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替农民说句话

在我“呱呱”坠地时，母亲就让我睡在装满沙土的袋子里(沙土裤子)，因此说，我是在土里长大的。长大后，上学、当兵、从政，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已有半个世纪了，但由于根生在农村，血系在田野，情思在土地，每当听到看到农村的情景和信息后，便引起对农民的回望和牵挂，进而产生为他们喊冤叫屈的冲动。自己的魂儿还是个农民，作品的根脉还在乡村，乡村是生命经过蜕变化蝶之后苦恋的花园。都市让我们享受了现代的物质文明，可都市的人无根、无我的生命状态，让每个人的生命都不过是一本私人影集，与他人无关，而乡村相对稳定的生命状态让人的存在与力量都能彰显出来，乡村人与人之间才是相互瓜葛着的。如今我们这个时代在为农民剥皮，但不要驱赶村落中的灵魂。乡村是我们这个没有教堂民族的“庙宇”，乡村是一个人口大国生存的“生命的家”。

我在县政府机关工作时，有一次随一个县长到一个乡检查工作，刚坐下来，这个乡的领导便一项项列举农民摊派的项目，他们说着，我用笔记着。回来后，心情难以平静，我把列举的项目整理后，写成了一篇稿子，向人民日报社作了反映。稿子的题目是“摊派项目累累，农民致富何易？”文中说：“笔者最近到一个乡了解到，当前农民负担过重，只七月份，这个乡就有十一项摊派靠农民承担。群众说，我们靠党的富民政策，手里刚刚有了几个钱，就有一百个地方想着。负担这样重，我们哪能真正富起来呢？”

稿子发出去不久，立即引起反响。一天，两位负责信访工作的同志找到我，说是上边调查此事，通知我到县主要领导人那里说清楚。我说，如出现问题由我自己承担，与领导丝毫无关。后来“信访办”到那个乡逐项调查，调查结果与我反映的情况并无出入。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那个乡的农民说：“这下好了，有替我们说话的人啦！”有的说我：“多管闲事，找这么多的麻烦。”也有的认为我捅了漏子，担心领导给我穿小鞋。也有的认为我敢作敢为，如果领导真的给我穿“小鞋”，想为我鸣抱不平。

事过多年，我的心并没有平静。记得从那年以后，中央每年开头都要发一个“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号文件，值得遗憾的是，文件精神并没真正落实，在那里连续又出现了农民负担更为严重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不论领导如何对待我，我是无怨无悔，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我替百姓说了句公道话，如果因此遭到冷遇，倒是我心甘情愿的。

臧克家这样总结中国农民的命运：“小时候，在土里洗澡；长大了，在土里流汗；老死了，在土里埋葬。”

农民问题一直是大问题。官方文章曾披露说：中国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里概念并不明确，因为养活的底线不清楚，吃不饱穿不暖算不算是“养活”？照中国人解决温饱问题的标准来衡量是否有不足？玩数字游戏，向来是对农民的欺骗和愚弄。每年上报农民人均收入成千上万元，而实际水分过大，农民吃了“过头粮”。在夹杂水分的数字上有的官照常提升，这叫“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

农民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待遇到底如何？工人被机器碰伤，叫工伤事故，干部出了事，叫因公殉职，教师出了事，有“保险”作保……而农民给庄稼喷药中毒死亡算什么？农民通过完粮纳税已完成了养活社会的使命，可是他们到老都不能卸套，继续交粮纳税，分摊劳役。他们不能像城市老年人那样退休、离休，安享晚年。每年都有节假日，工人辛苦，领导辛苦，军人光荣，老板光荣，记者光荣。排演节目，宣传报导，致庆道贺，其乐融融，而这些却没有农民的份，属于他们的则是哭诉无门的上访告状和在风雨中耕种的忙碌。

向来，教养，在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好像是读书人，有身份、有身价的人才有的“专利”，像满街叫喊“磨剪子戗菜刀”，喊“破烂换钱”的人就不会有教养，因为他们不会打领带，不懂得吃西餐，听不懂德彪西、门备尔松，他们甚至不知道尼克松与落叶松哪个铺地板更好。可是他们知道不能糟蹋用汗水换来的粮食，他们信奉着父债子还的原则，他们按过手印的白条，就是他们一生的信守，我们看看那些最有慈爱之心的人，把孝道与人道能拧在一起的人，就是我们没有多少文化的祖辈们。他们的教养不是一个人的教养，而是一个民族的教养。

