都挂着副门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决心、斗志和无畏。当时，人们互相教唱《王大妈要和平》，到处都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看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当家的中国人民，是谁也战胜不了的。很多青年踊跃报名，积极参加志愿军。
1953年，我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了。那天，我们的老师杨兆兰刚进课堂，就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请大家把红领巾摘下来，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那时，我们虽小，但也知道斯大林是很了不起的伟人，因为我看了好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画本。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时，我们已经是初中二年了，正是张维屯中学建校那年。
那年，县委、县政府组织了一个农业检查团，我参加了那个团，是给检查团打旗。检查团是县委书记、县长张文棠带队，一些县有关干部参加，是一个人数不少的大队伍。到哪个公社，公社的主要领导当然要伴随检查各大队、各生产队。参加的还有当时媒体的记者，《绥化报》的名记者王明时，也是检查团成员之一。检查团是一律步行，从张维屯出发，步行到新生、联合等乡镇。那时，新生、联合、三井三个乡镇都是团结公社所属。有一天下午，王明时到玉米地去小解，出来后，手里拿着一根比他还高的大蒿子，让大家看，公社书记卞永宝，立刻满脸通红，，他立刻叫人把那个大队的书记找来，当场就把他罢了官，撤了职。回到了张维屯，我们休整了一下，接着又出发了。在休整中，有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当时，在食堂吃饭，吃的是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当时，没有专门的服务员，临时把在镇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女的请来，给大家盛饭、端菜。其中一人我认识她，她叫高俊荣，是当时张维屯在相貌、文化、举止等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她的父亲，就是和于瞎子一起开小铺的髙老坦儿。她给我盛饭时，一看是我，眼里流露出奇怪、疑惑、不解的的眼神，意思是说，我怎么会在这里，但她还是把饭盛给了我。不过，我分明看出了她的不愉快。
张维屯也有一些事，让我记住不忘。
1951年，我刚上学，我虚八岁，不满七岁。那年秋天的10月21日，我们学校没上课，都被组织到黑鱼泡看枪毙胡子头佘子良。佘子良当胡子头，不仅残害百姓，而且抢男霸女，罪大极恶，民愤很大。那天，是初冬，天很冷。我因当时年纪太小，老师怕吓着我，没让我去，给我放了假。我的哥哥也跟老师说我太小，不让我去。当时，我在十字街前看见，前边是两匹马拉着的一架马车，平板的，上边是几个人押着五花大绑的佘子良，嘴里塞着棉花，过去了。后边也是一架马车，车上坐着有关工作人员，向黑鱼泡方向去了。那工作人员中，我还看到了我三姑姥家的儿子宋国志，他那时已参加了工作，在绥化县公安局。他的姐姐小名叫“小九子”，我小的时候，她没少抱我。那首《白毛女》中的“北风那个吹”，就是她教会我的。我哥哥他们回来之后，大家纷纷议论着这件事。他们说，第一枪把佘子良打倒了，但没有死，又打了两枪，把他的头打碎了，血浆和脑浆喷了很远。他的老婆借了王大果子匠的儿子王国安的小刀（我一个班的，年龄比我大两岁），把他的较大的脑髓块弄回来，装回脑壳，把头骨盖也弄回来盖在他头上原来的地方。完了，她把小刀还给王国安，王国安说不要了，她就扔了。他的那个老婆，就是他抢来的。1980年以后，我在绥化县乡企局工作，常常下乡到张维屯，和那个女人的原配丈夫老杨发常常在一起扯淡，有人逗老杨发说，你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住，让佘子良给抢去了，真丢人。老杨发笑嘻嘻地说：“给钱了，给了点钱……”看来他对佘子良没有太大仇恨。
张维屯也有一件事让我很受刺激。就是我的恩师谷风之死。
谷风老师是个学问很高、知识很广、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老师。他在四方台没教过我，回张维屯后，才接触。他年轻的时候，很有抱负，立志从学，苦读诗书，不懈努力。我读过他的一些诗作，其中，有一首是《述志》：“满车皆甩扑克牌，我读诗书何悠哉？酬伸酬志为报国，目视云天励心怀”，表达了他的胸怀和志趣。但他的性格也过于直率倔强，大有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之气。记得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曾和他讨论过岳飞的《满江红》。我问他，岳飞既然知道回临安必死，为什么十二道金牌召他回京他还回去。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忠君就是爱国。岳飞既然许下以死报国的决心，那么，他心知回京必死，也就十分从容了，我俩当时都唏嘘不已。他也很欣赏我，我的作文，他总是做为范文，在全班评讲。每一次上作文课，我都十分高兴。当他颇为陶醉地读着范文时，我知道那是我的杰作，所以我也沉浸在陶醉中。但是，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下午都迟到了，上语文课嘛，几个同学站在教室门口，我在最后边，他半天没抬头看我们一眼。突然，他大声地问我：“康有山，你居高临下，在藐视谁哪？”当时我就心知肚明，他是在用我当马谡，要挥泪“斩”我。果然，他大声呵斥我一顿之后，别的同学，他一声也没说，顺顺利利地放他们进屋上课了。我一声也没吱，过后，同学们都夸奖我的大度，我也特别自豪，确知了我在谷老师心中的分量。
