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高考
导读学生住宿及生活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大专粮食供给标准为每人每月34斤，中专为32斤，细粮70％，粗粮30％。我们每人每月助学金平均为21元，平均分发17元菜票，其余几元依据家庭经济状况分发3—5元不等。
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这一年冬季全国从66至77十二届高中毕业生同时进入考场。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而招生计划指标只有20余万，录取比例小，竞争相当激烈。
后来才知道，那年八月上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召开了这一年的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邓小平主张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这一主张改变了往年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录取方法。邓小平亲自修改审定了招生工作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消息一传出，石破天惊，一批早就有志于跨进高等学府的人，特别是那些在逆境中跌跌撞撞的知识青年们也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马上进入临战状态，从床底下、墙旮旯、废纸箱里找出了蒙尘十几年的中学课本，争相传阅，爱不释手。考试时间定在12月8日，全国沸腾了！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影响全中国。
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我有幸赶上了这恢复高考后的第一班车，见证了这一场伟大的变革。
10月21日早上六点半，晨光熹微之中，我已经走在村南边的田间小路上。我是带着镰刀要到一块名叫小沟南的红薯地里去割红薯秧子。从家到地，约有千米，当我走过一半略强的路程，忽然从身后传来村里高音喇叭的声音。清新的空气中，那声音洪亮，清晰，脆响。是不是著名播音员夏青的声音？播送的内容是高等学校《招生简章》。我放慢了脚步，边走边听：
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报考分文理两类。文科类考生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类考生考语文、数学、政治、理化。
这些条件仿佛是为我规定的，我1972年冬高中尚未毕业就参军入伍，1977年春复员回家。两个月前通过考试被安排在村办初中任“编外”民师，因为两年前县里曾对民师进行过整顿，在编民师颁发有《任用证》，我没能跟上整顿，只是个编外民师。我是复员军人，24岁，未婚，完全符号报考条件。听到这一消息，我兴奋得像是获得了一次新生。想想吧，一个人在漫漫人生路上艰难跋涉，进入戈壁沙漠，饥饿难当，无奈无助，几欲绝望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了馅饼，不偏不斜正掉进自己的嘴里，那是什么感觉吧！所以30年过去，那天早晨听到的清晰动听的声音依然在耳畔回响，它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
在规定的时间内我报了名并领取了《准考证》。我报考文科，考号为95217。考试时间为12月8日和9日。这似乎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冬季高考。
我教初一语文，担任班主任。虽然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但并没有因此耽误给学生上课，其实就没有专门复习过。手头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没有教材，没有一丁点儿高考应试知识。家在偏僻贫穷的丘陵山区，文化相当落后，村子里不曾有一个大学生，所以真是孤陋寡闻，实在是可怜得不知有大专中专之分，更不知大学还有本科专科之别。因为就没听说过嘛！城市里的报考者已经发了疯，找资料，参加辅导班，听名师指点。还有信息方面的许多优势。县城也办起了高考复习班。相比之下，我等乡下报考者，闭塞、冷清，既没资料，又独学无友，更缺少了那种紧张热烈的氛围，几乎是听天由命，全靠可怜的一点底子和运气了。
高考时间一天天迫近，大战在即，气氛更浓重起来。进入12月初，我也曾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晚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凌晨两点钟才睡觉。其他书籍没有，就是自己几年前学过的已经残缺不全的省编高中数学。我们这一届高中学生初中阶段遭遇“教育革命”高潮，学业荒废。高中阶段喜逢“教育回潮”，学到了一点东西，不过大部分都是初中的内容。名曰高中毕业，实则仅有初中二年级的程度。数学相对荒废少一些，高中数学中初中和高中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有对数、三角函数、二次曲线、数列等。自知语文底子好一点，况且复习什么也无从下手，所以干脆就不复习了。政治、史地也一样，放弃复习了。而数学，几年前在校期间只是中等程度，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复习一下，得分的余地比较大。我这样想着，于是就在数学上下了点工夫。
12月8日，天气晴朗，虽是冬天却没有一丝寒意，考场设在吕店高中。这是一所乡办高中，条件相当简陋，上午8点钟全乡400名考生同时进入考场。先考语文，一科下来，等到下午再考数学的时候就剩200人了。按说语文还是比较好考的，因为它能给考生们一个比较好的自我感觉，所以历来考试往往先考语文。如果先考英语和数学科目，考生大部分题都不知所云，根本就没做，那对考生的信心完全是一种伤害，接下来的考试还怎么考？语文就不一样了，起码他感觉“不管对与错，反正都做了。”可就这，语文考过后就淘汰了一半。能够坚持把四科考完的大约占报考人数的三分之一。
语文考题中，有四个病句让你修改。大概我改对了两个。把《劝学篇》中“不积跬步”一段译为现代文。还有些零零碎碎的题，记不太清楚了，知识部分占40分。
