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置身法外到舍身求法——试论公民法治精神培养之道
让我们先从耳闻目睹的几个实例说起：
一家医院出现医患纠纷，患方陈尸于医院大堂，披麻戴孝、烧纸焚香，引来万人围观，却不向法院起诉；
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肇事方赶忙拿出一叠钞票塞给交警，以求放车走人，却不加紧寻找证据，公正处理；
一些人借钱不还，一拖数年，出借人声言起诉法院执行，借钱人却毫不在乎，大言不惭地声称:“你告到法院又能怎么样？把我惹毛了我一分也不还!”出借人一声叹息，摇头而去。
这些事例在我们身边已司空见惯，耳熟能详。在法治社会为什么不寻求法律帮助？这是因为人们法治精神严重缺失。所谓法治精神，就是对法律的遵从和敬畏，对法治的坚信不疑，对违法后果的清醒认识，把“法”内化到自己的意识和行为中，让法律成为解决问题、调节关系的最后防线和可靠保证。要推进依法治国，就要让法治精神在人们心中生根、开花、结果。为此我们要花大力气去想，去做，去解决与之有关的各类问题，树立并培养出中国人的法治精气神来。
一、随处可见的法治精神缺失现象。
不知法。不但普通群众对法律知之甚少，而且一些党政官员也对法律感到陌生。从悦读的书藉可以看出，大家对政治类、娱乐类、实用技法类书藉很热心，但对法律类书藉敬而远之，觉得枯燥乏味，晦涩难懂，鲜少阅读和钻研。对法律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需要哪一条了才去临时翻检、搜索，平时不作系统的学习和掌握。一些官员犯案以后，以不知法为借口，为自己搪塞和支吾。尽管我国普法工作进行了数十年，但收效不大。除法律工作者外，对法律作系统的学习和钻研者微乎其微。一项微调查显示，一个机关单位40人，通读过《宪法》的人不到5%。我们还发现，绝大部分人打官司都请律师代理，即使案情简单、证据充足也如是，自我辩护者少之又少。这是不知法、不善用法、对法律没有信心的表现。
不信法。不少人觉得靠法解决不了问题，与其“公了”不如“私了”。于是出现了“赖”和“讹”：或纠集众人大吵大闹，让对方难以招架，求得妥协让步；或到对方办公室甚至家里赖着不走，抱腿撒泼，跟上跟下，软緾硬泡，消磨对方意志，最后缴械投降；或将老人、妇女、幼儿甚至尸体丢给对方，要死要活，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对方吃罪不起，只好服软求饶，用钱消灾。更有甚者，一些人信访不信法，不找法院而找政府，从县到市到省直到天安门中南海，静坐者有之，绝食者有之，自残者有之，焚身者有之，场面壮观，行为恐怖。
不畏法。一些人视法律为可有可无，认为权大于法，势可敌法，情能破法，把法抛到九霄云外。有的人闯了祸，立即“拼爹”，甩出“我爸是李刚”，让众人惊悚无比；有的人违了法，立即疏通关系，打通关节，金钱开道，许以厚报，腐蚀法官，妄图降低处分，逃脱责任。有的人善钻法律空子，与法律捉迷藏，东躲西窜，以期避过当事人追讨和警察的缉拿。
不护法。曾有报道：在英国，如果在大街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了一个老太婆，周围50米范围内的人会立即停下来，纷纷指证，给警察说明自己所看到的情况，警察处理起来很顺利。但是在中国遇到类似情况将是另一个样子：要么围观，人越挤越多；要么远离，唯恐连累自己，避之不及。警察了解情况、搜集证据十分困难，处理起来很吃力。笔者曾接触一个土地纠纷案，搜集证据时，即使是土地拥有者，即利益既得者，要他们提供证据，他们也不肯写一个字，更别指望当庭作证。他们是怕殃及自己，得罪他人，案子处理极不顺手，使得侵权人用心得逞，受害人权益得不到维护。
不用法。在大街上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个人骑车不小心剐蹭了一下而发生口角，产生矛盾，双方本可互谅互让，自行消化，各自走人。但你会发现另一个奇观：得理者不饶人，输理者不屈人，双方越吵声音越大，从脸红脖子粗到破口大骂，再到肢体冲突。这时矛盾不可调和，可以打110，请求警察出动。但双方拿起手机，不是打给警察，而是叫来亲戚朋友，帮腔助威，壮胆作势。须臾，一帮人气势汹汹加入，辱骂推搡，大打出手，直至局面不可收拾。围观的人压断半条街，乃至惊动政府，出动警察维持秩序。一个小小的矛盾因为既不自我了断，也不求助法律解决，导致事态扩大，带来严重后果。留意一些案例，发现许多人“犯事”，其动机极其慌谬可笑，都是素质低、不懂法所致。
上述现象涉及的只是普通人、小案子，但在一些大案、大人物身上也端倪可察。
二、法治精神缺失折射出的社会憋端。
法治精神缺失反映出社会治理存在缺陷，公民人格结构不健全，法治未能成为社会的主导方向：
