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家族那些人前言（二十四）

二十四、

我从云南探亲假回到上海，回到母亲的身边。那时候三哥在上海休过3个月的病假，已经回到了黑龙江国营农场；五妹正巧从黑龙江军垦农场回到上海休探亲假；爸爸是每年国庆节期间休的探亲假。我到上海的那一天，母亲是在上着班的。我到达昆明火车站便发了电报到上海家中，我带着一身的病，像逃难的灾民一样，灰头土脸，耷拉着脑袋，回到上海。在上海喧闹的上海火车站，五妹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之中，我的泪水情不自禁的夺眶而出，亲情的温暖立刻洒满我的全身。我心中在想“爸爸为什么不来火车站接我呢？因为爸爸此时正好也回上海休探亲假。除去休息日与国定假日，平时妈妈是上着班的，如果那天是妈妈的休息日，妈妈肯定会来接我的。”五妹告诉我“因为你吵着闹着要离开浦东，去云南农场，如今在云南又是疾病满身，成为这般摸样，爸爸对你的行为气得吹胡子瞪眼，剩下的只有痛恨。爸爸每次探亲假回到上海，总是责怪妈妈放任你的自流与任性，以至于造成如今被动的局面。小时候，在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中，爸爸妈妈是最喜欢你的。因为你聪明漂亮，但你任性得总惹爸爸妈妈担心着急。爸爸这次好像肝火很旺，真动气了。你回家后，不要言语，让爸爸说几声，就会没事的。”我边听妹妹说话边流着泪，说不出一句话，我还能说什么呢？自己踏入社会，通过两年的农场劳动，让我有了一些社会经验，我似乎懂得了一些道理。我知道由于自己的不懂事造成父母的牵肠挂肚，我是个罪人，我不是个东西，我的个性让父母承担了很多不该承担的后果。

我这才认识到父母把我安排在浦东是没错的。虽然我与祖母的不和谐是间接促使我离开那地方的原因，但是正如父母所说“脚生在你身上，你自己作天作地一定要离开浦东的。尽管你与祖母不愿相处在一起。我们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让你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但是你还是不听我们的话，一定要前往什么军垦农场。我们当父母的，从小没有宠惯你的三哥、五妹，所以他们从小养成了自理、自立的习惯与处事能力，他们到外地农场能够适应外地艰苦的环境；而我们对你娇生惯养，使你从小养成了娇宠跋扈的坏习惯，没有任何处事能力，受不得一点艰苦生活的考验与锤炼。你的身体也适应不了艰苦环境的生存历练。

我回到家，像个颓废的逃难人，我知道自己尽给爸爸妈妈惹事，添麻烦。我不敢言语声张，我低着头，尽量少说话，我像个“四类分子”一样闷声不响不发财。我在云南劳动两年时间内，我曾经把我的工资收入汇款给过母亲，不过这些钱远远不够母亲花在我身上的支出。譬如我的行李、我的在沪开销、我的以后开销等等支出。在那段时间里，爸爸确实恨我不听话恨得咬牙切齿，不理睬我，让我感到十分难堪。几天过后，爸爸还是原谅了我，理睬了我。其实爸爸虽然恨我不听话，但不触及到他自身利益的时候，他还是顾及到父女感情的。母亲在此期间表现了世上大爱、大善的母爱。母亲绝对不让我再去云南。母亲说“你不能再去云南，我要的是一个活女儿，不是一个死女儿。你的身体不适合那地方的生活，你再去那地方会把小命丢在那儿的。假期满后打长病假，这么长时间我都养活了你，难道再养几年养不活你了吗？”

爸爸的探亲假期结束，即刻返回甘肃兰州。爸爸是一个很能适应艰苦环境的人，他为了妻儿老小什么都能容忍；我的探亲假期也很快结束，妈妈让我发电报请病假延长假期，连队来电不准。妈妈与五妹商量对策，不再让我回云南，于是在五妹的策划下，以妈妈的名义再发一电报到连队，电文如下“我关节炎症状严重，需要到医院治疗，以及卧床休息，请准假。”之后，母亲便不让我再去云南农场了。五妹的探亲假期也很快结束，即刻返回黑龙江军垦农场；母亲每天还是上班；六弟在中学上学；白天上海家中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在上海休养一段时间后，身体恢复得很快。期间祖母患病了，祖父从来不管祖母的病情。祖父在上海南昌路有他与二奶的居所，祖母的健康与否，对于祖父来说不关他的事。于是母亲把祖母从浦东接到上海（浦西）来住，白天母亲上班去，便由我来照顾祖母。这照顾祖母的事情成为我的义务。讽刺的是我不想与祖母在一起生活，不想呆在浦东祖母的家，两年后的今天，我还是与祖母在一起生活，只是不同的是我不是呆在浦东祖母的家，而是呆在上海爸爸妈妈的家，我出身的家，我堂堂正正的家。那时候，祖母已经明显衰老，一天躺在床上说不了几句话。一是她没话说，二是她即使有话说也说不动话。祖母整天躺在床上，没有什么大声响，我除了一天三顿端给祖母进食外，没有其他的事可干。我也觉得无聊，但是现在我除了回云南还能干什么呢。母亲让我别多思想，现在就以安心照顾奶奶为工作。因为母亲她要上班，没时间照顾婆婆，我的祖母，现在家中没有空闲的人照顾老人。母亲把我暂时留在了上海，照顾祖母。

