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会计

导读人民公社的社员，每年都定有“三投”的任务，即：投工`投肥`投草。三投任务也是参加每年年终分红的主要依据。集体是头任人宰割的牛，三投就是社员手里的小刀，三投投得多，年终当然分的红就多。

我曾当过几年的生产队会计。

1968年，我们这一代所谓的“老三届”，不管学业完没完成，被统一轰出了校园，就算是中学毕生了。出路当然只有一条：回农村参加集体劳动。那时正处于青春期的我，过早的经历了“狂热思潮”的洗礼，向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因此是抱着满腔热情回到自己的家乡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后，听说要我去大队担任会计，协助原来的会计工作，心里高兴极了。在当时来说，一个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能当生产队的会计，那真是极大的荣幸。不过后来听说在研究我当会计的干部会上，原来的会计提出我家的成份问题。因为刚刚过去的“四清”运动，把我家的成份由“中农”提升为“上中农”。原来的会计是我的本家哥哥。我想他在这个场合提出来，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成份虽然没有影响我当会计，但给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一

我们家所在的村子，离县城不远，只有五六路，是个不被人注意的小村子。离村子稍远的地方，人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村子。要说村名，那可是“地球人都知道”，因为和河北省的省会同名。村子的地理位置比较有特色。村子西边不远的地方，是当地有名的道教圣地——老爷山。其它三边围着河道，村里人叫“河槽”，即村南村北两条季节河在村东交汇后，奔流直下，通向汾河。过去，河槽里常年有水，是那种涓涓细水但长流不息。两旁栽着一棵棵大柳树。树下长满茂密的野草。每年春暖花开以后，这里流水潺潺，柳条依依，芳草萋萋，蛙鸣鸟叫，看是一幅景色优美的乡村风景画，听是一首旋律婉转的天籁之歌，如同进入仙境一般。其实这不正是我从小心灵中埋藏的理想境界吗？村子的地势呈半岛形，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横贯全村，中间原来有座门洞，把村子分为东头和西头。

村名叫石家庄，其实一家姓“石”的人家也没有。村里姓氏较杂，没有一家独大的大家族。更没有彪炳千秋的“名门望族”。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庄户人家。“高”姓.“武”姓.“蔡”姓就算是村里的大家族。其中，姓武的人家住在西头，祖辈大都以务农为生。又因西门口有棵百年大槐树，所以就以此来排家族辈分，在我的记忆中，“大”字辈都是生活在解放前的人，解放后都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脑海里只有他们讲遥远故事的影子。解放后家乡走上集体化道路，“槐”字辈的人就成了骨干，他们个个是庄稼行里的好把式，成了生产队里的顶梁柱。真正赶上好时光的是“树”字辈的人，这一茬人早已不满足于“地里刨食”的旧活法，他们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走出黄土地，跑运输，办企业。如今家家差不多都走出了原来“大槐树”的影子。姓蔡的人家住在村子的东头，虽然也是务农，但脑子比较活泛，用现在人的说法叫不安分。除了种地之外，也寻找吃“开口饭”的门路。在那一代人中间，还出了几个唱地方秧歌的民间艺人。住在村中央的“高”人家，是本村公认的“门第人家”。大都是以“庄稼搅买卖”为生。当然还掌管着村里的文化大权。过去村里识字的人大都是姓“高”的先生教出来的。

解放后搞土改划成份，村里姓武姓蔡的人家是根正苗红，定的成份都低。相比起来，姓高的人家成份就定的高一点儿。但不能没有剥削阶级，于是把几户平时在村里蛮横一点不讲理的，或者是那几年多置了地的，稀里糊涂就定成了“地主富农”。按理说，村里掌权的应该是来自这三家大家族的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曾经当过村支书的差不多都是村里的小户族。有几年还从外村请过村干部。“四清”运动开始以后，上边大力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村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我想，村干部们之所以要我当会计，无怪乎这两方面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讲，我算是村里的“回乡知识青年”，重用我符合当时上边精神；从村里的情况看，同龄人中没有比我文化程度高的，确实非我莫属。那个年代，阶级成份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而我却却没有家庭成份的优势，所以我的会计工作只能是夹在所谓的“两个阶级”矛盾的缝隙中开展，注定是不可能达到善始善终的。

二

在我上学读书的那些年里，常听老师们这样教育：旧社会劳动人民吃尽了没文化的苦，现在农村迫切需要有文化的人。举的例子大都是这里没有记工员，那里缺少当会计的人，再不就是不识字，外边亲人来封书信要跑几里去求人念信回信等等。我当会计可能就实现了这一理想。于是在一个春日的早晨，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马上任了。

在村里，会计这一职位既显眼又敏感。显眼的是变成了生产队里的“白领”，不用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干农活，而且还掌管着生产队的所有财物。在当时，村里所有人的一切经济来源和生活消费都离不开集体。处在这样一个特殊位置上，当然是人人羡慕的。敏感的是最容易受到冲击，那时的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每次运动的对象都离不开会计。记得村里集体化后的第一任会计，是一位旧社会给“字号”老板管过帐的老先生，老人长期以来养成了谨慎从事的习惯。解放后当了社里的会计，更是兢兢业业，谨慎有加。一天深夜，县上突然来了两个干部，将老人经手的所有帐目一齐拿到县里进行审查，好在老人的帐务一清二楚，分毫不差，这才度过了一劫。就是在那次突然袭击式的清查中，有好几个村的会计，就因为审查出帐面差几块钱，而被送进了拘留所。本来老会计就是提着胆子操持会计这摊子事，这件事过去以后，他变得更加战战兢兢，整天担心天上会掉下树叶。后来总算熬到“当年四清”，审查完他的帐目后，他推说到部队看当军官的儿子，辞去了会计职务。探亲回来后，到菜园种了蔬菜，死活不沾会计的边了。

那时当会计，没有专门的培训机构，专业知识的传授，主要靠老会计。当时实行的是大队核算。原来有两个会计，其中的副手辞职不干了。我接替的就是他的位置，具体职位是：记帐员。看着眼前这几本崭新的帐本，我有一种迫切弄懂的愿望，连着好几天都等着大会计——我的本家哥哥给讲解。而他好像不理解我的心情，对帐目的事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几句，然后就扔给我由他整理好的单据，让我记帐。

经过一段时间的照猫画虎，我基本弄清了生产队会计的各项业务。同时我也发现，其实村里的财务大权都在大会计的手里。充其量我的工作只是他的陪衬。能让我崭露身手的，或者说有用武之处的是每年一次的年终分配。

