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老师刘松年

刘松年是我读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他长得高大魁梧，脸很胖，面色黑红，穿着朴素。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之所以还能清楚地记住这样的形象完全源于他的讲课和板书的出众之处，从而深化了对他的印象。

刘松年老师讲课时，总是在每句话的前面发出几个“哦”音，并且“哦”声拖得很长，拖出了他吃力的神态。刚走进高中语文课堂的我，听了他嗓眼里挤出的那几个“哦”音，很担心能否有力气讲完一节课。他的板书极有个性，在深绿色玻璃黑板上写字时，粉笔捏得很紧，下笔很重，不连笔，书写速度快，黑板发出的“梆、梆”声很响。这样讲课，这样板书，他显然要付出很大的力气。往往他只讲一会儿课，额头便冒出细密的汗珠。听第一节语文课我就心存疑虑，这节课他能讲下来吗？

但是那一节课他讲下来了，一周的语文课讲下来了，一个月的语文课讲下来了，一学年的语文课讲下来了，一直讲到我高中毕业。三年时间他说出多少个“哦”？无以计数。而他的板书呢，粗看不活泛，细端量，那字一笔一划，笔架结构均匀，极少有连笔之字，笔划到位，即使是一个点，也都点在应在的位置上，字迹清清楚楚，排列均匀整齐等距，一目了然。

刘松年老师上课绝无废话，把时间全用在讲课上，课时掌握得非常准确，往往他讲完该讲的内容低头看腕上的手表时，下课的铃铃声就几乎同时响起。然后他轻轻吐出两个字：“下课”，转身离开教室。唯有这句简短之语，他未加“哦”音。

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喜欢上语文课，文科成绩一直领先于其他科，对语文老师一向比较关注。我不止一次地想，同站讲台，刘松年比其他老师是累多了。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若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我们顺顺当当高中毕业，不管我是否能考取大学中文系，或许就不会有这篇文章了，至少我不会对刘松年老师有愧疚之情。但是，就在离高考还有个把月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了全国，高考停止，我们这届只差一步之遥就进高考考场的毕业生就地闹革命，以笔作刀枪，与全校师生一起参加运动，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在校园里口诛笔伐黑帮；与对立派唇枪舌剑争斗；进而杀向社会，两派对垒，把个小县城搅得乌烟瘴气，直至被赶回教室复课闹革命。

大约是两大派联合时的一个阴雨天，我在曾作为校团委的一间办公室编辑战报，有人叩响了房门，与此同时还传来“哎哟”一声。我推开门，见是刘松年老师。当时两大派互相打砸抢。为防备办公室门被撬，我在门板上用细细的铜线暗布了“电网”，裸线一端接到天棚上的电灯火线上。天气潮湿，不消说碰到隐藏的裸露铜线，即使摸一下门板也很不受用，触电的一刹那，着实突兀吓人一跳。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开门如何规避危险。刘松年老师显然是被电着了，只不过没甚大碍。

刘松年老师是来找事情做的。运动初期，在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见不到刘松年的署名，在后来的派别辩论和武斗中，更看不到他的影子。他现在站出来参加运动，足以表明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现在看来，那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冷静！

我那时在所谓的造反派自封编辑，主办油印版《东方红》报，便叫他抄写大字报和誊写文字材料。我看见，他落在大字报上的毛笔字，还是像他的板书和我作文本上的评语字迹一样，一笔一划，依然工工整整。

那些日子我心似有不安。他是我敬重的老师啊！我怎么能在他面前妄自尊大？他那手中的笔，本应该在教案上耕耘，在黑板上为我们解惑，在我的作文本上勾画波浪线续写称赞和鼓励的评语，此时却听我指挥写些批判文章。历史怎么开这样本末倒置的玩笑？

好在不久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紧接着毕业生得到一纸草率的毕业证书。离校时，我从刘松年老师那里借了本《古代汉语》，记不清看了多长时间，回校把书还给了他。自此，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位认认真真讲课，认认真真写字，认认真真做人的老师。

去年我在网络上看了吴过写的《红卫兵档案》，自己在文革时的经历就一幕一幕映现在脑海里。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一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身临险地，到学生的小山头毕恭毕敬地听任使唤，怎能不叫今天的我愧疚不已？我多想向自己敬重的老师说声对不起啊！

然而上苍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去年拜访母校的一个美术老师时，他告诉我，刘松年老师已经因病去世多年了。

缅怀往事，美术老师说，刘松年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对待工作，都令人钦佩不已。一次学校开展向灾区捐献活动，他在每月51元工资的条件下，一下捐出20元。美术老师还说，他亲眼目睹了刘松年老师备课的严谨、教学的认真，他做的教案不仅内容详细扎实，文字书写工整，而且连页面的边距都十分讲究。那教案装订之美观，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连从事美术工作的他都佩服不已。最后美术老师不无遗憾地告诉我，那年评特级教师，连省里下来的评审人员都对着讲台上的刘松年扼腕叹息，如果没有口齿病，这个荣誉称号非他莫属。

师生相处5年，我对刘松年老师知之甚少，人走了，我才把自己所知和听来的二三事铺展开来。用愧疚换来的是成熟。看一棵大树，需要抬头，解读刘松年老师，得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