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袁同志
老袁同志
口述/焦东海整理/唐雪元
老袁同志，我对他了解得不多，但感情忒深。
老袁同志叫袁迎堂，安徽省北部人氏，出身农民。在旧社会为地主打过30年长工。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他看准了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穷人的贴心人，于是报名参军，决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穷人打江山。这时他已近50岁了，部队不收他，他不依，非当兵不可。部队看他决心大，实在推脱不掉，只有收下了。
他入伍干什么呢?年纪大，又没文化，只好让他当行李员，俗称“挑夫”。那时解放军装备差，团以上干部才有马骑(实际上只是驮行李，有时伤病员乘用一下，首长们很少乘马行军)，营连干部没有乘马，他们的行李由行李员挑。一个连四个连级干部，东西都不多，大概有两个行李员就够了。老袁同志参军后就干这个行当。他干得很认真，过长江、打湘南战役、进军大西南，他一直当行李员，从没有怨言，从不说一个“苦”字，也从没有掉过队，干部战士都说他好。
一
进军西藏的昌都战役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成功，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下半年我们从昌都向拉萨和平进军，为了行动方便，以一个小部门为一个伙食单位，配一个炊事员。
当时我在18军步兵52师155团任记者。一天，上级为我们宣传股派来一位炊事员，看样子有50来岁，头发都花白了，但很精神，黑黝黝的脸庞，黑里透红。大概是为了显示他还能进军拉萨的缘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服也整齐清洁。他拿着一根扁担，据说这是他从安徽老家带来的，已经跟着他走遍了半个中国。
扁担不长，和他的个子差不多，泛浅红色，有人说是枣木的——质地坚硬，善挑重担。由于长期使用，肩挑背磨，亮锃锃的，可以照见人影，摸一摸滑润而柔和。
我们正在开会，他来了。经领导一介绍，他抱着扁担站在一旁笑，算是报到上班了。
从此，老袁同志用他的枣木扁担，挑着我们宣传股十几个人的锅碗瓢勺上了路，向拉萨进军了。一走就是1000多公里，朝行暮宿，拾柴埋锅，爬冰卧雪，洗锅涮碗，有时柴湿风大，生不着火，灶烟常常熏得他泪水长流。但他从无一句怨言，反而向我们道歉说：“饭晚了，饿了吧?”
有时行军走到下午，累得人鼻塌嘴歪，四肢无力，挪一步都十分困难时，老袁总是对我说：“把米袋子拿过来”，并指一指他的挑子说：“放这头!”我的天哪，大家都累了一天啦，他又是50多岁的人了，我怎能再加重他的负担。嘿，你要是不给他，他还给你发脾气：“咋啦，看不起我?看我老啦?我比你中，放过来吧!”说老实话，这时我总是抱着无限感激和抱歉的心情，把米袋子放在他的挑子上。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又拿过来。
老袁也有不高兴甚至发脾气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个倔老头，有一次，他的扁担放在路上，我们副团长的夫人从上边跨了过去，他发火了。“一个女人家，怎么能从我的扁担上跨过去呢？这不霉气吗？”——这可能是他们家乡的民风民俗，女人是不能从男人扁担上跨过去的。
我们几个人赶紧过来，向老袁解释说：“算啦，算啦，那是副团长的爱人，刚从四川参军来的学生，不知道咱们北方的规矩。”我们的话还没说完，他的火更大了，“副团长的爱人也不行，现在解放啦，官兵平等，越是当官的爱人越是要爱护当兵的。这扁担就是我干革命的武器，跟战士们手里的机关枪、大炮一样必须好好的保护，不能对不起它。”这位倔老头居然上纲上线来了，弄得我们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向他解释了，副团长的爱人委屈的哭了起来。我们一群人向他说好话，事情才算平息下来。