那个时代过来的农村人人都知道，累死累活干一年，就盼年底分红。而生产队的年终分配不像工厂的年度决算，所有的数字和资料都是现成的，大量的财务资料都要等到年底才能汇总。因此每到年底是最忙的日子。上边公社催着要结果，社员急着要分红。而堆积一年的事情却办不下来，这道不是说生产队干部们不尽职，而是各方面的干扰太多。记得有一年年终分配，一切数字都核算好了，报到公社审批出了问题。原因是报的粮食产量太低，达不到上边制定的“过河跨江”的指标要求。记得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在会上批评队干部们，你们报的产量有问题，地里产的粮食比报的要多。比如队里的牲畜吃了的；羊群放牧放了的，还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麻雀老鼠凡是张口的都要吃粮食。话说到这个份上，队干部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不担心上纲上线呢。最后只得按照上级的意图报了产量。等分配方案批下来的时候，时间已过了腊月二十三，灶君爷已经上天汇报去了。这一变动立马惩罚的就是队里的会计人员，因为所有的数据都要重新核算。因祸得福的是给了我大显身手的机会。那几天，我使出了浑身的精力，一头扎进数字堆里，好几天不分昼夜的工作，总算赶在腊月三十前完成了全部工作。类似这种情况过去也曾有过，每逢这个时候，队里都要抽调临时人员来帮忙。今年由于我承担了大部分的具体计算工作，既为队里节省了人力，又较好地拿出了全村睁大眼睛企盼的结果。当时我心里的确有一种成就感，同时初出茅庐便得了全村人的认可。

年三十那天，队里杀了两头猪，猪不大，每头只能杀70多斤肉。那时全村500多人，每人只能平均分三两肉。最后干部们研究决定：三口人以下的统一分1斤，当然还得拿现金。我是具体的分肉人。杀猪的现场整天都围着人，等到吃过中午饭的时候，两头猪已收拾利索，开始分肉了。由门板临时改成的大案板上平放着刚宰杀好的猪肉，那时的猪喂的是瓜菜代，杀的肉红肉多白肉少。周围的人们早就盼着分肉了，两眼都直勾勾的盯着案板上的那四片刺眼的猪肉，狠不得立刻叼一快回去。可就是只是围观，谁也不愿意先动手。我反复催促现场的人抓紧时间，可我的目光扫到那里，那里的人们都是在有意躲避。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写着我难以理解的内容。开头我还有点纳闷，后来杀猪的师傅告诉我：人们都是盯着那块发白的好肉，所以都盘算着让别人去分红肉。就这样，分肉的过程变成了心理较量的过程。看来还真是“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有的人等得如愿以偿了，称心如意地分到了自己早就看好的部位的肉。但大多数人都是因心理防线坚持不住，心一横分啥算啥算了。

等到分完最后一刀肉，已经是满天星斗了。这是我第一次主持村里大事，它给我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人生课。有的内容暂时搞不清楚，为什么村里人自己种地自己喂猪，过年只能吃到那么一点肉，有的连最起码的一份都吃不到。记得有这么一户，家里人口多，可以分到二斤半肉，但他只要了一斤，剩下的分给了另一家“经济户”，原因是他家成份不好，又是欠款大户。这是说明“形势大好”呢？还是诠释上边号召过“革命化春节”呢？理解最深刻的是我身边的这些农民，他们的形象完全不像书本上报纸里讲的那样。他们的为了能得到那么一点儿实惠所表现出的那一幅“众生像”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

不管“过革命化的春节”口号喊得多么响，人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营造着过年的气氛。家家户户门口都贴上了大红对联，稀稀拉拉的炮竹声在村子的上空飘荡，好多人家的院子里已经飘出了肉香。祖祖辈辈积淀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观念是不会被“革命化”所替代的。拖着浑身的疲惫和满脑子的疑惑回到家里，广播里正播发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那凄婉的歌声飘进心里，怪不好受的。

三

那时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核算体制，队又分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当时全村属于一个生产大队，分为两个生产小队。其实以那一级核算，并没有多大区别，反正吃的都是“大锅饭”。后来以大队核算又变为小队核算。不管变动的理由是什么，我打心眼里是高兴的，因为可以分管一个小队的财务了。下放核算单位后，我担任了二队的小队会计，成了半村人的管家人。

至从毕业回村劳动后，我先是干了两年的农活。站到村口的大槐树下，队长分派的活计后，随同队里的男男女女一起下地，一起地头打闹取乐，和同龄的半大小子一起捉弄带队的干部，耍小聪明。有时还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比如夏天的晚上结伴偷吃队里的西瓜，秋天到山上偷摘别的村的果子等等。不知不觉中沾染了许多农民根深蒂固的习气。在我的心目中，文革中煽动起来的狂热情绪正在消退，充满幻想的理想也开始被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所代替。生产队是集体劳动，上工拖时间，谁也不原意走前一步；干活是一窝蜂，人人都在偷懒，都在磨洋工，都在混工分；下工确是争先恐后，不知谁比谁跑的更快，即使剩下巴掌大的地方，也不愿意把它锄完。评工分的时候，不是按干活的好坏和多少，本本上定的条条框框更是假的，而是按身体的强弱。五大三粗的后生，即使干活再不出力，也会评标兵分。我刚从学校出来，身体瘦弱，干活不论再出力，总是挣不上强劳力的分。我要是有意见，队长的理由是拿扛麻袋说事。殊不知，几百口子人，一年打那么点粮食，扛麻袋的活计有几天？

调到大队当会计以后，整天和队里的干部们打交道，发现那时的农村干部更不容易。表面上说的是“社员都是向阳花”，其实不知从那天开始，就变了味儿。每时每刻想的都是糊弄队干部，对付队干部。地里干活，好几十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你，稍不留意就给制造出“懒汉”活计。人民公社好，可却把干部推到了群众的对立面。一年四季，生产队的活儿是干不完的，但庄稼却长得很不争气，打不下多少粮食。到了年终交不了公社的账，挨批评听训斥不用说，最后还得违心弄虚作假。所以那时的农村干部像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那时农村干部的形象，就像所有电影电视中扮演的那样：头上扎一条白毛巾，身穿或黑或白的中式褂子，手里拿着旱烟袋。我们村当时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就是这个样子，两人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农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经历了解放后的各种运动，在精明的基础上又多了些政治头脑。生产小队的干部都是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只是文化程度相对高一点儿，共同之处都是出身好历史清白。他们很廉洁，也很辛苦。那时有句很响亮的口号：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因此不管大队干部还是小队干部，白天都得领着社员们干活，到了晚上还得开会。那时有开不完的会。操心受累忙活了一天农活，回去还得忙家里的事，担水喂猪，拾柴关鸡，还没等收拾利索，大队喇叭里就叫三遍了，只得放下家里的活儿去大队办公室开会。

