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父亲的粉丝

一直以为，“粉丝”是年轻人的时尚。他们热情奔放，动不动就追星，就成了“迷”。我这个“奔五”的人，早已过了“迷”的年纪。但自打父亲去世以来，我发现，我成了父亲的“粉丝”。

去年10月，父亲因病不治。丧事过后，整理父亲的遗物，翻出了一大堆：他批阅的学生试卷，他保管的学生花名册，他珍藏的学生寄给他的贺年卡，他本人在不同阶段参加继续教育的证书，他作为学校信息员填报的各类草表，以及早些年当班主任时，收取学生费用的详细登记表……都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抽屉里。有一些，摆放整整齐齐；还有一些，放在大信封里，信封的外面，正正规规地写着“长期保存”……

父亲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1962年，时年二十几岁的他，受聘担任本村民办教师。1998年转为公办教师，2004年获评小高职称，2006年退休。算起来，从父亲站上讲台，到他放下教鞭，整整44年。就是这44年，改写了本村和邻村教育的历史。一代又一代人，在他殷切的目光中识文断字，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国家的建设者。

父亲是个平凡的农民。44年的从教生涯中，前面的36年，他都是民办教师的身份——一边种地，一边教书。常常是，地里的农活正紧，他却在家备课，或者拿起书本，奔向教室。那时候，工资是微薄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没有现金工资，只是在生产队的记分簿上，记下一个劳动力的工分。80年代后，农村实行责任制，民办教师才有了工资。一开始好像是每个月公家财政下拨5毛，村集体补助5毛。后来有了好转，一个月由一块两块，增加到五块。退休之后的父亲，常常回忆起他一个月领五块钱的自豪。

90年代后，民办教师的工资增长，才算进入“快车道”。财政拨款，由每月十几块、几十块，上升到一二百元；村集体的“配套”，也跟着水涨船高。到父亲“转正”之前，我记得他每个月能拿到四五百左右。只不过村集体的那部分，要等到年终才能结算。尽管这样，父亲已感到很满足了。他说过，做梦都没想到，能拿这么多。

父母育有三个子女。我是老大，我之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小妹。可想而知，父亲长期那么一点工资，母亲一个人种地的收入，怎么能负担得起一家人的生活，我们兄妹三人读书的开销。80年代后期，我读大学的那几年，费用都是父亲东家挪西家借来的。一个堂堂正正的农家汉子，为凑足孩子的学费，背地里不知哭了多少回。

我拉拉杂杂写这些，读者也许会有疑问：都穷到这个份上了，咋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呢？搁现在，“跳槽”是必须的。确实，家庭最困难的那些年，我母亲，还有我们兄妹，都反对父亲这个民办教师干下去，都是牢骚满腹。而且也不是没有挣钱的门路。但父亲始终不为所动。直到“转正”后，民办教师的待遇有所改善，那些牢骚才渐渐少了。

整理父亲的一件件遗物，我似有所悟。父亲之所以能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坚守四十几年，一定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一根筋”。那一定是一种追求使然，一种信念支撑。农民祖祖辈辈的指望，就是识文断字。做买卖，能算得好账；出了门，能分得清男女厕所。农民的穷，农民的累，农民的苦，根子上就是没文化。乡亲们的眼里，父亲就是他们的这个“指望”。他又怎么忍心，断了他们的“指望”。

三尺讲台，父亲一站就是44年。这在今天，很难想像。一年干不到头，就想“跳槽”；两年还不到，就得陇望蜀。这山望着那山高，跳老跳去，都成了很多人的习惯了。以我自己而论，也是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尽管“望”不到手，但不安心总是有的。跟父亲比起来，我，还有总不安心的“我们”，也许该感到脸红。

面对父亲的遗物，我在心里默默念叨：父亲，我是您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