作文则是重头戏，占60分。两题任选其一，一是《为华主席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热烈欢呼》；二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试卷到手，我考虑了半分钟，一题为议论文，写成夹叙夹议，写一些口号性的议论，再列举一些事例就成。当时已进入年终岁末，早有一些工业生产、钢材、煤炭等提前完成全年计划的消息报道，自己通过收音机留意掌握了一些论据材料。写这样的文章，比较稳妥，凭自己的作文基础，随便都能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也能得到一个差不多的分数。二题为抒情性的文章。这种体裁平日练习得少，自己也缺乏亮丽的语言，所以很快决定写前者。
政治考试没有试卷，只有一个纸条，约10厘米长、5厘米宽，像卷烟纸一样宽窄大小。上面印了几个题，而每一个题都是一篇论文，诸如让你结合实际谈对立统一问题，辩证法在三大革命中的运用之类。答题全写在16开的续卷上，我整整写满6页！我把时间用得足头尽尾，我看着手表，还有3分钟就再写一小段；还剩10秒钟就续写一句；时间还不到就再添一句。
当时恐怕连印卷子的纸都成问题。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萧条，物资供应紧缺，百废待兴。后来得知77、78年高考印刷缺乏纸张，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都动用了。
数学考试从略不提，败军之将不言勇了。考题中有一道关于栽电线杆子的数列方面的题，自己应该会做的，可出题者将书上例题的已知条件换成了未知条件，便楞是做不出了。这让我后悔不迭，遗憾终生。那一道大题大概占20分。想想看，高考总成绩再加20分，那是什么概念，中专变成了大专，专科变成了本科，普通变成了重点！这些变化势必导致分配去向的变化，人的历史有望改写。20分，关键时候就是1分也不敢丢啊！差之毫厘将谬以千里。
史地考试中有一细节值得一提。有一道历史填空题，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广州、香港举行什么大罢工。我印象深的是“二七大罢工”、“秋收起义”等历史事件，对那一次长达16个月的大罢工事件不清楚，可我又听说过“省港大罢工”这个词，或许是一回事？我就填“省港大罢工”。含含糊糊，带有蒙的性质，结果蒙对了。
考试那天的吃饭问题真成了不成问题的问题了，现在说出来是奇闻，听起来是笑谈。虽然吕店是管辖着三十多个行政村四万多人口的乡政府所在地，集镇也不算太小，可当时只有一家饭店，国营的，日接待能力不过百八十人，一下子拥进几百号人如何受得了！别说是吃饭，要面条要馍，就是站也站不下。不到12点已拥挤不堪乱作一团了。做饭的做不出，买饭的挤不着，前呼后拥，一片嘈杂。没有买到饭的急于往前挤，买了饭的挤着出不来。街上、路上蹲满了吃饭的人。一拨人吃完离开，又一拨人填满了所有的空位。碗筷遍地，一片狼藉。前面的人还有碗筷，后面的人连碗筷也没有了。可怜这些平日里还有些斯文的人们，不得不俯身捡起别人的碗筷，不洗不涮，打了饭来自己吃。
考试结束，在家等通知。按原来的计划，到来年元月8日前评卷结束，发通知书。可过了那个时间音信全无。又过了一个月，还是全无音信。于是就有人说，人家都通知过了。可我不信，我相信只要自己收不到录取通知书，就说明还没有开始录取，或录取工作并没有结束，可见那种年轻气盛自信自负到了怎样的程度。
2月份一天天地过完，在漫漫等待中已进入了3月初，还是没有半点儿消息。10多年没有高考了，什么东西都乱了套，从改卷、政审、到学校录取，工作量够大了。咱完全能够理解，那就耐心地等吧！
考试一结束，我跟父亲说，我能考240分。可对外人，就没敢估这个分。还是保守一点好，别人问我考得咋样，能得几分，我说200分左右，即使比较近的人最多也只能说到220分。
终于有了点进展：我接到体检通知。那天全县20多人参加体检。体检分数线为：文科180，理科156。体检与录取之比大约为3∶1。直到3月8日才领到了洛阳师范学校（今洛阳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我报的第三志愿，中师学校，专科学生，即大专班。当时可以报六个志愿，大专、中专各三个。报志愿跟估分没有关系，是在申请报名时就填写志愿的。报高了怕走不了，报低了又恐吃亏。我报的六个志愿呈阶梯状，各档都有，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是郑州大学新闻系，这是我报的第三志愿。我估计第三志愿录取的可能性最大。另外3个志愿分别写上了本地区几所中等师范学校的名字，这是自己志愿的底线。
入学报到的时间规定在15、16两天。3月15日，春光明媚，阳光灿烂，8点多钟我就到洛阳师范报名入学了。在校门口迎接我的是上一届中文专业的学生干部、伊川籍的纪香婷同志。
入学后得知我的高考成绩，语文69.5、数学22、政治82、史地69、总分242.5，原来令别人刮目、供自己炫耀的就是这样一点可怜分数。本班录取分数在236—252之间，入校后听说有些大学扩招，一些考分不及我们的，反而录取的学校比我们更高一档，真正的幸运者。学校招收7个班中大专4个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前两个班各42人，后两个班各30人。中专3个班，英语、艺术、体育，每班30人。我们入学不久，学校更名为洛阳师范专科学校。
学生住宿及生活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大专粮食供给标准为每人每月34斤，中专为32斤，细粮70％，粗粮30％。我们每人每月助学金平均为21元，平均分发17元菜票，其余几元依据家庭经济状况分发3—5元不等。这些钱能够保证学生基本生活费用。
本班有3个“老三届毕业生”，最大的33岁，都已成家。除了两三个17岁的小弟小妹外，大多都是23或24岁的未婚青年。
入学后，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都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某些老师和班干部老是讲我们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还是什么什么“第一”，大家对此都很反感，觉得夸夸其谈，有些言重了。其实，现在看来，其意义远远不止于他们所讲的几个“第一”。这里，我就引用一段文摘作结：
1977年以前，十年内乱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山下乡”和所谓的“出身问题”大批有志于深造的青年人被关在校门之外。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起点，对于经历了那场伟大转折的每一个人来说，已成为浓缩的历史阶段。从那时起，一届又一届青年匆匆走在那个金色历史线段的延长线上……
（写于2007年冬，以纪念恢复高考30年）
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