至从当会计后，我就把行李搬到大队办公室里来。因为我没有家庭拖累，所以除了正常的会计工作以外，其实兼顾了大队常年的值班任务。家里变成了食堂，每天一放饭碗转身就去了办公室。大队办公室占的是一所临街的民宅，正房三间隔为里外间，外间是简易的会议室，里间是办公室。里边放着一张大办公桌，一支文件柜，靠墙的地方盘着个小炕，那就是我睡觉的床。房子里放不下几支坐人的凳子，所以我睡觉的地方，白天就是坐人的地方，尤其是到了晚上开干部会，上面就会挤满了人。里边是半蹲着的，还有靠着被子躺的，炕沿边挤着的，像要把那盘小小的火炕压塌了似的。现在想来，这种情况真像脚下的那块黄土地，承载着人口不断急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频临不堪重负的境地，导致那些年春荒越快越严重。如果不改变千年不变的思维方式，光靠喊口号地里是不会多打粮食的。

生产队开会，其实叫“熬会”。先是等人，等到各路“诸侯”骂骂咧咧都到齐了，也就快到11点了。接下来才能进入主题，凡是参加会议的人都想发表点儿意见，有的人耍心事说话绕圈子，听的人云里雾里；有的人说话絮絮叨叨，听得像催眠曲让人昏昏欲睡。一件很简单的工作，不熬到深夜形不成统一的意见。有时也会为一些敏感的问题争吵不休。记得一年安排夏锄，就因为锄一天谷子补3两食油的事吵翻了天。争论的焦点是：这样做算不算搞“物质刺激”，也就是说牵涉到路线问题。其实干部们心里都清楚，这一招很管用，可就是没人敢旗帜鲜明的表态。村里流传这样的俗语：女怕纳鞋底子生孩子，男怕锄谷割麦子。锄头遍谷，人的身体一迭三折，蹲在地上锄十多个小时，到后半天锄地就得连爬带跪。一天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生产队里劳动，别看花名册上劳力那么多，可真到了节骨眼上，就剩不下几个了。有面子的人干了辅助性活计；尖顽刁钻的人找各种理由去逃避出勤，真正上阵的就剩下老实巴交的社员和无法躲避的干部们了。因此村里爱说调侃话的人把常年在第一线干活的社员编排为：澄剩组，意思是经过各种因素筛选剩下的。那时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学生经常要下乡进行“支农劳动”，这大概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补助3两油的事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不过会上提出建议的那个队长还是悄悄实行了。那一年，这个队锄谷的进度又快又好，还得到了公社的表扬。而补助油的事再没有人提起，可见正确的做法总是有市场的。

我虽然身入到农村干部的行列了，但很难深入到他们的灵魂里。对发生在身边的有些事情总是捉摸不透，比如补助油的事，明明不符合当时的潮流，但在干部会上竟会提出来，而且还悄悄付诸实施了，并且过后也没人往深追究。那时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运动一浪接一浪，这肯定属于批判的对象。而村里就是这样，上边大帽子满天飞，而大帽子又罩不住具体的事情。晚上批判了的事情，说不定白天就会冒出来。可见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件事困惑了好多年。直到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他们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一村人的生活重担放在那些村干部们的肩上，他们左右不了上边的政策，但知道身边的几百口男女老少要吃饭，要穿衣。靠社会主义的草长不下粮食。为了生存会采取各种手段，包括阳奉阴违，甚至于冒“上纲上线”的风险来应对政策的。可见吃饭是硬道理，要不怎么能逼出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6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包干到户的惊天举动来呢！但当时不这么想，觉得这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当时开展的“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运动”是多么的及时，心里还不时涌上一阵又一阵的激情，感到自己重任在肩。

四

作为村里的一个小小会计,当然决定不了村里的路线方针，但不可能不被卷入农村的“文革”运动。会计是村里的文化人，虽然是革“文化”的命，但还得利用文化人，所以我还是被重用的对象。那时村里的运动紧跟形势，除了开群众大会要组织政治学习外，每天还要进行“天天读”，这个读的任务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开始我感到任务光荣，责任重大。每天都要先向支部书记请示：今天读什么？然后找来材料，反正是“两报一刊”上登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文章，提前熟悉一下。其实，我在这方面已经经受过锻炼了，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曾多次下乡宣讲过学习材料，像“3211”钻井队的事迹；焦裕禄的故事，最后一次是宣传十六条，我曾站在农村的十字街头，面对四周围拢的几百人，十分流利，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记得当时还为周围投来的羡慕的目光，暗暗得意过一阵子。学习的地点是在大队办公室院内。这样一来大大地方便了我，因为不用担心迟到的事，反正我就住在大队。开头几天算那么回事，我总能读一段完整的文章，后来就变味了。还没等我打开手中的报纸，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就发话了：今天我给大家读一段。然后一本正经地高声朗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还没等下边的人反应过来，紧急着就宣布，天天读到此结束，各队队长安排活计。不用问，这样既短又快的学习大家打心眼里是欢迎的。可给我的感觉是一头雾水，这不明显是走过场吗？但说不出错在那里。上边又没规定读多长的文件。

“天天读”只是“文革”时的一种狂热的现象，实质性的内容是一波又一波的阶级斗争浪潮。不管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一打三反运动”，农村都有“死老虎”可打，反正有的是已经定性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我的意识里，他们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反党反人民的贼心不死，时时刻刻都在梦想复辟，让贫下中农重新回到水深火热之中。可在我眼里，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大都到了老年，即使有年青一点的，也都在中年，头上的帽子也是从上一代继承来的。这些人都是村里最贫困的人，过春节就连每人分的三两肉都割不起的是他们；地里劳动卷着豆叶当烟抽得是他们。解放20多年来，他们老实得像猫儿一样，脏活累活他们干，劳动中从不敢耍奸，而且从没见过他们明目张胆的反对过国家任何政策。那时流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头天晚上开了批斗会，第二天人们照样出勤不出力。