在城市人眼里，农民是“不祥之物”，是祸灾之源，城市人不耐烦地说：“你们农民不在乡下好好种田，跑到城市添乱！”有家报纸发表一篇关于整治社会流通治安秩序的社论说：“近年来，由于农民大批进城打工，使我市的社会治安形势更加严峻……”有的城市在进城路口的牌子上标有“农民进城十不准”，且每一项都有罚款的规定。

农民勉强进了城，也难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重庆纂江彩桥垮塌对死难者的赔偿，当地政府明文规定：除每位死难者家属获得相同的二万二千元精神慰藉费外，属城镇户口的死难者，每人发给死亡补偿费四万八千元，而属农村户口者，只发给二万二千元。在一所城市中学的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向学生说：“如果你们在这三年不下功夫学习，考不上大学，就只好回家当一辈子农民！”由玉林窝案查出的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被捕后，他提出：“愿当农民，将功赎罪”。劳动改造，实质上是贬低和打击劳动者，把劳动看成是工具。负罪的徐炳松，把农民当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和工具。长期以来，农民被死死粘在土地上。广东电视台报道一条消息：在广东省东莞有个偏僻的山村，半个多世纪全村男女老少竟没有一个领到身份证的，由此青壮年没法外出打工，初中生中专也没法上，全部困守在山村。十年前电视台曝过光，十年之后，这里照旧是共和国土地上的“黑人”，这是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事。农民就是贫穷、愚昧，老实无能，任人宰割的对象。他们的负担五花八门。河南省一个农村，在夏季农村税费征收中，竟向本村农民加征3.6元的“告状费”，其理由是因为你上访 ，上级来人调查须由村里招待。并且还规定：3.6元只限告到县，如再告到市、省，则告状费更高。

据报道，某地在一次“扫黄”行动中抓获一嫖客，在询问其身份时，该嫖客自称是某村的农民。办案人员察其疑点，经追查核实，该嫖客是本乡乡长，并不是农民。勤劳善良、安分守已的农民，如果时有丧尽天良者尽向他们头上泼脏水，他们的日子能和平安宁吗？

我国农村是发展文化的广阔天地，真正的造福社会和人类的伟大思想，往往处江河之远而不居高堂之高。实践证明，学在民间，智在民间，民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思想文库和能源基地。在我国的历史上，农民曾参与和创造最优秀灿烂的文化。《诗经》中的《国风》，许多出自于民意的吟者。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便是典型的农耕文化的创造。古往今来，多少农民出身的能工巧匠、民间艺人曾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不朽的贡献，而在当今，农民却沉默了。由于农村文化市场的封闭和萧条，农民很少看到反映农民生活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创业史》、《艳阳天》、《被开恳的处女地》、《希望的田野》。据报载，我国每年要出版长篇小说数百部，但写帝王将相、官场情场、大款佳人的居多，而写农民生活气息的太少。在戏剧舞台和银幕银屏，表现当今农民生活的戏剧电影电视剧也相当匮乏。我们期望这种状况迅速得到改变，在2009年春节晚会上的小品“不差钱”为什么大家喜欢，其原因就是反映了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

当前，农民凡买的都是贵的，凡卖的都是贱的，凡要的都是现的，凡给的都是欠的，凡看的都是少的。诗人艾青曾在诗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处于天良未泯和道义责任，梁濑溟先生为解救中国农民，曾呕心沥血尝试新村理想；费孝通先生曾摩顶放踵“志在富民”，呼吁小城镇建设。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接近乡村就是接近本源。所有现在的贵族和假贵族，所有现有的小资或伪小资，所有现在的城里人或住在城里的人，都不应忘记，你的祖先都是农民！”农民生产方式的落后，农副产品的价格过低，农民负担的沉重，农民工进城的不易，农民耕种打轧、大田劳作的辛劳，农民子女因上学而被迫卖掉家畜甚至卖血的无奈，农民兄弟在以最简单的交换方式计算生活，作为土生土长的我们，面对如此现实，应常回望我们的农民父老兄弟，为让他们笑出声来，想想该为他们说些和做些什么。

我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国家已重视“三农”问题，可喜的是，“农民种地不纳税”已成为现实，农民发出朗朗开怀大笑。欣闻：党中央做出新的决定，将使农业更加富足，农村更加富强，农民更加富裕，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