执法出现偏差。一些人不信法、不用法，主要认为执法不可靠。法官不能秉公执法，易被权势、利益、民粹等因素所左右，可能被枉判、错判、屈判，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惩处。有理有据的一方拿不准会否赢得官司，无理无据的人更可能耍横弄歪，一切充满不确定性。于是，彭宇扶倒地老人却遭讹被法院判赔45000元，呼格吉勒图报案却被法院判处死刑等等，让人们无比悲愤、心寒。同时，法律解决问题，需要立案、取证、调解、庭审、判决、申诉等一系列环节，过程漫长复杂，费时费力费心，还可能导致证据消失、勇气受挫等，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比比皆是。于是人们不愿打官司，不想坐公堂。同时，由于受“和为贵”思想所囿，一些法官患上“调解依赖症”，接到案子动辄调解，一味劝说妥协退让，最后双方取和，案结事了。一些人就认为与其花钱让法官调解，何不自我了断？打消了依法解决问题的念头。
义利关系颠倒。曾几何时，中国是个重义轻利的国家，当义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舍利取义。但现今发生了倒置：一些人宁顾利而忘义，利字当头，甚至为利而丧失人格。在交通事故和工伤赔偿案例中常常发现类似情况。交通事故造成伤亡时，当事亲属在处理过程中特别关心赔偿。为了争得最大或超额赔偿，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达到目的。在赔偿完成后，对肇事方的违法行为、责任追究、案件审理、最后判决等毫不过问，多数不愿出庭作证或追究刑事责任，更没考虑过对方过错究竟在哪里，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在处理工伤案件时，只要责任方足额赔偿，就可以放弃追究其他责任，从而使案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次进行深究细理，从而放弃了义也放弃了法。
宽容态度稀缺。在中国的价值观念里，对一个人的评价自上而下普遍存在“对”“错”格外分明的心理。一个人只有完美无缺才受到追捧，受到称赞；一旦有了瑕疵，特别是有了错，违了法，犯了罪，便从此受到鄙视，遭人白眼，打入另册，断送了前途。其实世上要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十分困难。美国总统肯尼迪也说：“世上有大墙内的囚徒，还有大墙外的囚徒”。所谓“大墙外的囚徒”就是指那些还没有被发现违法行为的人。其实这类人是大量存在的。由于对犯错的人缺少宽容的社会氛围和辩证的认识态度，导致其对现实敌视，对未来灰暗，对法律不再视为神圣，甚至重复犯罪，犯更恶劣的罪，给社会带来更大危害。
勇敢精神消失。人们不愿作证、不敢作证，或顾及面子和人情，或担心遭到报复，或给未来留下隐患。种种考虑让一些人不敢讲真话，说实情。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血性和勇毅的精神，那么这个社会就缺少了正义感。而正义正是法律所秉持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那种挺身而出、敢于担当，不怕鬼不信邪，揭露邪恶，伸张正义，任何时候都能为弱者说话，为受害者帮忙的人和事太缺了。人们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明哲保身信条，只顾自保，不能给别人提供帮助。一个人不敢作证还可理解，许多人不敢作证成了集体无意识，那就遭了。坚持正义需要勇敢，维护法治尊严更需要坚韧和无畏。
求真意识淡薄。法治的可贵品质在于去掉假象，还原真相，用事实说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成了警官、检察官、法官履职的圭臬。这就需要公民具有强烈的求真意识。但现实不容乐观：不少人与利害关系人相处时不注重保留证据，马虎大意，为后来的利益冲突埋下隐患；不少人在陈述事实时，常常只言片语，割脉断线，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一些人在被利诱或遭受逼供时失去自我，或自污或他污，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揭示真相。求真，不单单在于尊重事实和规律，更在于如何智慧地反映事实和规律。只有求真并智慧地求真才能为法庭辩护提供帮助。
三、培养法治精神有道可寻。
有人说，中国人缺少法治精神，沉疴已久，积重难返，不可救药了。其实这是杞人忧天。只要我们坚持不解，从现在做起，从小处着眼，完全可以重塑法治精神。
给诚信以至上地位。诚信的核心要义在于坚守本真、心口如一，以诚相待，重行践诺，从而为维护公平正义打下基础。而法治体现在尊重事实、揭示真相、伸张正义，与诚信可谓孪生兄弟，能够互相映照，彼此支撑。在一个讲求诚信的社会里，法治建设必然能够顺利推进。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官员腐败，道德滑坡，法治缺位，我国的诚信建设遭遇严重倒退：空话、假话、套话到处充斥，形式主义盛行；以食品药品为代表的商品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虚充实，假冒伪劣满天飞；经济交往中拖欠、跑路、赖账、资金链断裂，坑蒙拐骗时时发生等等，让市场主体在经济运行中付出巨大成本和沉重代价。随着反腐败的深入、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失信恶行有所遏制，但要彻底扭转尚需时日。当今之计，要将诚信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基础，放在至上地位，运用一切机会、动员所有社会成员重建诚信价值，重塑诚信形象，重造诚信人格，为法治建设铸魂、铺路、奠基。
