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随想－－－关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些思考

夏日的秦岭是避暑的绝好去处，站在高耸的山巅，遥遥望去，蜿蜒的黄河似乎被大自然浓缩成一条白色绸带，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油然而生——似乎整个人类历史也被浓缩在这一刻。

盛景华山，邀友对弈，在玄妙的黑白世界里厮杀：沉思一超越，每个人都会悟到“围棋，乃哲学游戏也。”——什么“个人与社会（个性与理性）”的等等关系，都可以在棋子的不断变化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人与社会，本是一个浑然的整体，是不能割裂的。——所谓：“天”、“人”是“合一”的。

一

从东西方文明孕育和诞生之日起，两种生活形式和文化就有了明显的差异：生活在东方的中国人，多数过着稳定的群居生活，它属于农耕文化的范畴，而西方人则较多过着流动的、独立的游牧生活方式，使之形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习惯。从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的出现。

身处稳定生活空间的中国人，观察、思考问题的方式比较从容。这种思维多从整体出发，多从问题的各个方面去综合地认识某一处事物。所以，东方思维多强调“悟性”。西方人则不然，他们的思维多从局部的已知因素出发，去认识问题（事物）。故，西方思维讲求“分析”。

二

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衣赖的，相互促进和发展的。它又反作用于大自然，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群体与之相适应。

特定的自然环境——广袤，平坦的土地，悠久滔滔的河流。致使中国人只能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系在土地上。自然而然，种植业成了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天时”成了主宰他们命运的神，经过世世代代的观察积累，他们深深懂得：一个民族族，要想长久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存空间。肆意地惊夺和破坏，只能给给自己带来贫穷和灾难，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因此此有古圣贤说：“天地万物与我共生，类也，类无贵贱”，“万物与吾一体”，他他们把宇宙天地推崇为父母，认为“万物皆吾伙伴”，主张“天、地、人之才等尔耳，人岂可轻”。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人具有与天地同等的地位，人同大自然及社社会，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是不能孤立去看待的。

西方文化的因子中，是缺乏中国文化中这种特有的“理性”意识，而多“自由放放任”，并把这种“自由放任”称之为“人权”。换句话说：欧洲文化注重个性意意识，推崇“自由竞争，个性得益和自我中心”，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然的关系，视为对立。在维系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时，中国社会靠道德约束束，而西方社会只能靠法律约束。

在文化思想的认知水平上，就表现了这一点：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则推崇“神人合一”。最早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中国的哲学之父——老聃，而西方最早鼓吹“神人合一”思想的，只能是一个宗教领袖——耶酥基督。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还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是万物化生的普遍法则，是顺行造化之常道。与之互逆的是张伯端论述的“归三为二，归二为一，归一于虚无。”这是根据老子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复归于无极等演化发展面来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也描述了正反顺逆的变易过程，顺为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人）的宇宙生化过程。逆为：万物（人）——五行——阴阳——无极的万物复归过程。这种顺逆过程共同构成了宇宙间事物生生长长，衰衰亡亡的不断的发展过程。

这说明，老子的理论体系不但提示了大自然的运动变化，也提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甚至人与人自然的关系。

三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丰富、深厚和博大的。它是人类文化中最丰厚、最宝贵的遗产。

“天人合一”中的“天”，不但泛指大自然，人类社会，也指一个小的社会集团和个体的人的某一身体统系。因此，“天人合一”思想，既包括如“大自然（宇宙）——人类——人”这样的大系统，也包括“人类社会——社会集团——个体”这样的亚系统，以及大周天，小周天这样的微循环系统。把每个系统都看成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它构成了一个发展的动态平衡整体，并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这样的特征：个体与群体的一体化……（个体的价值是在整体中实现，整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显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理性主义”的。

