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崇高偶像

—怀念四爷王志昌

题记：堂叔来电话，说四爷周年时想出一本纪念小册子，嘱我写点纪念性文字。应诺之日，思绪潮涌，草略成文，当否难知。所叙之事，虽显琐碎，但可窥见四爷为人处世之一斑。文了之时，心中唯念，既忠堂叔所托之事，又寄托我对四爷的思念之情。此记。

四爷的逝世，官方的评价是“我们党失去了一名好党员，一位好干部”。但对我们家族的亲人来说，留下的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记忆和念想。

小时候常听父辈们说四爷是我们村解放前唯一的一位秀才。说秀才，其实也就是初中毕业。但那个时代书能读到初中毕业的人很少，像老家那穷乡僻壤之地就更是少之又少。据说给四爷发榜那天，村上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披红挂彩，很是热闹。后来四爷在教书过程中参加了地下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上小学的时候，村上人就说四爷在县上当官，官还不小呢！但我第一次见到四爷的时候，却让我发指的难受。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四爷当作“走资派”被打倒，关进了牛棚。一天，在我上学的小镇上，我发现四爷和其他十几个“走资派”被一伙“革命小将”喊喝着游街，每个人头上带着纸糊的高帽子，四爷胸前挂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志昌”的牌子，名字上还打着红×。只见四爷走在最前面，手里提个小锣，一边敲锣一边嘴里说着。“铛、铛、铛！我叫王志昌，铛、铛、铛！三青团员国民党，铛、铛、铛！粮食局当局长，铛、铛、铛！谁想打倒就打倒……”。那时候小，不懂政治，看到四爷身体被摧残和人格被侮辱的场面，只是心生不快。后来慢慢长大，读了历史，才知道那是一个滑稽的历史错误。再后来和四爷笑谈那段历史时，四爷一脸的从容，看上去没有一点记恨。

由于母亲的长期灌输，四爷一直是我心中崇高的偶像。我参加工作后，母亲还经常对我讲，“在外边干事，要像你四爷一样，善于吃亏，宽容待人，做人做事要稳稳当当”。母亲的话语虽然朴实无华，但四爷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日渐高大。真正聆听四爷教诲是我在县纪委任副书记的时候，那时四爷已从县委统战部长职位退居二线。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坐下，亲自为我沏上一杯清茶。他说：“四爷马上就要离休了，你是咱门这个家族的后起之秀，好好干，为咱王家争气！”他还跟我讲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和他的人生经验。我都牢牢记在心中，成为我后来做人做事的基本尺度。

现实中的有些事说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们村出过四爷、王铣兄和我三个局长，四爷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局长，王铣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局长，我算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有意思的是我们三人都在青化镇工作过。我在青化工作时那些老同志一听我是下仁池人，就给我讲四爷在青化工作时的故事，记得最清楚的是说四爷口才特好，讲话水平特高，说是一次四爷作报告，参加会的人听得入迷，会议结束后憋尿的人在厕所排成了长队等着解手。至今在青化还流传着“参加王志昌的会，就像听了任哲中的戏”的顺口溜。因此四爷在青化有许多朋友。记得我主事青化期间，处理了一名镇办企业干部，这位干部最终找到了四爷为他说情。那是1989年的夏天，四爷第一次到我9平方米的家，说了些家常话，我看出四爷有什么事要说，就问“四爷，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力的，尽管说。”四爷最终还是说出了那位处理干部的事。我当时给了四爷一个台阶，但事还是按当时的决定执行了。后来四爷也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理解了我。听王铣兄说，四爷还表扬我，说我做事能坚持原则，是王家的好后生，听了此话，我从心底感谢四爷。

四爷不光在外干事受人称道，他还是干庄稼活的把式。上世纪70年代，解决农转非时把大堂叔全家留在了农村，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后，四爷每年夏天都要回老家为堂叔收种，有一年夏天，四爷为堂叔扬场，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自己手中的活看四爷扬场，那时四爷是县委统战部长，不知那位后生开玩笑说“你看人家四爷到底是统战部长，扬场都搞统战工作，把人都团结到他这儿来了”。

四爷虽然多年在外，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养育过他的那片故土。记得上世纪70年代，他刚恢复县粮食局局长职位，那时我在村上当会计，他经常回村上指导干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工副业生产。当时县上倡导发展油菜生产，他就把点选在自己老家的生产队，亲自指导作务，后来我们队的油菜生产一直是市、县的先进典型。

四爷对家乡亲人的亲情是很弥珍的。不管谁家有婚丧嫁娶之事，只要他能脱身的都亲自参加，实在不能到场也要把情行到。我的父母去世，按说他是长辈，年事已高，可以不回来，但他还是回来悼念，并给了我心灵的极大安慰。每每想起四爷对我的好处，我都感动地不知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