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毛泽东诗词(3)
五古
挽易昌陶
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易昌陶，名永畦，湖南衡山人。与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同学。1915年3月因病死于家中。
毛泽东评价说：“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
这首诗被公认为，是毛泽东诗词中最早的一首。
1915年初，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目的是要灭亡和吞并中国；袁世凯欲作皇帝，全部承认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的支持。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这年夏天，毛泽东读过《明耻篇》，这是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他在其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其忧国忧民，心焦如焚的形象呼之欲出，而毛泽东在这首五言古体长诗中，更是强烈地表述了同样的爱国反帝思想。
试看东海有日本侵略者进逼，北疆有沙俄强盗窥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辈怎得以出身低微而推脱重任？
青年毛泽东目光如炬，心系江山，自觉担当振兴民族雪耻救国的重任。
借挽友之词，抒高飞远举理想，诗人炽热情感，跃然纸上。
七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纵宇一郎，即罗章龙。新民学会会员。五四运动前夕，赴日本留学。1918年，临行前，大家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话别，鼓励他消除顾虑。毛泽东在送他到码头时，相赠了这首诗。
鲲鹏，传说中的大鱼和大鸟。鲲鹏击浪，语出《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码头惜别，依依之情浓郁：祝愿友人如展翅鲲鹏，击浪前行，成就一番伟业。
这首诗被认为，是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留下的最后一首诗，既抒送别之情，又写互勉之理。
1915年9月，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繁体字的笔画）的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首先响应的便是罗章龙，他所用的化名即纵宇一郎。
二人如约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会面，自此，开始了他们的志同道合的交谊。
毛泽东对此有过回忆：
“我这时（在湖南一师）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
“征友启事”原文如下：
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敬启者二十八画生。
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它成为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
大浪淘沙。那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不知姓氏名谁；1931年，罗章龙被开除出党；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李立三，也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并在后来主持党中央工作时，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
青年毛泽东渴求志同道合的战友，满怀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的鲲鹏之志，这首《七古》及这则启事，即是明证。
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同时也由于渴望接触新思想和革命人物，毛泽东在接到蔡和森的来信后，于1918年8月第一次来到北京。
当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陆续踏上赴法的行程，毛泽东却坐在了北京沙滩一间简陋屋室内的一张旧式书桌前，这是“北大红楼”图书馆的管理室。他被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分派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八块银元。平日里，他在展览室登记新到的书报，登记前来阅览的人的姓名，“杂事”之余，他利用更多的时间，渴求着新文化、探索着新思想。那追求真理的欲望让青年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去学习，去思考，探索人生、分析社会和了解中国，并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及名流学者，如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
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青年毛泽东的面前展开。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这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三本书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个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紧接着，他便投身于秘密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毛泽东转变成为一个坚定马克思主义者。
四言诗
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
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遐尔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
头脑精密，劈理分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
其母，文七妹，生于1867年，湖南湘乡县人。十八岁与毛顺生结婚，生五子二女，长、次子夭亡，三子泽东、四子泽民、五子泽覃。二女早殇。后收养一女毛泽健。1919年10月5日患淋巴腺炎去世。
毛泽东得知母亲逝世的消息，晚上星夜赶赴韶山。母亲逝世的时候，作为孝顺的儿子没有在身边送终，是毛泽东非常痛心遗憾的事。1919年10月8日，母亲逝世后三天，毛泽东写下这篇《祭母文》。他跪在灵前，一边烧纸钱，一边哭着读了他写的《祭母文》。
毛泽东还曾满怀悲痛，撰写了两副挽联，以寄托哀思：
（其一）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和泪写就的《祭母文》及挽联，字字句句饱含着毛泽东对母亲深沉的眷恋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与遗憾。
料理完丧事，毛泽东将挽联和《祭母文》交给堂兄毛宇居保管，便离开了韶山。
毛泽东的家庭是传统的“严父慈母”式。
父亲毛顺生体格高大、魁梧、健壮，是一个勤劳节俭、善持家务、性格倔强、办事精明的农民，有些霸道和吝啬，以“算盘高手”闻名遐迩。他对毛泽东的管教非常严格。毛泽东时常进行反抗。
而母亲文七妹没念过书，却勤俭聪慧，性情温和，乐善好施。每逢荒年旱月，逢年过节，她常常背着父亲送些粮米给穷苦的乡亲们。她的贤良远近闻名。
这些都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从小就极具同情心。八岁时，毛泽东开始在私塾读书，有一阵子连续几天，文七妹发现儿子带的午餐一次比一次量多，但晚上回家后依旧显得很饥饿。她担心儿子得了怪病，便盘问毛泽东。原来私塾新近来了一个叫黑皮伢子的同学，他没有午餐吃，毛泽东就带午饭去和他匀着吃。文七妹听后非常欣慰。
母亲信佛。忍耐、慈悲、布施这些佛教思想在她身上有鲜活的反映。在其熏陶下，毛泽东自小也迷信神佛，还试图想办法让父亲也信起来，但没有效果。毛泽东十五岁时，曾因母亲生病许了愿，他专程到南岳衡山去“朝山进香”，每走十来步便朝南岳方向跪拜一次，直到南岳庙。
在回忆年少时光时，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员，这时，毛泽东的母亲由毛泽民送来省城治病。在那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母亲坐中间，毛泽东站左边，毛泽民、毛泽覃站右边。这是后来毛泽东最喜欢的那张照片。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韶山。第二天一清早就到父母坟上去扫墓。他在父母坟前深深地行了三个鞠躬礼，献了一束警卫人员临时采来的松树枝，并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共产党！”随后到了旧居，当看到父母生前的照片时，他仰望了很久，并感慨地说：“要是现在就好了，他们就不会死了。”是的，母亲患腮腺炎，终年五十二岁，父亲得的是急性伤寒，终年五十岁。这两种病，现在都不难治疗，但在当时，却成为了致命的病。
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助人的母亲是毛泽东心灵深处永不磨灭的记忆。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他的母亲：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于人的人。他说家母正是最后的这种人。
母亲的优秀品格，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他见不得穷人流泪，动物流血；故土的父老乡亲，身旁的工作人员，均得到过他的出手相助，——令世人动容的是，共和国领袖花的不是国家的钱，而是他有限的工资或稿费。
他总是穿著带补丁的衣服和袜子，从不穿新鞋，新鞋被卫士们穿旧了，他再穿。他最爱吃的是，在火上“炕”过的辣椒，和那闻名于世的一碗“红烧肉”。一生从未有过改变。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身边的人：“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比如洗衣服，领口袖口擦擦肥皂就行了，不要到处抹，要节约。”
儿子毛岸英与刘思齐新婚。毛泽东为他们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拿出其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一件黑色夹大衣，送给岸英和思齐，并风趣地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令闻者动容以至潸然泪下。
居功至伟的开国元勋，生活竟然如此简朴！！
他是农民的儿子，他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液。
命运给了毛泽东文七妹这样的母亲，而母亲也造就了毛泽东这样独特的品性。
倘若母亲泉下有知，也会为有这样的儿子欣慰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