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政治诸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匮乏，一些大中型生产工具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共有。所以说，“一夫一妻”尚不能独立地组成一个社会实体——家庭。于是，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大家庭的存在就不足为奇了。——春秋战国后出现的秦王潮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实质上也是这种经济实体的外延。——中央集权制政治格局的确立，就是这样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只有“中庸、和谐、宽厚、谦逊、合一”的大文化思想观，才能与之相适应。

秦汉之际，新儒学思潮的集大成者——董仲舒，为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孔丘和前人的哲学思想，推演出以“天人关系”问题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三纲五常”随之确立了。从而，为汉武帝时代的强盛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从更深层次去看：两汉之际，儒学能升之为显学，不仅是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而且是老庄子及诸子哲学为潜在的思想基础的。至少，在汉初，文景时期，“黄老之学”，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在封建传统文化中，没有“道家”及其诸子哲学的思想作为理论支柱，它是不可能独立地存在下去的。换句话说：“集权——中庸——无为”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文化这段时间思想体系.

“儒学”在汉代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之后，老庄、黄老之学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弘扬，扩散，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特别是隋唐、宋元时期，儒、道、佛思想的大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趋于成熟。——传统文化的群体意识不断加强。同时，还在不断地补充进新的文明因子：安息自然、中庸和协、淳朴务实、吃苦耐劳、自强不息、锲而不舍……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是高度“有序”的“理性主义”的群体文化。也只有这样的文化结构，才能保证黄河文明的源远流长。

但是，“物壮则老”，“物极必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传统文化，过多的强调了群体意识。无疑，它自然不自然地削弱了个性意识，甚至窒息，戕杀了人的个性。

以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到明成祖的“东厂”组织等历史事件的出现，传统文化“整体”，“集中”的积极意识逐渐渗透和扩散进了“专制”、“独断”的消极意识。导致保守的、依赖的、苟安的、反动的文化因子的产生。从而，造成丰满的传统文化的机体的萎缩。

——15世纪，西方社会的大部分统治者都已经认识到：“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因此，他们积极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国内秩序和非独专行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商业贸易。但，在同一时期的明王朝统治者关心的却是自己的权利，世袭和地位，不但不支持私人资本的积累，反而经常性地不收商人的财产。甚至，郑和开创的海外贸易也被终断了。

——15世纪—18世纪，欧洲的毛纺，金属冶炼、采煤、造船等手工工场纷纷出现，海外贸易迅速兴起。而在中国，曾经贯穿南北水运的大运河日益被污泥填没，鼓风炉和焦炉变逐渐被官方废弃了。

——当牛顿，莱布尼滋创立“微积分”，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已经带动纺纱机，普鲁士已经普及义务初等教育。王夫之，顾炎武还在兴致勃勃地研究“程朱理学”，农业生产还固执地停留在“牛拉犁耕”的水平上，顺治帝正满面春风地给达赖和尚册封佛号。

因此，中国自宋王朝开始，“理性主义”逐渐走向极端，致使政治滑向独断，专制的岐途。文化的变异步入消极、保守、苟安的绝境，所以，导致了中国农耕文化不但被北方的游牧文化所奴役，也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文化所奴役。而且，这种历史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

今天，世界文化的中心的确在美国，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然而，人们只要揭开它的繁荣面纱，就可以看到，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最高水平的美国文化，也同东方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命运相同——开始衰落了。

从14世纪起，到19—20世纪，“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精神上的衰老，已经无力跟上历史的步伐，更不必说推动历史前进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比如尼采、韦伯，对社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满情绪，韦伯的不满，无异于宣言，早在1919年的时候，——西方民主制度所依为支柱的科学精神已经死亡，至少已经名声扫地……尼采不满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思想带有希望恢复等级制的封建色彩。

然而，这种消极，没落的思想，至今还是西方一些大学里——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许多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它甚至已经渗透到西方部分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等各种方面。