社会的发展变化的潮流不是一个初涉世的年青人能把握得了的，但追逐新流追求进步是每个年青人的天性。“文革”中曾有好多次机会把我推向潮流的风口浪尖，但每次都在接近潮头的关键时刻退缩了。

村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矛头直指干部，叫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老实话，当时的农村干部实在是清白的，这我心里最清楚。至于走什么道路，那更是他们决定不了的。但运动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搞不出成绩只能说明你的态度问题。跟风的人总是有的，村里有人再鼓噪，驻村工作队更是紧追不放，于是大队保管就成了主攻对象。保管员是一个50多岁的人，前半生在外学买卖，懂得一些记帐的常识。到了结婚年龄正赶上兵荒马乱，直到解放后才找了个带孩子的成了家。那时生孩子也讲究大跃进，很快劈哩吧啦就生了一大堆，而且是儿子多女的少。他人粘粘糊糊的，整天寡言少语，是村里有名的绵性子。他家人口多劳力少，从没听过他喊过没吃的，肯定是当保管贪污集体的粮食。那时，经济问题最容易引起人们的积极性，而这样的推理完全合情合理。在工作队的直接参与下，立刻成立专案组，办学习班。

我当时很被工作队器重，办学习班的当天下午，驻村工作队队长就把我叫到他的住地，他说：你是毕业回来的中学生，运动中要起带头作用，争取进步，只要能做出成绩，组织上是会重用的。从那儿出来，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和我一起毕业回到村里的，还有两名女生。我特别在意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她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我好，在学校的时候就表现得十分活跃。在她面前，我始终有一种自卑的感觉。我当会计以后，她也成了队里的“铁姑娘”队长。那时社会上的铁姑娘形象风光得很，再被她的青春靓丽所具象化，不用说，走到那里都是一道耀眼的风景。还有一种难以理清的情愫，她还是孩提的时候，总是口无遮拦地说要嫁我，曾多次羞得无地自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俩之间的关系更变得难以捉摸。这次村里办学习班，实在是天赐良机。我一定要做出成绩证明自己，说不定还可以借机出人头地。那时报纸上不是经常宣传一些“反潮流”的英雄人物吗！同是也给她看看。

学习班就办在大队仓库。这里原来是村里的古庙，也是过去办村事的地方。集体化里边的庙堂变成了堆放粮食的地方，只留一间窑洞做为保管室。仓库的外围三面是高高的土围墙，上边长满树木荆棘，一面是村外很深的河槽，两丈多高的青砖墙一色到顶。站在外面，根本看不见里边的建筑，走进去又给人阴森森的感觉。仓库四周没有住家户，孤零零地位于村子的最东部。住学习班其实就是控制你的自由，让你交代问题。学习的内容无非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文革”中各地办学习班所使用的手段千奇百怪，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达到举办者预先确定的目的。专案组由公社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挂帅，包括村民兵连长和团支书，当然还有几个“头上长角”的人。刚开始，我的积极性很高，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蚕食社会主义的蛀虫，还后悔以往怎么就看不出来？但在连续“短兵相接”的过程中，原先的认识在不断动摇。根据工作队安排，晚上要进行最后攻坚，地点就选在原先供奉“四大天王”的大殿内。殿堂内虽然神象早已拆除，但墙壁上还留有壁画：两条喷发出火光的金龙悬空俯视，给人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下午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一眼现场，发现除了摆放了几支桌子外，还准备了一条粗粗的绳子。其用途不言自明。

回想自己从小学到中学，多年来一直接受的是现代文明教育，灌输的是毛泽东思想，文革中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做人的基本信念未泯，决不会一夜之间堕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同时这件事还牵扯着我的那位女同学，因为大队保管是她的本家爷爷。那一天，我退却了，找了个理由临阵脱逃，没有去参加晚上的批斗会。后来听说那天学习班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个老实巴交的保管员承认了贪污集体粮食的事实，最后退赔出祖上留下的三间房子中的一间，案子才算了结。当然保管的职位肯定是没有了，一家七八口人只能挤在两间小房子中生活。退赔出来的那间房子的后墙临着队里的打麦场，后来队里朝后墙开了个门，改成“看护麦场”的燎望室。民兵集中训练的时候，我还在里面住过。

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那时农村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一年365天，很少有看红火的机会。一些小商小贩就钻这个空子，利用自己在文艺方面的一点特长，来招揽生意。记得有一个城里的钉鞋匠，每到冬季农闲的时候就来村子里摆摊。一辆破自行车，几件简单的工具，小凳子往街头一放，一边干活一边口里就给围过来的人“说书”了。说的内容有“三国”“水浒”，当然那些明显说“神神鬼鬼”的故事是万万不讲的。书虽然说得不怎么样，但生意十分红火。人们都愿意把穿破的鞋拿出来让他来修，而且从不计较价钱。后来形成了习惯，每逢农闲的时候就盼“钉鞋匠”，为的就是能听他的“说书”。这里说的不是“钉鞋匠”的故事，而是来村里拉小平车卖炭的事。卖炭人不是本村的，听说家在外县，早年住过几年监狱，村里人都喊他“老马”。北方的农村，冬天十分寒冷，家家都靠烧炭取暖。队里的马车拉不回多少，每家只能分几百斤，还是“有面子的没面子，没面子的尽面子”。每到冬季，家家都要想办法买点儿炭。有的骑自行车直接去炭窑买，但这需要具备条件，家里必需有加重的自行车。因此就有一些头脑活泛的人，钻一些地方管理不严的空子，利用冬闲搞起了卖炭的生意。

我们村离县办的炭窑三十多里，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刚开始的时候，老马是利用和村里一家的熟人关系找买主的。每天早早地从村里出发，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就拉上炭回来了。晚上就住在熟人家。后来村里传出风声，说老马晚上给里弯的人“说书”。而且传得很神秘，每次说书都要等到村里静下了的时候，关上街门，窗户上挂上窗帘才开始讲，说得是“大八义”。这件事对我很有吸引力。那时的农村，是一片十分单调的文化沙漠。没有书读，没有戏看，各种艺术的东西（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在批判之列。我很想有机会听听老马“说书”。因为从别人口里得知，那“书”的内容太精彩了。但心里十分矛盾，自己还担任着队里的会计，还迫切要求有所进步。去听这种“封资修”的东西，要是传了出去，尤其是传到工作队的耳朵里，轻则影响自己的进步，重则被抓了典型，丢了会计职位。后来眼见“老马”在村里越来越受人尊重了，而且有人送他外号“马红人”。那时他已经买了头小毛驴帮着拉偏套了。每当他拉炭回到村里，有人帮着卸车，有人帮着喂牲口，有人已经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不用问，这些人都是“听书”的粉丝。而且住的地方也搬到了一家成分是“雇农”的木匠家里。然而“马红人”的好景不长，当阶级斗争的又一股浪潮掀起时，他被抓了现行——尽管村里有那么多的人保护他。批斗老马的地点就选在大队仓库的那间供奉“四大天王”的大殿里。