从昌都到拉萨自古以来号称有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三八二十四个站。这些站说是一天走一个站，其实有些站两天也走不完。从昌都到边坝为不穷不富的八个站。这一段路程虽然雪山冰河不少，但雪山下还有树木和村庄，有些地方还能买到马草，道路总的说还算好走。从边坝到太昭为穷八站，这一段路可就难走了，路上树木、村庄极少。有时走一天见不到一个村庄、一棵树木、一个藏胞。山上要么是雪要么是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顶多山腰向阳处有些矮小的灌木丛。这些灌木既不像树，也不像草，但含油质，拔起来就能发火燃烧做饭。当地群众说，当年文成公主进藏路过这里，喝了酥油茶，由于不适应那个味道，反胃，吐在这种树上，所以树上都沾了酥油，非常好烧。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不可相信，不过这种树确实好烧，帮了我们的大忙，不然这八个站还真不好过呢!老袁对这种树最感兴趣，他说：“文成公主好，她一吐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这八个站路对我印象最深的要属从嘉黎出来翻楚拉山到太昭那一天路程。楚拉山海拔6000多米，山垭口行人处有5000多米，前边的部队从这里过几乎都死过人，大家都称它“死人山”。我们是1952年初春时节翻这座山的(1951年冬我们在扎雪奔噶住了一段时间)。来到山下看到前边部队留下的一排坟墓不禁毛骨悚然，一种塞外沙场的悲凉凄惨感觉向人袭来。刚到这里站脚未稳，上级马上传宋命令：“今日不走了，早点宿营，吃饱喝好，晚上12点出发，明天上午12点
以前一定翻过这座雪山，12点以后风大，过不去。”接着上级给我们每个小伙房发了一些牛肉，让我们晚上炖好，出发前每人喝上一碗肉汤，吃上几块牛肉，热热乎乎，鼓足勇气，直冲山顶，力争没有一个伤亡，顺利翻过这座雪山到达太昭——从太昭到拉萨是富八站，到了太昭再向拉萨挺进就好办了。
二
晚上，荒凉的原野上搭起了朵朵帐篷，灶膛里的火苗一闪一亮，如同篝火，在寂静的荒野上此起彼伏。
这里没有村庄，没有树木，除了我们以外什么都没有。有的帐篷里的同志已经入睡，有的正在用饭。我们宣传股的几位同志吃过饭正在帐篷内开会，研究明天的宣传鼓动和通讯报道工作。帐篷外的山风不停地刮着，吹得帐篷一鼓一胀，好像马上会爆炸似的。人们放下皮帽上的双耳，操着双手都觉得寒冷，奇怪的是，这样冷的天气，我们在帐篷内研究工作，老袁却坐在帐篷外边一动不动，他向来没有这样过。他从不听我们研究工作，今天怎么啦?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他愿听就让他听吧。
我们的工作刚研究完，他一把拉住我：“可完了，走!”到哪里去呀，弄得我莫名其妙。他把我拉到临时用石头搭建的锅灶前，和蔼而命令似地说：“坐下!”
我坐下后，他神兮兮地揭开锅盖，随着一股飘来的肉香，他取出几块骨头，递给我，不允分辩地说：“啃吧，趁热!”炖肉，炖好后，剔去肉，啃骨头上剩余的可怜兮兮的肉星星向来是炊事员的事，也是炊事员的专利，今天怎么叫我啃呢?说句不怕丢人的话，当年进藏因为后方运输困难，我们的口粮每人每天都有定量，只能说基本够吃，很难说吃饱，谁想多吃一口是不允许的。
这时老袁拿出应该由他啃的肉骨头让我啃，显然是对我的厚爱甚至是偏爱!我也很想啃，但我看到他的满头白发，又不忍心啃了，我说：“老袁，你年纪大了，还是你啃吧!”“唉!傻瓜，我老啦，不中用啦，你还年轻，才20出头，又有文化，对革命比我有用，今后日子还长，啃吧，吃饱点，明天冲过这个山去。”老袁十分自然而诚恳地说完这句话，一动也不动，好像这都是应该的，我必须啃下去这几块肉骨头。
我看了看眼前的雪山，高耸入云，凶神恶煞，再看看老袁，他毕竟50多岁了，他明天能翻过这座雪山吗?万一，想到这里我眼睛湿润了，怎么也不忍心啃吃这几块肉骨头。
“你怎么啦，咋不啃哩?”他好像猜透了我的心事说：“我在旧社会吃得苦多，这点困难，我顶得住!”
说罢，把肉骨头向我手上一塞，带着命令而又有一点生气的口吻说：“吃，不要乱想!”