在西方，过去评价人的标准是“道德”，而现在，则变成了“自我价值的创造”。一些青少年为了追求尼采所谓的“心存感觉”，把损人利己看作是“有进取心”，把追求感官刺激、渲泄非理性狂热，看作是追求现代生活。所以，有的青少年因其父母或其他人没有满足他们的欲望而持枪行凶就不难理解了。根美国亚持兰大“灾害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透露：1984年和1985年，美国（民间）枪杀致死的人数是63897人，超过了8年半越战美军死亡的总数。实际上，以宣扬“个性”为传统的西方，从来就没有安宁过一天。新航路的开辟，使得非洲大陆，美洲大陆被掠夺，被奴役，黑人被贩卖，印第安人被屠杀，两次世界大战，直至今天美前苏联的核竞争，使得整个人类都变得恐惧起来……个性的极端发展，是以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为代价的。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变异，需要的是政治宽容，越权行为的限制（即禁止官方的权力滥用），开发被群体社会遗忘的人的个性，把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社会（政治）权利交给“法律”，对于西方传统文化的积极变异，似乎仅仅需要的是加强社会的约束力。当个性——人权问题已经危及到社会群体的健康发展时，再去高呼什么“人权”口号，无疑是一种谋杀和自杀行为。

四

“理”，在东方哲学中通常指原理或规律。“理性”则是西方哲学中的一种看法，不同流派有不同的认识。18世纪后，一些西方圣哲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从“理”与“理性”的内涵来看，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认识比前者浮浅狭窄一些。

“个性”原是一个哲学概念，演变为心理学名词，还是后来的事，洛克对“个性”的定义是：一个会思考的聪明的存在物，有推理和反省并能考虑自我本身，康德的看法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物，并且是有权利的，如果他也有义务，他就是一个人。包恩认为，个性的本质意义是自我、自我意识、自制和认识的力量。费洛伊德却是一个严格的生物决定论者，认为人与社会是对立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自我的一点一点理性也是为了服务于本我的要求。——由此右看出：自霍布斯、洛克、卢梭后，“自我”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在西方几乎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定论。各个流派的哲学们肆意宣扬各自的观点，因而“个性”问题不断升级，逐步走上了孤立绝对的岐途……到头来，“个性”的真正含义被弄得面目全非。

超人哲学大师——尼采，对西方社会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他的思想中表现了对现行社会的强烈不满，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尼采生来个小、体弱、多病（神经系统疾病，晚年患精神病），一生的病难，使他远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一直生活在女人群里（自小同母亲、姑母、姐姐在一起——这里绝没有，也不敢有亵读圣哲之意）无疑，将严重地影响到他对社会的了解和反映。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其极端。他所宣扬的“一个人有最大的生存感觉时就会认为自己最自由”，实质上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反映。

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是一位公认的伟大的心理学家。他的思想和学说对西方心理学，乃至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甚至哲学等等都产生了深刻和影响。因此国际心理学界对他的评价很高。波林曾称赞道：“现在他（弗洛伊德）被看作是最伟大的创设者，时代精神的代言人，是他借助于无意识过程的原理建立了心理学……他在思想领域和了解人类本性的新的技术方面是一位先锋，即使他的概念是在文化的长流中撷取来的，他也不失为一位首创者，他对知识的贡献在于他改变了并带来了成熟的思想体系。”

弗洛伊德的成果对精神病学的临床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一般文化的影响作用也不可低估——其中一个最了然的原因，就是他在研究“两性问题中发生的急剧变化”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本世纪在行为和艺术，文学以及各种娱乐生活中逐渐放宽了对性的限制。而且看来，他对性的强调也有助于他的主张的推广。当然，人们对他也有措辞激烈的批评。反对者认为，他收集资料不系统，并且是在未加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他的观察是不能重复的，根据他的假设难以得出经得起检验的命题等等。虽然，他的理论为心理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途径，但是，他是从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入手的，他的精神分析法及其理论，还有待于心理学脑生理学进行证实。所以说，西方社会把一个还待于科学论证的心理学理论，引入到人类学、文化学、文学艺术和哲学中去，大抵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至少反映出西方社会的机体是病态的。

