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家族那些人（五十二）

五十二、

“文革”与“下乡”运动，十年浩劫结束后，我的家族内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我却还是被留在了黄土泥堆中，我这个不是农民的农字却把我困扰得呲牙咧嘴，这个拔根运动对我们这些与农民结婚的人是无动于衷，只是形式主义走过场，把我们这些人当猴子大耍特耍，耍到终身至死，我只能眨巴眨巴干瞪眼。

我的大哥回到了大嫂身边，结束了多年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大哥在浦东一家温州人开的电器厂中上班。大哥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便是工程师职称，大哥调回上海后在厂内科室分管负责热处理业务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哥有知识分子的弱点，缺少生活方面的管理知识，大凡家事管理都是大嫂一手全权操办；我的二哥与二嫂俩人同心协力维持着这个家，两个女儿很争气，让二哥省了很多心。大哥对农业机械的研究还是一如既往的专注，二嫂从没有责怪二哥将心思用在没有前途的研究与折腾上；我的三哥，从黑龙江搞知青病退回到上海，上海邮电学校的专业对口没让三哥消沉颓废下去，三哥在上海静安区邮电报刊门市部工作。三哥在邮电学校同学的介绍下认识了曾经去云南农场的上海知青，并与她结成百年之好，于是我的三嫂加入到我们家族的行列；我与金生的扭曲婚姻继续下去，我被安排于当地乡镇企业上班。我在机械厂内负责仓库管理工作，月底负责做生产材料汇总表，月初负责做仓库材料盘存报表，并负责做好13本仓库材料账本收入发出结余的账目，平日里做好厂部供应发生与生产领料发生的日常收发手续；我的五妹从黑龙江搞知青三调一回到上海，知青被安排在一家大集体单位的上海衬衫厂工作。没多久有同事为她介绍男朋友，是曾经去江西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很快他成为我的妹夫，成为我们家族中的一员。他是一个很会表现的人物，在江西就入的党，回上海后知青被安排进街道厂后，半年内连升三级，先是被提升为厂长，然后是书记，再然后被推荐到街道担任行政办主任。

我在机械厂糊里糊涂的生活着，工作着。我即便是清醒的，我也无能为力，还不如糊涂为好，没气没恼，要不然我真的要被气死。同样是知青，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就低人一等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接受的现实，然而这确实是现实。常言道“开开心心活了命，气气闷闷成了病。”我一个小小的无名小卒有什么办法呢，为了生存，我乖乖的又做了愚民，去乡镇企业报到上班。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电脑的应用，我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思想的能力，我也不懂国人深受愚民思想的毒害，我只知道那些利益集团的人对我等太不公平，但是我向来是能力低下，我只能被愚民，仍然被压在冰山最底层。

80年我的父亲退休，父亲从甘肃兰州返回上海浦西，母亲的身边。我的父亲身体很好，在条件艰苦的甘肃兰州，父亲练就一副好筋骨，回到上海居然像返老还童一样的精神抖擞。那时，正是乡镇企业红日东升，冉冉创建时期，很多乡镇企业邀请他去他们那儿传授技术，指导生产。父亲在第一年去了江苏的海门，那儿的条件也是很艰苦，其实凡是中国的农村条件都艰苦，父亲说“那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白茫茫的一大片，条件简陋的屋棚宿舍内，房顶上的雪花由瓦楞间的空隙处飘飘悠悠洒向房间内休息的床榻上，那屋顶上到处有镂空的窟窿发出亮闪闪的白色荧光。我在海门坚持了两年。我不是怕艰苦，而是那儿的生产条件也太落后，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不得不终止那儿的工作。”这次父亲是一个人去的海门，父亲说“我没把你母亲接过去，是因为你母亲受不了那儿艰苦的生活。”

随后有同事把父亲介绍给浙江德清那儿的乡镇企业。那儿要新办一个鞋楦厂。浙江省德清县乡镇企业局的领导来上海聘请父亲去德清鞋楦厂，担任鞋模技术师傅。我休息去上海得知此此消息之后，与母亲商谈这个事情，让父亲把我的农民丈夫一起带到德清乡镇企业。

我得知父亲又要换一块地方，贡献余热，母亲要跟随父亲前往，料理父亲生活起居。宝宝如果在上海，姥姥一走，宝宝的生活起居势必发生危机。我开始进行了攻坚战术，在母亲的耳朵上唱响了母女温馨美乐。一直以来母亲深感由爱促成我与农民结婚的错事，觉得心中不安，?我有一种负罪感、愧疚感。当我向父亲提出将金生一起带往那乡镇企业当工人的要求时，母亲在父亲的枕边吹起了床头曲。这床边风的作用至少使我的父亲不得不面对。

父亲这个人真是一个如奶奶一样十分奇怪的人。甘肃兰州厂方原本打算提拔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他向组织上说明自己成份是小资产阶级，不符合入党条件。他虽不是共产党员，却非要做出比党员更先进的事情出来。他与祖母的基因绝对是儿子像娘，不是金子打墙，上海人称之为寿头怪脑。父亲不是雷锋胜过雷锋，就是傻得奇怪，就是不同意丈夫去德清鞋模厂。对方要他的技术，他带个女婿进厂当工人有什么沾党便宜的嫌疑呢？这并不为过是吧。

因为我的父亲不是党员，却是个比党员更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他的作为有点让人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人家需要他的技术，作为技术师傅带一个工人进厂，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奢求。金生有手有脚，他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取得报酬而已，又不要你丈人做什么不通情理的事情，只是举手之劳，随手沾来的好事一桩，可是说什么他也不愿意，简直就如吃错药，脑子有病。

母亲的枕边风吹着没用，这次母亲甚至于发了大火，说道“现在别的子女全部回上海了，只有小华还在农村，她与农民结婚，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做父母的不帮谁帮。我向你说过了，这次去那儿，宝宝我们要带着，让她在那儿提前上小学一年级，金生也要带着，让他在厂里当工人。你若要是还不答应，我也就不去了，我在上海带宝宝。爹爹（我的祖父）若要是话多，我们不要理睬他，不关他的事，这事我们俩做主。”经过我的母亲强有力的智慧说服工作，我的父亲思想终于开窍。金生与宝宝父女俩随我的父亲、母亲、祖父前往长三角乡镇企业所在地的县城去打拼了。

于是我就在母亲的耳边做起了工作，母亲因为让我嫁给农民，始终觉得有愧于我，她对我也疼爱。于是母亲在父亲枕边加倍进行了攻坚战，终于把坚冰给溶化了。经过母亲的进攻，父亲思想工作做通，允许我的丈夫一起去德清工作，一场家庭攻坚战终于初战告捷。

那一年，好像是83年的上半年，父亲、母亲、祖父、丈夫与女儿一行五人同去德清，我一人继续在平湖黄山机械厂工作。

我一个人还是留在当地机械厂上班，下班后在这工厂宿舍的土楼之内孤寂的生活。由于农婚的根源，为了讨生活，我不得不抛开幼小的女儿，过起青灯孤影，冷床孤寂的夫妻分居生活。我的眼泪又一次哗哗哗的独自流淌，模糊了视线，可怜的我只有认命，只能够在这寂寞孤单的土楼之内忍受孤独和惆怅的煎熬。从此我过起了几年闲庭野鹤般的独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