那天的批斗会工作队没有通知我参加，心里不免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听说由工作队主持，整整斗争了一个晚上，人被好几次吊上大梁。第二天，他的全部拉炭工具被没收，人赶出了村子算完事。文革中，乡村的政治气候实在难以捉摸。

五

那年推荐上大学，我使尽所了浑身的解数，求得了村里贫下中农的推荐，争取到了公社领导的同意，名额报到县招办，才知道还要进行文化课考试。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走进了考场。这时不仅对中学知识，就连对“考场”两个字都相当生疏了，考试成绩就可想而知了。我的梦寐以求的“大学梦”破灭了，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考试成绩。也就是在那一年，全国推出了“白卷英雄”。不管年青的他是如何被人利用而推上极端的，但写在试卷背后的信，却真实的反映了身在荒乡僻野的年青一代的处境。因为知识的贬值已经到了无人问津的程度。绝大多数人都是想通过追随社会潮流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推崇“白卷英雄”，客观上把年青一代引向更荒谬的境地。但那段蹉跎岁月也锻炼了人，积累了一笔丰富的人生财富。

做为生产队的会计，并不是脱产干部。本来我也想像“大寨人”那样，在农业第一线战天斗地，争当时代的新“愚公”。但实际上总是被分配一些不被人重视，叫得不响的轻便活儿。农村人衡量你是不是一个好劳力，看得是你拿铁锹一天能撬多少土方，比得是扛麻袋，一句话，比得是硬体力。当是有句口号叫“投身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我觉得我的优势在最后一项。尽管一方面是知识贬值，而另一方面在知识的沃土上成长的科学技术仍在进步，要不怎么会有卫星上天呢！农村也是这样，农业科技领域仍然在不断出现新生事物。那时，先进一些的生产队还成立有科研队，专门搞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普及。我有幸担负起了队里的科研工作，比如县里招开推广农业技术的会议，一般都会让我参加。队里的领导让我开会可能是为了应付上边，但对我来说是机会，并且还有所收获。

那时，村里流行一句调侃的话：吃饭不变样，一天十五号，说的是上顿吃了红面下顿饭还是，吃进去的和拉出来的一个色。红面是高粱磨的，因为地里种得差不多全是高粱，社员们的口粮也只能是它。高粱产量高，为了路线的需要，只能是高梁一支独秀。高粱种得是杂交品种“晋杂五号”，所以三顿饭就是十五号了。我们那个地方历史上就有种植高粱的习惯，所产的高粱质量很好，所以用当地产的高梁酿成的汾酒，为闻名全国的名酒，曾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是家乡人引以为荣的“名片”。在我的记忆中，种过的高粱品种像一首诗，什么“大山东，一把抓，九头鸟，玫瑰红......”等等。青沙帐，高粱林，是我们那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尤其是到了秋天，那更是人间佳境。初秋，一望无际的高梁地像无边的海洋，青风吹来，绿波荡漾，银光闪闪。身临其境，给人一种天地溶合的感觉，怪不得电影《红高粱》选中高梁地为拍摄背景，尤其是九儿和我爷爷高粱地野合的那场戏，拍得更是惊天地泣鬼神。我第一次婚姻受挫后，各方面的压力压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眼看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情急之下，一口气跑到高粱地深处，坐在坟头上，放开嗓子大哭一场。哭得周围的高粱树都像傻了一样，胸中积蓄多日的怨气一扫而光，那天走出高粱地，心情感到格外的轻松。到了金秋十月，火红的高粱穗染红了大地。蓝天白云下，黄土地，红高粱，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家乡啊！

杂交高粱的推广种植，是对传统农业的一场革命。农民是最现实的。刚开始，农技部门把白色的“晋杂五号”下放到村里，干部们都持怀疑态度，当年并没有种到地里，而是放到仓库的角落里，后来生了虫，保管员就当饲料粮喂了牲畜。到了秋天，眼见周围村里种了新品种的，产量明显提高很多，当地的干部们又是介绍经验又是上台领奖，别提有多风光了，更重要的是当年的社员分红一下子就冒了尖。干部们这才重视起来。第二年春播的时候，专门请了县里的技术人员做指导。从此“晋杂五号”坐上了生产队的第一把交椅，在各种农作物中一枝独秀。每年安排计划，做到了一切为“五号”让路，优先安排水浇地；优先保证化肥；优先安排耕种。连村里最守旧的几个“榆木疙瘩”也改了口，其中一个还把分回的口粮当种子种到自家的自留地里，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种出来的高粱长得是七高八低，产量就不用说了。原来，杂交种子只能种一次，必须进行年年育种。

种杂交高粱，产量是上去了，但也让干部们费尽心血，首先出苗这一关就是难坎。我们那个地方十年九旱，春天下点小雨，用不了半天就会被黄沙风吹干，所以每年为保墒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杂交高粱的种子很娇嫩，播种深度不能超过两指，春季表层土壤干燥，种浅了不发芽，种深了种子顶不出土。而当地的高梁，最深可以种到四指，这样就可以把种子种到湿土里，比较容易捉全苗。可见“甘蔗没有两头甜”。我从一个技术资料上了解到：有一种农药叫“九二0”，利用它浸种，能有效增强种子的出土能力。干部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当即就决定由我开展这项科学试验。“九二0”又叫赤霉素，当时市场上没有卖的。后来打听到县中学“学农”课培养这种菌种，而且建有专门的实验室。那段日子里，我一心扑在“九二0”和“五号”种子上。经过浸种过的杂交高粱，果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当年下种的杂交高粱实现了一次出全苗。这是我亲手完成的第一项富有开拓意义的工作，也是对传统农业技术的一次挑战。