一切都在不言中，我怀着极为感动的心情，含着眼泪很快啃完了几块肉骨头。老袁笑了，笑得那样舒心而坦然。“赶紧回去睡吧。过一会儿就该起床了!”他像关心小孩似地对我说。
果然，晚上12点号声响了，在整个山谷回荡着。
我们立即起床，收起帐篷，整好行装，来到临时灶前，吃了饭，每人还吃了几块肉，喝了一碗热呼呼的牛肉汤，立即精神焕发，待命出发。老袁也收拾家当，整理扁担，一头放上灶具，一头放上他的全部行装——一个小背包，腰束皮带，放下皮帽耳，脖子上系着一条白毛巾，虽然年纪大些，却也显得格外精神。一声哨响，长长的队列在夜幕中出发了。
天很黑，什么也看不到。反正夜行军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跟着前面的人走就是了。老袁走在我们的前边，他脖子上的白毛巾成了我们的向导。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什么时候上的山也弄不清楚。到了天亮，我才发现我们已经进至山腰。山路崎岖蜿蜒，坎坎坷坷，直至山顶一个凹陷处一一大概那就是我们要通过的地方。山上全是积雪，终年不化。道路虽然不够平坦，但还勉强可行一一不仅人可行，骡马也可行。要知道这毕竟是入藏的一条古道，千百年来不少人在此行走，没有路也磨出一条路来了。团宣传队的同志早己提前来到山上，向我们唱快板、呼口号，鼓励我们上山，有时候交代几句注意事项，在十分难走的路段上也会过来拉我们一把。进军西藏走了一年多，对于爬山我们有一套经验。山越高，越不要慌，慢慢爬。累了，停下休息片刻，不要停久了，更不要坐下。
越接近山顶，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这时千万不要急，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稳步前进，咬紧牙关，冲过山去。我们都按照这个办法向山顶走去。
山上不仅没有一棵树，连一棵草也看不到。这时正是1952年初春，可能草还没有长出来，到了夏季会不会有草呢?也难说。路上没有积雪，只有风不停地刮着，把山上的积雪不断吹下来打在脸上有些冰冷刺骨，大概是这个原因路上才没有积雪的吧!
“同志们，注意!到山顶了，弯下腰，向前冲!”一个同志在山垭处发出了命令。我抬头一看，只见山凹处像一个石门，不宽，大约三、四米的样子，长大约20多米。因为山西面尼洋河谷的热空气和这里的冷空气相撞，结成浓厚的白雾，把整个山头笼罩得严严实实。浓雾夹着风，风夹着浓雾，由西向东顺着这个“山门”(山凹，我们必经之路)像一股喷泉冲刺而来。我们的任务就是顶着这“喷泉”冲过去。这时正是上午10点钟，据说风力还不算大，12点以后就难以翻过去了。
我们个个像百米赛跑的运动员，整理好衣服，束紧腰带，把皮帽的帽耳拉到下额下边扣紧，弯着腰，一个紧跟一个向山凹处接近。一到山凹处就觉一股强大的风力向你冲来，你不弯腰随时有被冲翻的可能。更可怕的是，由于风大，空气稀薄，你感到喘不过气来。这时雾又特别浓，白茫茫一片，呼呼作响，震耳欲聋。四周什么都看不清楚。传个前面传下来的口令，只有扭头背着风传。要是迎风传话，你很可能会被风吹断气，一命呜呼。我们艰难地向前走着，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看不到，耳边只有风在尖厉地怪叫。
这时，我一不留神一块石头绊了我一跤——跌倒了。突然一根扁担出现在我的面前，声嘶力竭地吼道：“快，拉住!”我抓住扁担一头的背包，迎着风冲出了山凹。定睛一看，啊!原来是老袁。“怎么样，你没事吧?”老袁问。我说：“没事”。我们一同向山下走去。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老袁满脸是血。我忙说：“老袁，你怎么啦?”他向鼻子上抓了一把，一看：“啊，又流鼻血了。”他伸手从棉衣内撕出一块儿棉花，塞入鼻孔，“没事，我一爬山就流鼻血。爬过来了，没事，走吧。”
我们顺利地闯过了“死人山”，也没死人。以后我们在太昭、墨竹工卡一带驻防。老袁同志因为年纪大，统一到军部集中，转业到西藏地方工作。
三
1955年我调任西藏军区政治部报社编辑。一日，到军区八一农场采访。到了农场我才知道老袁在这里任炊事班长。我想等采访结束一定去看看他，不料采访还未结束，他却来了。一进门就一句话：“会议完了到炊事班吃饭，我在那里。”说完就走了。场领导奇怪地问：“你们认识?”我说：“岂只认识，非同一般的老战友。”我简单地叙述了我们的关系，场领导说：“那这顿饭，你得吃!”
