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沈培新同志

——写在沈培新同志逝世周年祭

沈培新同志于去年3月28日在合肥逝世，值此周年祭时，他的一位亲人也是我的朋友写了篇纪念文章，要我看看帮助修改一下。我这才知道一个好人好干部驾鹤西归了。虽然我和他距离是那么遥远，毕竟他是一个省部高级干部，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在世时又几乎素无交往。就是有交往也就是见过三次面。而这三次见面又非常的希罕早已谈忘。但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十分的惭愧。往事陡然浮现在眼前。

第一次见面是在七十年代。沈培新同志是从省里下放到青阳县，在县革命会宣传组任组长时，有一次我拿着一篇小说稿去找他，在县革委会里没找到，在青阳中学他爱人的宿舍里找到了他（当时他爱人也随同下放到青阳，在青阳中学任教）他和我谈了近两个小时，对我写的小说提出了不仅是批评也有鼓励，依稀记得他说了，在这大字报满天飞，人家都在忙于写批判稿，我也在看批判稿，你却写了这洋洋洒洒的几万字的小说，精神可贵。但我说了你不要不高兴，不要丧失信心。写这些没有生命力没有保留价值的东西，还不如不写的好，你有实践知识，对文学光有爱好不行，要钻进去，要多读点书，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要慢慢积累生活素材，不要好高骛远，先写点小的短的，不要一开始就铺天盖地的，你驾驱不了……。我当时还有些很不痛快，觉得他是在推诿。当我觉得这话是多么珍贵时，十多年过去了。

第二次见面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我随同县文化馆的馆长王善政同志，去省里参加一次戏剧观摩会后，王善政说，我带你去沈培新家看看。那时他已经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我们去了，沈培新同志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我们在他那里吃了中餐喝了酒（记得还烧了一只鸡），谈话都是王善政同志向他汇报交谈了县里的文化文艺创作情况，我几乎没有插嘴的余地。但席间他还是笑着问了我一句，你还在写小说吗？有没有新的作品给我看看？王善政同志说，他现在在写戏了，他说，写戏也好呀，戏也不容易写，除了生活经验还要有舞台经验，当然很多戏剧作家都是没有舞台经验的，照样写出好剧本。但也要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我不是对你说过吗，要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对戏剧就更是这样。……。

第三次见面已经是九十年代的某一天。在县西门街的一条小街上。他的一位表妹开了一家饭馆，我的孩子在饭馆的邻间开了一家打字店。这天沈培新突然走进了打字店，他是听到他表妹说了我在这里才走了过来的。我看见了他臂上的黑纱布，才知道他是专程回乡安葬自己逝世的老母，也才知道他与开饭店的女老板还是表亲关系。他在我孩子的店内，和我简短的说了几句话就乘车走了。简短的话中，他仍记得与关心我这个普通的工人的文学创作，一开头就问了还在写吧？这些年都写了些什么？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呀？发表过吗？我当时只是红着脸摇了摇头。他笑了说，不要灰心，这是长期的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是不要半途而废，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以后到合肥，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

我从没有去找过他。不是出于自卑心理，毕竟时代与工作生活的变迁，在经济大潮滚滚洪流中挣扎与求生存求出路的下岗工人，怎么也难与一个省部高干有什么联系的机缘。但又有一个小插曲，几乎要与沈培新同志会发生机缘，遗憾的是时间错过了。那是四年前，他的一位亲戚某公司的董事长来看我，发现了我写的电视剧，是写新四军的，就说到了沈培新同志现在退下来了，还是省新四军研究会的负责人，建议我把剧本送给他看看，或者他去联系一下。我当时只是考虑剧本尚需进一步修改，就说过一段时间再说吧。这位董事长没过多长时间即来告诉我，他与沈培新同志联系说过了，说沈培新同志很高兴，并要他带信给我，能不能先给他看看。后来我因病因事把这件事放下了。想不到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四年，沈培新同志却永远地走了。让我想起来悔之莫及。但他走的又是那么的匆忙，想给故乡的人打个招呼也来不及……。

著名作家石楠撰文《他曾为我举过灯》中说：“一个人走了，还有人记着他，怀念他，他就是一个好人，好干部，一个了不起的人。”搁笔沉思，吟诗一首，以表乡人之怀念之情：

七律·悼念沈培新周年祭

清明时节又闻咽，忽听全宏说噩湮。急去灵前周拜祭，先生洒笑在星辰。

几番风雨文教艺，暮晚专寻云岭人。伏枥途中匆急去，后人常念沈培新。

禅雨2013年3月28日

附注：

沈培新同志于2012年3月28日在合肥逝世，享年77岁。沈培新同志系安徽青阳人，1936年4月出生，1956年7月参加工作，195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干事，合肥师范学院宣传部秘书、外语系团支部书记、系办公室主任，省人事局大学生管理处干事，青阳县革委会宣传组组长、政工组副组长，省革委会(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干事，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三处副处长，省委组织部三处处长，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教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省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协常委等职务。2003年4月退休。2007年后被选为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