每年秋季，县里都要组织各公社派人去海南岛育种，好赶上第二春季下种。这样的机会，我特别向往。地理课学过的那些知识：地处祖国的最南端，典型的热带风光，阳光，沙滩，海浪。这些出现在脑海里的美景，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我。当时红得发紫的现代巴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就发生在海南岛，更让我心驰神往。然而我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是队里的会计，就像一匹套上车的小骡子小马，缰绳限制着你的行动。随着杂交制种技术的普及，培养种子的工作也不在去海南岛。周围一些生产队相继建起了自己的育种基地。有了上次的成功，我也就顺理成章的担负起了村里的育种任务。育种的地块由我选择；播种的时间由我确定；田间管理由我指挥。那时的我，俨然一派指挥千军万马的样子。那一行行出土的幼苗，在我的精心侍弄下，叶子由嫩绿到深绿，一转眼功夫，长得就追上了我的身高。站在田头，望着迎风起伏的绿波，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最高兴的是母本`父本的开花期，就像热恋中的情人预先约定好似的，不迟不早如期相遇。这段时间是我最愉快也是最忙碌的日子，每当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我就来到制种田里，小心翼翼地把父本的头弯下来，然后用小木棍轻轻嗑几下，花粉就会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母本的穗头上。一株又一株，看着承担不同繁衍后代使命的美丽花穗，那种心满意足的姿态，我忽然觉得：自己不正是从事着“造物者”的工作吗！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草木凋零的季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公社机耕站的“东方红”拖拉机开进了收割完庄稼的地里，我又负责了安排耕地的工作。那是一个深秋的晚上，十二点钟换班来的驾驶员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听说上边出大事了，那个天天喊永远健康的大人物摔死了。夜幕下的田野上，头顶是深邃的夜空，耳边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的后背在飕飕发抖，从未有过的恐惧感袭上心头，一段时间来的喜悦顿时烟消云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身处荒野中的小青年实在找不到答案。想到今后的路，不禁感到难言的迷惘。

六

当历史的车轮又恢复正常的时候，人们慕然回首，才知道那是一段狂热的“造神”时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不时推出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人物，而且个个都是“高大全”，且不食人间烟火。在我的记忆中，早一点儿的有邢燕子`侯隽，后来还有董加耕`杨水才......等等。最让我感动的是被誉为“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英雄杨水才，他们都是扎根农村，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他们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也曾多次发誓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于是就在自己的会计岗位上努力寻求有所作为。

人民公社的社员，每年都定有“三投”的任务，即：投工`投肥`投草。三投任务也是参加每年年终分红的主要依据。集体是头任人宰割的牛，三投就是社员手里的小刀，三投投得多，年终当然分的红就多。因此每个人都在三投上做文章，挖空心思的多得多占。在我的眼里，队里对三投的管理那真是漏洞百出，一团乱麻。“东来的东有，西来的西有，不来的没有”。只要和队长搞好关系，不愁得不到实惠。因为它就像队长手里的“随心布施”，可以任意抛洒。

那时流行这样的口头蝉：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在集体化的历史上，工分始终是敏感的话题。记得曾经发过“工分票”。当天劳动结束，由队长发给一天的工分票，就是一天的报酬。推行过“记工本”，人手一册，由队长定分数，记工员逐日填写。最成功的是小包工制：由农活定工分，一段活计结算一次，这样较好地解决了工分的效能问题，也堵住了“人情分”的口子。后来“三自一包”受到批判，当然小包工的方法也就被禁止实行了。我当会计的时候，队里实行的是大寨的记工办法，即：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简称“大寨工”。这种完全靠人的觉悟去实施的办法，根本无法体现劳动者的价值，很快人们就把它叫为“大概工”。开始实行的时候一月一评，平时只登记出勤天数。评的时候队长首先确定这个月的“标兵分”，然后每人比照标兵自报自己的工分，最后是公议。队里的每月的评分会开始还能坚持，后来就逐渐流于形式。变为一季度评一次，半年评一次，最后变为一年总评一次。所以挣“大概工”吃“大锅饭”就成了那个年代的农村的标志。“一心为公劳动”怎样去衡量？谁在广众之下愿意得罪人？这样的办法又如何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什么大寨人能办的，而我们这里就行不通呢？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我一个小会计所考虑的。我下决心要解决的是记分上的混乱状况。

说到生产队的记分，就不得不提两个人。永文光棍一人，是队里的壮劳力。据说解放前曾娶过媳妇，没几天就离了婚。从此见了女人就两眼冒烟。后来凡是有人提起女人的事，他准是脖子一歪，说没一个看顺眼的。已至后来成了村里人形容男人找媳妇眼高不自量力的代名词。“你敢是永文，那么好的女人看不上”，一句话给当事人泼一盆冷水，让你清醒自己的份量。永文好象天生对女人有一种厌恶心理，可他几十年都与戴帽子的孤寡女人住一个伙门道，一家住东间，一家住西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关起门来就是一家。村里人从来听过两家闹过矛盾，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是夫妻呢！永文生得黑，脸面凶恶恶的，有点儿像水浒传中的“李逵”，有时还可以用来吓唬吓唬孩子。他出身好，是“八辈子的贫农”。他打心眼里也把自己当做集体的主人，可以说是对集体忠心耿耿。他没有家庭负担，一年四季都在地里劳动，但每年挣得工分并不是最高的。他渐渐发现了其中的“猫腻”，也曾多次给工作队反映过，（那时村里常年驻有这种名称或那种名称的工作队）但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干脆变了态度，人们只要问他干什么，他立马就气呼呼地说：“伺候死人咧！”语气里充满了对现状的不满。很快这句话变成了全村人的口头禅，凡是遇到干活不公平不顺心的事，都会学着他的口气说“伺候死人咧”。

