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家族那些人前言（四十八）

四十八、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据有关资料，全国共有440万地主富农被摘帽。文件开始在实践上拔掉了中国这辆总是呼啸不己、颠腾不己的战车上的电源插头，让一年又一年传递着政治歧视的举国大传销，终于来一个“急煞车”。新的政策，极大地改变了昔日千百万被专政者及其子女的命运。今天，在电脑词库里，“地主”、“富农”、“右派”、“走资派”、“三反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像是让人感到好笑的的名词，居然用上了双引号。人们的耳朵边，“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也成为调侃之音。

同年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八日电中共中央正式出台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中央的决定说，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适合新的情况的相应规定。中央认为，落实好这方面的规定，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通知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的这一决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来说，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搞什么比例数字。通知说，对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以及正确对待他们子女的问题，也应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处理。摘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帽子的人，今后不要称他们为摘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应依照他们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

中央文件下达，地主富农分子摘帽，还回青天白日光天化日之下做人的尊严。我听说了，我为公公、婆婆、丈夫高兴，做人的尊严终于回归，扭曲的世况终于得以返真。但是一直以来文英认为是错划错定的地主分子帽子，她却没有进行申诉，要求得到平反。也许经过一系列的运动，她的心是死了；也许她是认为没有再申诉的必要了。她自己无动于衷，别人要帮也帮不上忙啊。金生同样没有让母亲提出申诉的意向，小华干着急还不如不着急。有道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瞎折腾，没用。我没辙，跳进这个农民火坑就这般摸样了。这事应验了我曾经的猜测，地主的出身成分影响不了我什么前途，倒是农民身份如传染病似的魔鬼，阴魂不散，缠绕着我的心灵，把我折腾得精疲力尽，身心憔悴。

谁都不知道，万恶的上山下乡运动即将结束。在下乡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国家对知青们开放恢复高考的制度。我的三哥在黑龙江农场因为受不了东北严寒的打击，肺部得到严重感染，回上海静养了几个月。我的三哥利用病假期间，重新温习了一下旧课，自学了一下新课。其实那时候知青们经过十年左右的农村生活，对于下乡运动前所学知识早已荒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系统的知识，获得优秀的成绩。考到优异的成绩简直就是大海里捞针，比登天还难，万般的艰难与不现实。三哥的高考成绩出来缺了十几分，还是名落孙山，榜上无名。

一年之前妈妈曾经托人在浦东为三哥介绍女朋友，上海郊区的女性青年农民还嫌三哥户口在黑龙江，身体又不好，人家女方不愿意，三哥为此把身体都气坏了，毛病加重，在上海休养了好几个月才回的黑龙江；妈妈还让我在浙江为五妹介绍男性青年农民，但是我思衬来思衬去，我冥冥之中觉得不妥。在我心灵深处感觉到这是一条绝路，再不能让我的五妹也走上一条相同的绝路，所以我只是应付妈妈，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没有做害五妹的事情。果不其然在我意料之中，就在一年后，知青返城浪潮风起云涌。如果知青与农民结婚便是像我一样，就是知青安排，也是像被酱瘪了的瓜皮般，霜打的茄子似的没了生气与精气神。那是终身的打击与摧毁，直到筋脉与骨髓，身心与灵魂深处。无穷无尽的悔恨与灾难，心酸与痛苦，所有这些只能由本人承担与受过。三哥与五妹总算没赴我的后尘，躲过这危险的一个大坑。

原本我的母亲想让我办三调一回上海，（即家中有三个知青下乡便调一个回上海）但是母亲单位早就知道我在农村已经与农民结婚，我的的宝宝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要瞒也瞒不过。上海知青与农民结婚了你上海不收，你浙江也可不收；但是他收下了，既然收下就该负起责任，他却不愿负起责任。上山下乡运动纠错走过场，留下后遗症，扎根农村拔根不彻底。这些知青被塞进了乡镇企业，并坑蒙欺骗为乡镇企业与大集体以上单位同等待遇，并吓唬知青如果不服从安排，不再重新安排，一切后果自负。

那些走后门的同类农婚知青，他们的丈夫或亲戚有在党政事业单位当领导的，通过后门全部进入大集体以上单位；更有甚者有些连土著知青都搭不上边的农民装模作样去所谓的农村插队落户做一下样子，装一下门面，成为所谓插队落户的知青，安排进事业单位，这就是党领导下的“光荣、伟大、正确”。完完全全的农民身份却能理直气壮地变成知识青年，进入银行、公路段国家事业单位的大门；而像我这样真真正正的上海知青只能仍然被埋没在黄土泥沙之中。但是不服输的我没有就此跌到，而是更勇敢的投入到以后既平凡又带有传奇色彩，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道路之中。自尊、自立、自信，坚强不息的精彩生活继续，人生从此进入新的篇章。至此一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农村剧目随着知青安排工作的结束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农村故事序幕即将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