培养是非分明的人格品质。由于受复杂人际关系的缠绕和传统中庸思想的熏陶，国人面对矛盾纠纷时不能是非分明、非此即彼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常常以模糊、居中、骑墙的态度应付，非说不可的时候也只是通过概括、暗示、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调停，谁也不得罪。这在作证不易、取证困难的无数事例中多次领教。但法治是一个实践过程，它不能含糊地表达态度，它必须做到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立场坚定，泾渭分明，是非清楚，给当事人以说法，给社会以交待。是非模糊的人格特征与是非分明的法治要求不能相容。因此，应当提倡是非分明、界定清晰的行为价值观，培育正面回答问题的勇气，推行直截了当的行事风格，让每个人敢于担当，为受害者说话，为良心作证，为正义呼喊。
把好公正严格执法关口。不少人不信法、不用法、不惧法，盖因执法不公、执法不严，对法律不抱希望。由于存在枉判、错判、屈判，正义得不到伸张，受害者得不到补偿，人们心灰意冷，另寻他图。一个彭宇案的草草判决，让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严重倒退，从此再也无人敢在路上扶起倒地老人；一个呼格吉勒图被冤杀，使人看到“窦娥冤”的现代版，让每个人揪心、愤懑，法律威信扫地。由此看来，法治建设的关键是执法，执法的关键是公正和严格。当案件易受“权”“钱”“势”“情”甚至“色”等干扰时，证据充分、理由充足、正义在手的一方也拿不准会赢得官司，人们在法治面前便战战兢兢、无所适从了。要让法官独立办案，行使审判权，不受外界干扰，保证案件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实行法官办案责任终身制，一旦出现错案，办案人员承担终身责任，对警官、法官、检察官实行责任追究。这样，既给以充分的权力又进行严格的约束，尽量减少直至杜绝冤案、错案。当公正严格执法成了一种常态，人们相信只要证据充分、理由充足、正义在手就有人做主，就能打赢官司。大家就会对法治充满信心，从而信法、靠法、用法，自觉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明确违法责任边界。在一些交通事故和工伤案件处理中，受害方以出现伤亡为借口,向过错方漫天要价，明显超过了过错方的实际承受能力。这时就会出现过错方跑路、赖帐、拖欠等情况，使案件久拖不决或难以执行。一些交通事故值得玩味：当事故发生后，肇事方第一反应不是施救、报警、取证，而是逃逸、行贿、耍赖，甚至杀人灭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承担后果，特别是巨额赔偿。尽管有法律条文规定赔偿上限，但在案件处理时，由于同情、照顾受害一方，往往突破上限，使过错方无法承受。本着“宽容”过失、维持底线的精神，确定过错责任边界，让过错方“错得起”，从而依法办事，靠法维权。同时以此为判例，形成定则，做到有据可依，有规可循，让类似问题顺利解决。
既给出路也给说法。民事案件处理的最好结果是“案结事了”。“案结”意味着受害方权益得到了维护，责任方承担了责任；“事了”意味着明确是非，得出结论,正义得到了伸张，过错得到了纠正。多数法官善用调解处理民事案件，即召集当事双方陈述事实和理由，再进行利弊得失分析，要求互谅互让，最终达到双方同意标的，写出调解书签字画押，调解成功。这确实缩短了时间，减少了环节，找到了出路，但可能未能充分实现当事一方或双方的意愿。判决则有充分的事实陈述，完全的意愿表达，充足的法律依据，通过举证、质证、采证等环节，还原事实、揭露真相，双方心服口服，实现了法律客观公正性。判决不但给了出路，还给了说法，权益得到了维护、精神得到了抚慰。坚持以判决为主、调解为辅，可以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同时，办案时尽可能缩短时间、精简环节、降低费用，让人们打得起官司，也赢得起官司，也不怕输官司。
法治精神，是一种神圣的精神元素，于每个公民不可或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保护自己，惠及他人。从“置身法外”到“舍身求法”是人们法治精神的华丽转身，从此我们将摆脱“心里没底”“脚下无路”“眼前无门”的生活窘境，过上“确定”“规范”“通达”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