老实耿直的永文不懂得什么含沙射影，他说得“死人”是有所指的，这就是要提的另一个人：他和永文是同龄人。村里人对他的评价就是那种粘粘糊糊，稀松没出息，与人打交道连句痛快话也没有，用人们话说是“死人活心脏”。他好象没什么尊严，不管老的少的，一律都叫他“三大哥”。我家离他家里住的很近，我还幼小的时候，最怕的人就是“三大哥”，其实我应该叫三大伯。他疯闹过几年，发起病来很吓人，见小孩就追着打，每逢这个时候，他家里人就喊来隔壁院里的木匠，拿锯锯他的脑袋吓唬，或者用大粪往嘴里灌。当时吓得我连他家的门口都不敢看。后来我上学离开村子，也不知道他的病啥时候好的。后来初中毕业回村劳动，发现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变化，变得有点脾气见长，变得有点息嘶底里。这可能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吧，因为他家的阶级成份好，形势捧得他有点儿找不着北了。他对庄稼行不算在行，尤其是农活技术属于苯的那种人。年年赶着牲畜逻地，然而开的犁沟总是像蛇爬行过的一样，扭来扭去。后来，人们看到他逻地就喊：“三大哥，硌溜啦！”我想：第一个提醒他的人肯定没有恶意。他听到喊声立马火冒三丈，不管三七二十一破口便骂，骂的是十分难听。时间长了，反倒成了队里的一个保留节目。地头休息的时候，假如没有了新鲜话题，只要有人出来喊一声“三大哥，咯溜啦”。一场以“骂”为主题的节目便开始了。当然挑头总是那些半大小子。他骂的越凶，劳动的人们越高兴，田间的气氛越热烈，此时此刻人们会忘掉所有的烦恼。别看“三大哥”农活技术不行，但家里的人口确是与年俱增，不几年就成了队里的人口大户。这样队里分东西，比如粮呀`菜呀什么的，他家总是用大件的家什往回搬，有时全家人一齐出动，大人扛小人抬场面好不壮观。相比之下永文就逊色多了。看着人家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拿东西，于是一怒之下，就觉得自己是在“伺候死人咧”。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因素是说不清的。

我是会计，“伺候死人咧”这句话也深深刺痛着我的心。我有一种责任感，觉得对现行的记工分办法应该进行规范。工分作为生产队年终分配的主要依据，每年的工分账，简直就像老百姓说的“狗屎拉在沙蓬上，打擦不利索”。一到年底，平时登记的工分就差不多都出了差错，家家都来记工员那里核对。“农业社的活计不用问，人家干啥咱干啥”。这个月漏记天数了，那个月又短几天了，理由总是充足的，不由你队长不相信。于是今天张家补来工分条，明天李家又送来加分表，都是一副受委曲的样子。好笑的是有一个人的出勤天数，补上所谓漏记的后，二月份竟然达到三十天。我经过反复考虑，出勤天数与评分好比是被乘数和乘数，觉得应该把住考勤这个被乘数的关。我是会计，我也有责任做到这一点，这样就可以堵上年底混水摸鱼的漏洞。于是设计了一张《考勤登记表》，以月登记，每人一份。最关键的是让队长每天在表上分早中下盖手章，一天三个红红的印，而且是当天盖当天的。全队的出勤以月公布。这样到年底就不会出现漏记的问题了。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跳出《白毛女》中黄世仁逼着杨白劳盖手印的情景，心里充满了苦涩。

新的考勤办法实施以后，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到年底一度泛滥成灾的“寻工分”风没有了空子可钻。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功的喜悦，但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政治上的好处，而且在我的入团问题上还颇费周折，多次拿家庭成份和父亲的问题说事，当然更不会因此而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相反，我发现有的人看我的目光有点怪怪的。两年后我被撤掉会计职务，我才从那怪怪的目光中悟出了点什么。不过我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大多数社员的认可，尤其是上边提到的“永文”，当年分红以后，破天荒地把钱存到了信用社，因为我当时还兼任村里的信用员。

七

那时我在生产队当会计，还兼任着统计的工作。本来统计工作是应该设专人负责的，因为当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远在上边的各级领导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亲临第一线指挥农业生产，然而又要根据农事季节和生产进度安排各村的生产，指挥千家万户去种庄稼，所以连接各村的电话就成了重要的通信工具。公社设有电话总机，各村大队办公室不管如何简陋，都摆放有一部黑色手摇电话机。于是上边的各种指示和各村生产活动的情况就通过电话线进行着传输。那时公社每天都要向村里要统计数据，可以说是从春报到冬。什么春耕进度，锄地进度，割麦子进度......所报的数字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我想：对上边要求报的各种数据，刚开始村里肯定是相当重视的，都是要经过认真统计的。后来发现，这些报上去的阿拉伯数字，并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有时甚至需要你睁着眼睛说瞎话。时间长了，队里的干部们也就对统计工作不再看得重了，再说，农田里的活儿，那能像工厂里一样，随时可以准确统计呢。因此队里并没有明正言顺地把统计工作的事交给你，而是因为那部电话机就在你的办公桌上，你又无牵无挂的一天24小时都在办公室，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你就应该解决它所提出的问题。

不管统计工作是如何落到我身上的，忘不了的是那部黑色电话机。多少年了，对它都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愫。记得第一次拿起它的时候，手还有点儿颤抖，随即耳边便传来了银铃般悦耳的女子声音，那声音是那么的清脆，那么的富有穿透力。直到放下话筒好长时间，心里还狂跳不已。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异性贴着耳朵说话，当然电话的内容是催报当天的生产进度。从那天起，我对上报生产进度一类的统计数字就格外的用心，不管多忙，总要抽出时间，向队里的干部们收集当天的进度，表面上是为了工作，其实内心还藏着一个难以出口的秘密，那就是和电话那边的她交谈，尤其是不能让她在电话里感到失望。虽然只是她问我答，但心里挺满足的。次树多了，干部们还有点儿奇怪，有时还流露出难以掩饰的不奈烦。这年冬天，我有幸参加了县里在党校召开的全县统计工作会议，据说开这样的会议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我想：可能是我统计工作做的突出吧！开会的通知就是她告诉我的。

