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的“丝线”

[导读]记得一年夏天，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夜深了，我坐在后窗的绷架前，已做得睡意朦胧的时候，偶一抬头，只见一条大蛇爬在窗上，漆黑的夜空窗玻璃上雪白的“蛇肚皮”蜿蜒游动形成强烈反差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读高中时我离开了出生地来到了一个在当时来看比较偏僻的小镇，小镇仅几千人，农业很发达，是全国的一面旗帜。从七十年代初，小镇上有了“刺绣”发放站，是谁办的我现在已是一无所知了，只知道它在一个生产资料门市部里面，那是个空间不大，光线不足，地面上铺着小青砖，显得有些阴暗的一间五十来平米的厅堂，一张长条桌把这个厅堂一分为二。长条桌里放着几只立柜，立柜里有刺绣面料和丝线。条桌外放着两只八仙桌，供领货交货的绣女们休息用。刺绣站尽管很简陋，却是这个小镇的“要地”，每当绣女们来这里领“生活”（当地人把“刺绣活”叫做“生活”）的时候，这间房内总是象打翻的“田鸡箩头”一样，热闹非凡。

站长是一个“麻脸”女人，尽管脸上全是“麻点”，却一点也不影响她的容貌，人们总是可以透过她的“天花疤痕”看到她那白皙的皮肤，一双充满着诱人目光的眼睛以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无独有偶，女站长的男人同样是个“麻脸”，可他们的一双儿女，却去掉了父母的“麻点”自然长得十分地漂亮。因此小镇上的人没有一个看不起他们，相反，由于他们的为人，由于他们的特殊结合，还由于女站长的特权，他们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小镇上的“热点”了。

刺绣站是绣品发放和质量验收的场所，因每次从上边领来的刺绣活有限，刺绣站发的刺绣发放证并不多，除了一批老的绣女外，新手要接刺绣活就必须到别人的名下拆一点份头，然后把绣好的成品交给别人去验货，反复几次后就可以把已绣好的“活”交给站长验收，单独领一张刺绣发放证，不过这张证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领到的，领到了证也不是每次都能领到刺绣活了，领到了刺绣活还不一定就是既省力又赚钱，反正这里面名堂很多，所以有些人可能永远也领不到既省力又赚钱的活。

初学刺绣时是我刚到小镇的第一年，由于我有当干部的老爸老妈，那一系列的特权自然就享受了。我先是到同学家里学做，感觉差不多了有人就帮我和漂亮站长打个招呼领了一张发放证，拿到证时我想着也能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家里赚钱了，真是激动不易，从此我与丝线为伴，结下了不解之缘。

站长第一次给我的“活”是技术要求最低的花样，当然简单就不很赚钱，但对初学的人来说已是足够的了。记得那是做小孩帽子上的“帽花”，一堆“花”1毛2分钱，还要去掉丝线的价钱，象我这样的新手一天到晚不停地绣，一天也只能做两堆花，大约净得两毛钱，不过对我来说这点钱也是不容易的了。有时信息灵通一点也会拿到特别赚钱的活，比如说一些出口生意。但由于数量不多，手头的活还没完工，催交的时间又紧，那最好的活也不是经常敢接的。

我从读高中起到正式分配工作这一段时间里抽空学做刺绣活，算起来一共用了一本多一点发放证，合起来赚了三百来块钱。近三十年过去了母亲时常还要提起当时我赚的三百多块钱帮了她好大的忙，每当讲起此事我心里面还是很得意的。不过让我不能忘掉的倒不是那一针一线的艰难，也不是那积聚的三百块钱，而是当时那让我始终在惶惶不安中来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的情景。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推行，城镇居民做家庭副业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我也不例外，加上我是个干部子女更引人注意。因此每次领“活”与交货时总是装模作样偷偷地进出机关大院，有时让我的同学代领或代交。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与机关办公同在一个院内，机关干部时常进出走过家门，也时常有父母的同事、部下来我家玩，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在做刺绣活，我把刺绣用的“绷架”搁在了母亲房间的蚊帐背后，蚊帐是半透明的，所以特地用包袱布挂在床架上档住确保外面看不见。晚上为了赶时间常做到深夜，怕别人看见灯光，便用厚纸糊在窗上。悬挂着的白炽灯最多只敢用25瓦，还必须用硬纸做成灯罩放得最低，一面最大限度地照着布面，另一面最低限度地射出光亮。白天知道有人来我家，便把“绣绷”藏到床底下，拧掉白炽灯灯泡。一次父母的一个同事大概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故意要来看一看究竟，突然来到我家，三言两语后径直地走进父母房间，我在床背后赶忙拉掉电灯，烊装“方便”才勉强蒙混了过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急中生智。自那过后我更加小心谨慎，尽量到大家都休息以后再绣，常常是当父母一觉醒来的时候我还在“工作”。

记得一年夏天，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夜深了，我坐在后窗的绷架前，已做得睡意朦胧的时候，偶一抬头，只见一条大蛇爬在窗上，漆黑的夜空窗玻璃上雪白的“蛇肚皮”蜿蜒游动形成强烈反差简直让人不寒而栗。那天父母都下乡，家中只有比我小五岁的妹妹，惊恐之中手中的“丝钱”搞得乱作一团，又不敢大声叫喊，直往被褥里钻连气都不敢喘。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到今天我还不敢正眼看蛇，也正是那时留下的烙印。

很多年后，那团解不开的“绣花丝线”一直夹在我那本“剌绣发放证”里，每每看到总会回到那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