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语言与文化的取向
导读：按照“新散文”倡导者的一言半语，不难看出，所谓“新”就是要在散文的形式上进行再一次变革的意思。周晓枫拎出来的就是“戏剧性”、“情节性”、“议论性”、“诗化”这样一些旨在打破散文文体界限的宣言。
说散文语言，到底是以优美见长，还是用朴实为主，这好像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看点。当下散文话语实验，不是“主义”少了，而是“主义”太多以至于创作实践变得太仓促太凌乱了。满眼尽是“新”，实际上这种“新”相对于变化更快的当下现实而言，恰好只掠去了现实的皮毛，而无暇深入到现实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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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者几乎都把精力放在了对小说创作的跟踪上，对于散文创作，除了从思想文化界的历次论争中拎出几条肇始于“五四”、或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点上引申出几条“思想”作为散文价值论的标准以外，当前散文具体的创作情况、创作中根本性的不足和在一些流行价值、文化风向中如何被淹没的真相，包括研究者、批评者，就近二十年来说，眼光很少从主体论、体题论、价值论和审美论中超脱出来。因此，散文创作的问题，仿佛仍然是自由不自由、独立不独立、语式个性不个性的老问题。对散文作价值论的要求当然永远是正确的，只是，这样以来，当这种泛泛的思想价值论形成一种时代标准，它会以权力话语姿态误判、并引导一般的散文创作者书写时代气息而慢慢地迷失甚至消弭散文自我。散文在社会学、文化学方面似乎被动的局面，实际上构成了影响并制约散文研究的一大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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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云儒“形散而神聚”的论断，林非“真情实感”的朴素，似乎一夜之间在散文理论中显出了黯淡的光芒；杨朔的“小蜜蜂”，秦牧的“知识性”、“趣味性”，包括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刘亮程的“乡村哲学”，他们的流风遗韵虽不时地要显显身手、或者总能季节性地轮回一下，但谁也无法否认，当前的散文毕竟更注重个人的小情小调了，或者说，更注意个人的日常生活了。在这个角度，所谓温暖与严酷、旷达与促狭、诗意与苦涩、同情与冷漠等等反义的概念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它们无不是围绕个人的得失、兴盛、得意、失落而展开。这既是人文关怀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的微观化展示，也是散文话语历经几个模糊阶段的变革而略显穷途末路的征兆。
无论是“文化大散文”，还是贾平凹及《美文》杂志提出并编辑实践的“美文”概念，这个阶段的散文都出现了“五四”以来不多见的繁荣景象，回顾传统文化渊源也罢，叙写个人的家长里短也罢，使散文在文化含量上、在人性幽微的探寻上紧贴时代对人的呼声，是这一时期“大”与“小”从不同规格、不同建制共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只要打开近二十年来的各种文学刊物，连同编发散文的栏目本身都以强调“小”、“微观”、“身体”、“日常”为兴奋点，很少有“大”、“宏观”、“天地”、“人类”等为意图的。有时候，后者显然是作家、编辑唯恐避之不及的话语老虎。大家都爱“老鼠爱大米”式的随意表达，那么，要变革散文创作的无奈而疲软的整体局面，剩下的仿佛只能是修辞了——能不能做到“修辞立其诚”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修辞”从理论上至少能解决散文话语的懒惰和倦怠，那种隐藏在“真诚”、“真情”、“真实”、“真意”背后的狭小眼光和局促思想。
于是，要幽默、要反讽、要修辞等等呼声，成了当下一批散文作家探索的基本思路。这些飘飘忽忽、模棱两可的理论在散文创作上的落实，能看得见的、能总结出来的，似乎就是当前叫得比较响的“新散文”。
按照“新散文”倡导者的一言半语，不难看出，所谓“新”就是要在散文的形式上进行再一次变革的意思。周晓枫拎出来的就是“戏剧性”、“情节性”、“议论性”、“诗化”这样一些旨在打破散文文体界限的宣言。
这些东西新吗？肯定新。因为相对于“不新”的散文，即那种一度被论者讥为“小女人”、“小资情调”来说，戏剧性、情节性、诗化、论述等似乎有使散文向外延伸的可能，也就是有把“向内”的微观化、显微化私密拉向“向外”的社会化、现实化、历史化的形式可能。但这些“新散文”如果再与先秦诸子散文、唐代韩柳的“古文运动”相比较，又似乎并不新。《逍遥游》、《祭十二郎文》、《达韦中立论书道》等等，不就既有情节的叙述、戏剧性的冲突，又有诗化语言的朦胧之美吗？
所以，当下散文话语实验，不是“主义”少了，而是“主义”太多以至于创作实践变得太仓促太凌乱了。满眼尽是“新”，实际上这种“新”相对于变化更快的当下现实而言，恰好只掠去了现实的皮毛，而无暇深入到现实的内部——在一种幻觉的蛊惑中，走向了现实很一般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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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这里就散文话语建设方面，我提出几点思考意见供散文作者批评。
第一，大道与小道的转化问题。大道我特指一些流行的“道”，可以抓一大把，比如“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小道也特指单数我的“道”，我的发现、我的表述方式、我的修辞个性、我的思想。多数散文作家在表达小道的时候，几乎是下意识地觉得我的思想就该是我个人内心此时此刻的一点迷惘、忐忑，或者失意、麻烦，因为这样想的时候，以上诸种内容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划归到“生命意识”、“人本主义”这些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念上去，甚至这样想的时候，这些内容也会很得体地靠到“本土化”的一些观念上去。那么，我所表达的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特有人群的普遍性问题；我所发现的就是这个社会现实中人所共识的精神难题。这当然有一定道理。散文创作肯定来源于这样的话语环境，虽然借的是与人际关系毫无瓜葛的“物”，但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中，你的“物”能承载的“道”，难道会真的比大家都能感受到的那个“大道”高吗？未必。这就要求散文话语必须有一种穿越流行的“大道”的魅力，你的“小道”才显得独异，给人感觉你的道才是“照亮”了什么，而不是印证了什么，呈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