在此期间，母亲为大哥、二哥在浦东举办结婚典礼，办理婚庆宴席。大哥的女朋友是母亲委托娘家亲戚介绍的，是浦东家境比较好的女子。母亲不忍心让大哥在外地找女朋友，在外地安家，而与家人远隔千山万水。因为上海的女青年当然不愿意嫁给户口在外地的男青年；二哥与女朋友坚守“八年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父母认可了二媳妇。

婚礼酒席放在我曾经投亲插队的老家浦东进行，老家正屋大客堂布置得得体大方，堂屋内外打扫得干净利落。南场、北场也清理得整齐洁净，大红喜字方方正正地张贴在堂屋的门上、窗上，房间的门上、窗上。西面是小桥，小河就在南场边从东往西潺潺流过，江南水乡特有的小桥流水，园林花木点缀着绿树成荫环抱的百年老宅，别具一番风味。

当时的浦东老家条件也算是村中中上水平，因为我的父母亲早先都在上海经营手工业作坊，在老家又有房有地，属于有头有脸殷实的工商业小户人家。故父母为子女操办婚事也算是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将亲朋好友邀请齐全，足足准备了12桌酒席。浦东老家当地也有着众多的民风习俗、乡俗。

我的父母亲解放前年轻时就在上海闯荡，故农村的风俗习惯也淡忘了，不太能全应付得过来。先是迎接、招待各方陆续到场的亲朋好友，正席开始前招呼客人入席、饮酒。正席高潮之际，我的母亲需带着新人与亲戚朋友们叫应认识，其实是受亲戚朋友的礼钱。这礼节把个母亲忙乎得晕头转向，头昏脑涨。酒席热烈隆重，亲朋好友兴高采烈为新人祝贺，为父母亲祝贺。那时父亲不在家，在兰州上班，父亲每年只有两个星期的探亲假期，是放在每年的国庆假期之时。大哥二哥的婚宴酒席是放在同时进行的，这是母亲策划，一举两得的喜事。举办大哥与二哥的酒席一是得到了热闹排场的效果，二是得到了缩减婚庆支出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的国人还是处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时间段。宴席进行到高潮阶段，客人群情高涨，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可母亲却累倒了，没吃上几口，就向客人们赔不是，离席而去，到房间去休息。喜庆宴席把个母亲累得团团转，直喘粗气，几乎累倒，就差趴下。母亲发誓下次儿女们的婚事再也不在家中操办，要办就是在酒店里操办，省力省心。阿姨们还在说她，说她对儿子不关心，对女儿，也就是对我太关心娇宠了，以至于让我造成如今尴尬的局面。

大哥的结婚房间就是我以前投亲插队时，我与祖母住的正房间。祖母搬住另外一小房间，大哥二哥结婚后，母亲让祖母回到浦东，让我回浦东与大嫂同住。因为大哥结婚假期，探亲假满期便前往贵州平坝上班。大哥大嫂的婚姻状况与爸爸妈妈的婚烟状况性质是相同的，夫妻分居两地，这是毛左时代的户籍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二哥的结婚房间就是他以前自己住的槐屋房间。新房布置得漂亮大方，内中家具是父母亲给购买的，一切都在父母的办理、掌控之中，儿女婚事在母亲一手操办下顺理成章的进行。

大哥是上海交通大学69届毕业生，也是那时代唯成份论的因素。毕业后大哥的分配去向不可能在上海，大哥被组织分配在贵州一个兵工厂。大哥成家找外地人吧，母亲不甘；找上海人吧，男人户口在外地，女方不愿，所以母亲让人给介绍了上海老家的家庭条件比较殷实的姑娘。当时浦东的姑娘找男朋友也都要找有工作的对象。有个说法是宁愿找外地工矿的男朋友，也不愿找上海农村的男朋友。可见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概念，大哥的婚姻也算是门当户对吧。大哥略高一筹，但女方一般要求要略高于男方。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

二哥的女朋友还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从小玩到大的隔壁邻居女青年，（他们家的宅居是连在南宅独家村房子上的共产后的连体房）二哥与二嫂经过“八年抗战”，经历了无数次父母的阻拦，二哥与二嫂终成眷属。大哥、二哥是在同一天一起办的婚事。除二哥外，兄妹几个每家的婚姻其实基本上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兄妹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但耳闻目染的都是些封建道德礼教，传统观念教育。虽然我们应该是新中国的一代青年，但是我们接受的都是些孔孟之道，儒家传统的思想教育。

那时母亲已经有心为我张罗着物色男朋友。父母对我确实是疼爱，我也不能辜负父母对自己的疼爱，就是知道这个结局肯定是悲惨的。明知错误的事情，还是硬着头皮去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睁开眼睛往河里跳，我是这代人中一个可悲的典型心酸的个体小人物，一生的才干成为时代的殉葬品，成为再折腾都无济于事的一代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