采访完毕，我来到炊事班，老袁正在卖饭，忙得不可开交。我找个凳子，坐在案板前一声不响地等着。
环顾四周，厨房里很整洁，锅碗瓢勺、红案白案、罗筐背篼……摆放得有条不紊。最为醒目的是，一个墙角的空旷处放着一根扁担——还是那根枣木扁担，黑里透红，油光发亮，一尘不染，周围没有一件杂物。看来老袁是把它当成文物保管起来了，谁也不敢动它。它有一种威严的神圣感静静地“矗立”在那个地方，承受着别人的尊敬。我觉得它应该有这个待遇。
过了一会儿，一个炊事员把老袁换了下来。老袁用一个盘子，把他们卖的四样菜每样给我打了一勺，满满一盘子，端在我的面前，又端来一碗米饭，一碗汤。“吃吧，不够，我再给你舀。”他憨厚而认真地说。
“这么多，还能不够。”我不好意思地答道。
吃过饭，我对老袁说：“这顿饭的钱我不给了，算你请客。粮票我得给，大家都是有定量的。”
“不，钱粮票都不给，我存得有。你也不是天天来，多少年就吃这一顿，啥都不给。”他说不给我就不给，不然他会发火的。
几句话以后我看他无话可说了，就告辞。他说：“好，你走吧!”我刚走出几步，他又突然喊道：“回来、回来!”我赶紧回来。我知道他的脾气，他叫你回来你就得回来，不敢怠慢。
“还是一个人?”他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很严肃地问。“是的。”我答。
“今年快30了吧?老大不小啦，该成个家啦!不能老是一个人混。看到有老老实实的姑娘找一个，成个家。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要会过日子的。听到没有?”他非常认真地说。
“听到了!”我十分感动地回答。
“听到就好。你忙，走吧!”我就这样告别了老袁。
1959年拉萨平叛胜利以后，军区政治部的办公大楼竣工了，我们搬进新楼办公。各方面条件也相对好起来，这时我也结了婚。一日我正在编写稿件，军区大门口的门卫来电话说：八一农场有个姓袁的老头来找我，脾气还挺倔。我一听即知是老袁同志来了，忙对门卫说：“那是老西藏、老革命，你们对他态度要好，请他马上进来!”我把手上的稿件和文件整理了一下，收入抽屉锁上后，立刻下楼迎接。
这时老袁已进来了，他身着一件黑夹衣(这时的拉萨已是七八月天气，但依然离不了夹衣，这就是当时拉萨的特点)，内里的白衬衣露出一圈白边，肩上扛着他那根黑里透红的枣木扁担，扁担的后边挑着一篮子菜，有莴笋，有黄瓜。这在当时的拉萨该属上等菜，只有在首长的小伙房常见，我们这些人是很难吃上的。有些同志看到老袁给我送来一篮子这样高级的蔬菜，莫不投以羡慕的眼光。有的还说：“老焦不简单，八一农场还有这么一位好战友。”
老袁看到我以后把扁担往地上一放，“走，到你家里看看。”我说：“不到办公室坐坐?”他说：“不去，不去，那是办公事的地方，我去干啥!”
