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中国人的从众心理

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既如此。中国人做事，对错先不说，只要是大家伙儿都这样做了，心里便先有了几分“合理因素”和“保险系数”。即便果真错了，也不用担心会受惩罚。因为“法不治众”，惩罚总是针对少数人的。要打击和能打击的，只是“极少数”、“极个别”胆敢出头的“分子”。至于“群众”，则只是教育问题，顶多是个“盲从”之罪。但“盲从”其实是无罪的。因为既然是“盲”，当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何况看不清的又不止一两个，可见不容易看清。是非本来就不易看清，咱们又有点盲目，哪能不犯错误呢？话讲到这份，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

咱中国人喜欢“从众”，还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的价值都要由群体来确定。如此一来，群体和其他人，便成了鉴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对错的标准。群体和其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这样做；群体和其他人都不做的，我们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负小尼姑，明明是“非礼”，阿Q也要强词夺理地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和尚何曾摸过？又有谁说和尚摸得？没有！可见是胡说。但阿Q却非得假定和尚摸过摸得不可。因为只有如此假设，他的非礼才是“从众”，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

既然说话办事都是跟着别人跑，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别人的脑袋想问题，按照别人的发生做事情，则一旦犯了错误，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诿过或迁怒于别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响的大虱子，便迁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迁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则又迁怒于小尼姑，并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最后才见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几年，又没有文化，否则他的“调戏”吴妈，完全可以委过于读了当代某作家的书。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脸上，不该“又一点滑腻的东西”了。

这当然很便当，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因为把责任推到别人那里去了，自己啥事没有，自然也用不着反省，用不着改进。一个不知反省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的人，又怎么谈得上对国家民族负责？如果只是某一两个人这样，倒也罢了。尚若全民族每个人都如阿Q，则其前途也就十分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