从文学艺术中也可以看到西方社会的这种病态。毕加索的抽象画，在西方社会享有极高的声誉。但是，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画面却是支离破碎的。这种特点在他创作于二次大战期间的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就不难想象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了，这也是人们从西方现代作曲家中，再也找不到贝多芬、肖邦和德彪西作品中那种“激情”的原因所在。事实上，西方社会里，“个性”问题已经发展成为极端的“自我意识”的病态渲泄。比如，当代西方的一些画家把小提琴摔碎后贴在画布上，称之为“创作”，“乞丐服”被当作时装，震耳欲聋的摇滚乐的流行……相反，在东方社会里，对“理性”的极端强调使“理性”本身已失去了“原理”或“规律”的意义，人们把社会发展的需要已理解为统治阶级发展的需要，甚至个人权力的需要，也当然很难推动历史前进了。

这些，充分说明了“理性”和“个性”的认识，都不可片面化，极端化。不加限制地随意“外延”概念的涵义，只能使要领本身面目全非。“个性”和“理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不能再把它们各自当做一个孤立的事物去看待，去研究。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彼特拉克、哥白尼、莎士比亚、库萨的尼古拉、培根、洛克、卢梭、康德……等人，相继要着“个性”、“人权”的旗帜高声呐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随之逐步形成。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传统文化。当西方社会中“个性”意识逐步与“理性”思想分道扬镳之际，有一个人却异常清醒，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治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显然，这种大思想观与西方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不可能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扎根落脚。

但是，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日益信息化、工业化、整体化、综合化的西方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大思想观”与之相知识相适应，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政治家们，仍就固执的打着早已过时的“人权”旗帜，走向这种大思想观的反面，而把自己传统的文化中脱颖而出的最优秀的东西，当作一只足球，轻率地踢给了遥远的东方——中国。

这个被称之为“大思想观”的创建者，就是那个德国的大胡子：伟大的卡尔。

“卡尔学说”能在遥远的中国安家落户，这实际上是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思想观发生了共鸣——今天“卡尔学说”，已经融合、渗透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角落“卡尔学说”仍然会回到它的故乡，这个日子已经不再遥远：它就是西方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西方人的醒悟之时。

“卡尔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使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生机勃勃的“人民共和国”，古老的华夏人焕发了青春，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神话般地取得了文化，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大踏步前进。

人类既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现代化的大生产、大经济和大科学日益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社会不断朝着综合化、集约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显然，尼采、韦伯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与之格格不入——只有“天人合一”思想与“卡尔学说”，融合在一起的“大思想观”才能与之相适应。

因此，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岸根卓郎说西方文明是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父性型物质文明；东方文明则是自然从型、自然循环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精神文明，根据“文明兴衰法则”可以预见：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无疑是西方文明的黄昏，东方文明的黎明。

这就需要我们在重建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以融进了“卡尔学说”的“天人合一”思想为主体，为重视继承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对当今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也要主动地、积极地、批判地吸收我们需要吸收人类文明中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只有继续保持“汉唐文化”的胸怀，才能赢得这个时代。

今天，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纷纷预测：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经济、科技的繁荣中心将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中国人早已自信地看到这一点，他们正在为这一伟大时代的到来谱着热情的序曲。

居华山，东峰观日出，南峰望云海……极易使我们的思想摆脱世俗的枷锁，产生无限的暇想：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一盘围棋：神秘、玄奥、博大、多变，但万变不离其中——“天人合一”思想是悠悠五千年民族智慧之结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具有如此顽强，持久的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只有登过高山的人，才能真正“悟”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傲岸、雄奇、险峻的华山，巍巍然，壮观之极。——华山，的确是一个好去处。

一九九一年七月稿

二00六年八月再改于渭水之南

二0一三年二月十八日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