我的宿舍距办公室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我让老袁进屋坐，他说他的脚脏就不进去了。他向室内看了看，很满意地说：“中，中，这就算成家了，中！”
我的天哪，我结婚并未向他透露过，也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实在太关心我了。很清楚他今天是来向我表示祝贺的。
“媳妇是哪里人?多大啦?干什么工作的?”他把菜篮子往我门口一放，像查户口似的，一连串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我一边给他搬凳子，一边答道：“成都人，现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当党支部书记，年龄和我差不多。”
“啊!又是党员，又是干部，中，中！”他捋着花白的胡子高兴地说。
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一摆手，“谢啥，你成家，我不来看看那还像话?今后好好过日子，好好工作吧!”说完拿起扁担就走。
老袁给我送来这样高级的蔬菜，又向我表示了一番美好的祝愿，更确切地说是嘱咐，而一口水都不喝，也不进屋，我实在过意不去。我留他吃饭，他坚决不干。他说：“你们在办公，我不耽误你，你去忙吧，公事要紧!”一边说着，一边走。我送他，他反对。他就这样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了。我心里感到一阵难过。但也不敢强送他，强送他会发火的。
又过了一年多，我打听到老袁的子女在安徽日子过得很紧。我从侧面了解到他老家的通信地址和子女的名字，背着他给他家汇了50元钱。我想这事他不会知道是我干的，因为汇款单上未落我的真名。不料老袁神通广大，没有过多久他居然查出来了。一次我到军区生产部采访，他却意外地来了(八一农场是生产部的下属单位)。他从办公室把我叫出来，和蔼而又有点不允分辩地说：“钱是你寄的!”我知道瞒不过。忙说：“是的。”
“寄钱干啥，年轻人吃点苦有好处。叫他们也锻炼锻炼嘛!”他一本正经地说。
“那是我一点心意，不算什么!”我解释说。
“寄点也可以，哪能一下子就寄50块?太多了。你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了，今后的拖累也会大起来的，要注意节约。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今后不要再给他们寄了。记住，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他像往常一样，话说完转身就走。对我寄钱一事不但没说一个“谢”字，反而把我“训”了一顿。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
生产部距八一农场足有1华里远，他走了。这时的老袁已接近70岁了，头发已经全白，满脸皱纹纵横交错，刻记着他平凡而又深刻的人生里程。腰有些佝偻，虽然他总喜欢迈着当年进藏时的矫健步伐，但年岁不饶人，步履显然已有些蹒珊了。他走了，慢慢地走了，走向他永远也离不开的西藏军区八一农场去了。他的满头白发迎着高原的寒风慢慢消失在拉萨平原的田野之中。
此后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乱了。没过多久，我也受到不公平待遇，被迫离开军队，离开西藏，复员回内地当了工人，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老袁同志了。
我怀念他!我相信他也会怀念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在遗憾和悲伤中。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给我落实了政策，恢复原级别，改作转业处理，重新安排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聘请我到成都编写西藏党史，主编西藏党史刊物。我住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与西藏的联系多了。凡是从拉萨回来的同志我都向他们打听老袁同志的消息，但大都说不清楚。有一次一位同志给了我一个确切的消息一一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为了照顾老袁，把他转回安徽老家养老去了。问他家的通信地址，来人回答：不知道。我原本有他家的地址，因文化大革命多年折腾，早已丢了。我只有仰天长叹，再也找不到老袁了。
又过了几年光景，拉萨八一农场有人到成都来，当我问到老袁时，他们却说：八一农场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们向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好像老袁从未到过西藏，西藏也从未有过这么一个人。我悲愤不已，这么一位好同志怎么这么快就被人们忘掉了呢?
不，不应忘掉他。西藏的雪山冰河不会忘掉他，八一农场的土地不会忘掉他。那里留有他进入老年以后依然进军西藏的脚印，留有他的血汗和智慧，留有他一往情深的爱——爱高原、爱边疆、爱藏胞、爱战友……
西藏怎么能忘掉他呢!老袁同志，我怀念你，你在何方?你还健在吗?你还健在的话，大概已百岁出头——要知道再过几年我也是步入耄耋之年了呀!老袁同志，我希望你健在，如果我今天口述你的这篇文章若能发表的话，我希望你能看到，这是我对你的问候和惟一的一点报答!
老袁同志，我父辈式的战友，我对不起你。我没有作出像你期望我那样应作出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有一点我可以告慰你，不论在战斗部队还是在机关，不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不论在边疆还是在内地，不论当干部还是当工人，凡是党和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我没有什么特殊贡献，也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受过任何处分，我无愧于良心。尊敬的老袁同志也无愧于你。
老袁同志，我认为你是当年伟大的中国农民支援中国革命的典型，我永远尊敬你，热爱你。也永远尊敬和热爱你那根黑里透红的枣木扁担。老袁同志，假若你健在的话，祝你心情愉快，健康长寿!请原谅我还要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一一假若你不在的话，祝你在天之灵安息。我们的祖国已经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目前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日子越过越好，你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