通电话的次数多了，当然说话的内容也就不仅限于公事公办，也开始说一些题外的话。比如遇上通知开会的事，说完正题，我俩会聊一些有关会议的事情。记得一次参加完批斗公社会计的会议，好多会议上听到的新鲜事就特别想和她交流。那时的公社会计，算不上什么“当权派”。因为同是人民公社的会计，业务上是上下级关系，平时业务接触较多，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个子瘦小，办事干练，精通业务，工作兢兢业业。听说家庭成份不好，本人历史上也有点儿问题。看得出平时办事谨小慎微，对领导总是唯唯诺诺，树叶落下来都怕打破脑袋。就是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言人”呢？批判会上，公社有位很有地位的领导揭发了他的这样一条罪状：夏收前公社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进行今年的小麦估产。在当时来说，估产结果如何，直接影响到对“文革”的影响问题，也就是可以上升到“路线问题”的高度。对习惯了与数字打交道的会计来说，这当然是一件份内最重要的工作。因此那位会计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会议流动到各村麦田进行实地评级，他紧跟在公社主要领导的屁股后面，深怕落下领导定出的有关数字。领导长得人高马大，他跑得气喘徐徐还常常被甩在后面。就这样还闹出了一个笑话，（当时一般人这么看，后来却变了味）事情是这样的，在山区估产的时候，他听到前边领导手里拿着几穗麦子，交谈的话觉得很好奇。休息的时候，会计讨好的凑过去问那位领导，“怎么你们还能分出沟底沟顶的麦穗来呢？”一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原来当时领导们是在议论小麦的长势，说得是麦穗上每排麦粒的颗数，俗称“勾三勾四”。本来是一笑可以了之的笑话，在批斗会上却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思想阴魂不散的证据，为此事还当场坐了“飞机”。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想到自己的家庭条件，心里不免有点忐忑不安。对着话筒，我流露出许多对运动的不解和对那位可怜会计的同情。听得出她的声音也不像以往那样欢快，因为具体情况她可能知道的比我更多。电话里出现了少有的沉默，好半天话筒里才传来低沉的声音“那人挺牺惶的”说完便挂断了电话。这次特殊的电话交谈以后，互相的语气好像生分了一些。每次我总是努力想把话说的准确，说的好听，生怕话语中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她的语气也比以前矜持了许多。这时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十分想见一见她。我当会计差不多快两年了，几乎是拿起话筒就会听到她的声音，但只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时的电话是人工接线，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都会十分积极地去办理。那时村里人想打个电话，还经常托我代办。但相见是一条细细的电线——我在这头她在那头。那时公社话务室设在一个偏院里，我偶尔到公社也没有机会去她的工作岗位。当然对方就更不用说了。一次她在电话上告诉了一个好消息，说今年推荐上大学的文件下来了，并给我透露了招生具体的条件和的有关情况。这次事关人生命运的重要机遇，我尽了最大努力，也顺利地通过了大队和公社两道关口，但最终没有如愿以偿。伤心失望之余，仍然感激素没见面的她对我的关切之情，觉得心里总有一种对她的内疚。真正见面是在第二年的招生季节。从村支部书记嘴里得知，她被推荐录取到地区卫校。在一次去公社送报表的时候，我鼓起勇气走进位于偏僻小院的话务室。其实两人并不需要相互介绍，听声音就“不见如故”。像几年不见的老同学，没有客套话，简简单单的几句平常语，足以传递各自最纯洁的情感，也完成了人与人相识的全部过程。

电话机还是那部电话机，但话筒的对面已经换了别的人。当然我所担负的统计工作还得继续，只是觉得电话线里缺少了点儿什么，变得冷冰冰的。当对某种工具失去吸引力的时候，总会涉及到它所承担的作用，要不说“爱乌及屋”。那是一个寒冬的晚上十点多钟，天空北风呼啸，窗外漆黑一团。大队办公室里就我一人，这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极不情愿地拿起了话筒，原来是公社的一位副主任，他在电话里指使我立刻去叫支书。支书家住在村子的最西边，离大队足足有半里多地。本来这个时候接他的电话，我心里就有抵触情绪。听他神气凌人的口气，想想外边黑森森怕人的天气。前几天村里刚出了事故，一个年青汉子打旱井时无聊的攀爬井筒，爬到井口掉下摔死。一到天黑，空荡荡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我毫不犹豫地顶回了他的发号施令，一再向他说明我不敢去。从话筒里听出他发怒了。我也不知从那里来的勇气，果断地放下了话筒。想不到第二天我还没有起床，那位副主任就气势汹汹地推开了办公室的门。指着我的脸劈头盖脸就是一阵训斥，训得我头都抬不起来。当时的我并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反倒想起一位下放干部说过的“狼吃小羊”的故事，此时此刻多像他讲的故事的重演呀！他发完满腹的淫威走后，我满怀委曲的盯着那部给我美好给我向往给我羞辱的电话机发呆，心里涌上对自己的命运无比忧虑。

八

村里的“文革”还在继续。本来大规模群众的运动是年青人最容易参与的运动，它可以使人热血沸腾也可以使人疯狂。正是心高气傲的年龄，梦想着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的革命精神渗透在每个人的血液中。然而经历了这几年的“七斗八斗”，村里原有的淳朴风气彻底打破了，集体的经济是大家的，村里每个人都有份，可并不是人人都盼着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堆成山。遇到坏年景幸灾乐祸的大有人在，而这些人并不是“地富反坏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了章法，团支书是党的后备干部，可就是因为他的伯父曾当过敌伪的特派员，就入不了党，一气之下破口骂起了街，从此两代人结下了疙瘩。村子不大，多少年来相互联姻的不少，家族与家族之间形成了纠缠不清的关系。不知什么时候在自身阵营内部构筑了一条无形的分水岭，就连小小的村庄里也形成了两派。那是的农村，到处都弥漫着斗争的硝烟，折腾穷，穷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人为的制造出好多难以调和的矛盾，折腾的人到了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上边的工作队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批又一批，风向是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倒。这样的局面是我不愿看到也是不能应付得了的，而且随时都担心被社会潮流所吞没。我不可避免的变成了夹缝中人，锐气一天天在消磨，压力一天天在增大，整天感到提心吊胆忧心忡忡的。

预感中的事还是发生了。公社又派来据说是很有闯劲的工作组，带队的是四清运动中提拔起来的农村干部，武斗时还扛过几天枪。一进村就住到原来的支书家。很快在他的主持下，对队里的人事进行了集体化以来的大清洗，一次撤了六个人职，有民办教师，有出纳员，当然最显眼的是我了。那些日子，村子里的空气变得冰冷冰冷的十分艰硬，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大多数人眼里充满了疑问和怜悯，也有的人表面的同情掩饰不住幸灾乐祸的影子。后背经常能感觉到有人在指指点点，真如同如同泰山压顶，整天挣扎在决望之中。像一个刚从游泳池里学会游泳，一下子跳进大江大河的准备大显身手的人，突然被险恶的旋涡打翻了身，只有无助挣扎的份儿。

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交出了浸透着我青春的心血和汗水的那枚鲜红色公章，也结束了我初出茅庐踏入社会的这段生产队当会计的经历。办理交接手续的那一刻，我不知从那里来的勇气，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和所有在场的人谈笑风生，连以胜利者的姿态接收会计印章的人都感到不知所措。好像不是遭受厄运跌入人生的低谷，而是卸下沉重的枷锁迎接美好未来的开始。从当时的大队办公室走出来，一阵轻风扑面而来，连日来饱经熬煎的脑神经清醒了许多，仰望被月色染得灰蒙蒙的夜空，不禁长叹：前方的路该怎么走？（完）

男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