谷老师的老伴不漂亮，没文化，也不太讲究。他们生了三个孩子。他老伴先去世了。长子谷春生，早参加工作，在大兴安岭一带当公安员。次子谷春江中学毕业当了兵。还有个女孩叫谷春英。谷春江转业后回来后，也当了教员。他找了个对象，因为年龄小得多，谷老师就不同意，但也挡不住他。后来他要结婚，向谷老师要钱，谷老师从彆他的心理出发，就不给。那晚上，他从他对相那里回来，又来要钱，谷老师已经睡下了。他看谷老师不理他，就上凳子上把电线接上了，然后就把电线的另一头缠到了到了谷老师头上，把谷老师打得翻滚几下就被电打死了。谷老师的女儿在她的床上一睁眼，看见了，吓得大叫一声，他立刻就蹿上去掐住了他妹妹的脖子。他妹妹苦苦哀求说：二哥，我绝对不对外人说，他也不答应，到底狠狠地把他的亲妹妹掐死了。然后，就跳墙跑回他对象那去了，并且反锁了大门。
这件事，我觉得无比震惊、悲哀，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时候我正到张维屯去出差做工作，公安局的副局长胡国勋带人在那破案，赶上了这事，我本想去看看谷老师，胡国洵劝我这时候就不要去了。破案时，办案人员向谷春江了解情况，因他有嫌疑，暂时把他控制了起来，他为了不被发现，给他的对象递纸条，被发现，很快就破了案。破案后，公安局通知了他的哥哥谷春生，他哥哥回来后，在火车站就被公安局把他的枪给缴收下来，怕的是他因激动出事。
团结公社的首届公社党委书记是卞永宝，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张维屯对他的流传和故事很多，我没有核实过真假，但当时似乎是家喻户晓。
卞永宝早年跳过单鼓（即一种迷信活动），在土改时表现突出，被吸收入党。1957年之前，潘树仁当区委书记，他是副书记。当时，张维屯是绥化县第十区。1958年初，潘树仁调走，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张维屯和联合、三井、新生四乡镇成立团结公社，他当上了团结公社第一任书记。那时的团结公社，一百多个村屯、一万多户居民、数万人口，几十万亩土地，责任和权力都是不小的。
他有几件事人们传的很厉害，经过在流传中的加工，很有戏剧性。他很愿意看二人转，一有功夫，他就去。他感觉自己是那么大的领导，怎么办呐？所以，每次去都带好几个人，在前排弄一张桌子，桌子上总得摆上瓜子、香烟、糖果、鲜瓜、梨之类，也有沏的茶，边看边吃喝。他戴着一顶巴拿马礼帽，手里拎把扇子，挎一支大肚匣子枪，看二人转时，把帽子一摘，放在桌上，大肚匣子枪也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露着半秃的头，敞开怀，边看边煽扇子，那样子和现在电影里的土豪、还乡团长差不多。看得高兴了就喊上几句，有时觉得不够刺激，就大喊“粉点！粉点！”（就是把调情话再说得露骨一点）。
他要上绥化县里去开会，赶火车没赶上，正好，有一列货车在那里停着，头朝南，他一看，是往绥化开的，没多想，他就上了货车的守车。不一会，车长回来上了，一看他在守车里，就把他撵了下去。他边和车长撕吧，边吵、边大喊道：我是张维屯的书记卞永宝！车长说，你是谁也不行啊，真就把他弄了下去。他一看不行，急了，就又往车上蹿，车长边拽着他，边摆旗开车，他更着急了，便爬到车下，用肩扛着守车火车后轱辘，大喊：“车是你的，这地皮可是我的”。大家觉得，在后边扛后车轱辘，太滑稽了，太逗人了。
据说，有一年的清明，他要回家去上坟，那次他正在绥化。因为离家远，没有方便的车，就死皮赖脸地要借县里的小吉普车用一下，那时，县政府也只有这么一台旧吉普车，1955年之前，连县委书记张文棠下乡路远，也只有一匹马。县里管车的人一看堂堂的卞书记张嘴了，也就答应了。当司机拉他到了他家的村口时，他紧着催促司机“按喇叭！按喇叭！长点，长点”意思是造造声势。然后，他又叫司机慢点开，打开车门，他伸出身子，脚踩车踏板，拿出大肚匣子啪啪朝天开了三枪，然后大喊“我卞永宝回家来祭祖来了”。很有“衣锦荣归、富贵还乡”的味道。
诸如此类传说不少，还有一些什么“团结民祥，一片汪洋，请求县委，快快帮忙”之类的传说，是说那年绥化涨水，他为了邀功，用电话向县委撒谎、报假情况（团结民祥是说团结公社民祥大队）。
卞永宝后来被打成坏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进了监狱。“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冤假错案，他多次到市里上访去找，我也接待过他好几次。最后，市里经过研究，给他按着政策平了反，不过是最后一个平反。
张维屯出生的、职务很高的的人物不多。我所知道的，就是开肉铺的老孟家，他的儿子孟庆恩，参军后一直在军队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知道了孟庆恩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检察院的副院长了。他参与了审讯“四人帮”的工作。这个人我不认识，他走的很早，但我认识他的姐姐，因为那些年她常在张维屯出现。
还有在1947年曾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当时张维区区长李俊卿，随军南下后到退休时，成了副厅级干部。当年，他当区长，常上我家去，我父亲当时是武装部部长。他随军南下时，我父亲正在闹病，病好了就干了别的工作。
在抗美援朝时，我们附近去了好几个人，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有曹巨生、李相臣、王玉生、高文生、刘耀庭。其中，高文生在朝鲜战场牺牲了。高文生家就住在我们那个院，她的女儿小高丫比我小几岁。我们小时候常领她玩，她很乖。
这是我所知道的张维屯，一个我已经离开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故乡。
张维屯沐风栉雨一个多世纪，历经了沧桑浮沉，它从小到大，目睹了一个多世纪的兴衰荣辱，现在，它已经开始走向了新的历程。忆起故乡，我常常都是心潮澎湃，感慨无穷。因为它牵着我的太多的童年记忆，伴我渡过了童年和少年日月，所以我时刻地都在牵挂着它。我盼望在未来的时光中，它能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更好，这是我衷心的期待，也一定是所有张维屯人的愿望。
康有山2013年10月26日于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