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是古代人的事

编者按本文由京剧《范进中举》生发开去，谈到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传》所抨击的“科举制度”在李世民那儿却是创新之举，它至少向全民敞开了进仕的大门。可惜多少聪明书生撼摇不动的“科举制度”，最后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以“一纸令下”，轻轻松松地划上了历史性的句号……本文语言犀利，反讽味特浓，掩卷长思，似乎借古讽今，意味深远。

《范进中举》是京剧“四大须生”奚啸伯的“独门戏”。此公因演唱风格高亢而从容，擅演历史上的一些“高、大、全”的人物。譬如“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诸葛亮，却断然没有想到他会去演一个为人耻笑的范进！并且能把范进犯了“失心疯”，时而颠狂不已；赴了琼林宴，时而又怡然发飘的那种心境、心态和思想活动，表达刻划的入木三分，形神逼真，让人叫绝。

众所周知，这出戏是缘自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传》。从唐朝李世民发明创造了“科举制度”起，不知有多少人在为“金榜题名”孜孜不倦，编织着“鲤鱼跳龙门”的美梦。像范进中举这样好不容易熬出头，却又发了疯的“举人老爷”的问世，有人说是吴敬梓在“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也有人说，那是吴敬梓在很严肃并且是鞭鞑入里地在批判“科举制度”。依我之见这两者兼而有之，理由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吴敬梓历经“康、雍、乾”三代，以他深谙官情、民情的眼力和执笔如执剑的能力，却没有当过官，这既是他的不幸，又是他的大幸。否则他也不可能以官场之外“另类”的眼光去讽制、挖苦、嘲弄、打击当官之人，并且几乎是以此为生，留下了《懦林外史》这篇传世的精品。

但是不管是哪朝哪代，书生终究是书生。尽管腹诽也好，以明嘲暗讽的手法去表示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和抗议也好，乃至写下“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那种似褒实贬的诗也好，终究冲不破权制的樊笼。吃了“十年寒窗苦”的书生们，都以自己“知书达理”，是一个“明白人”了，却根本不懂“天不变则道不变”这个“道”，远远比他们懂得的那些“理”来的要重要万分。“道”总是能驭着“理”，驾着“理”，要不然为什么“道理”两字总是“道”在前，“理”在后呢？中国的文字释义博大精深，岂是几个书生摇头晃脑读了一堆书就能搞明白的。

历经1200多年。多少聪明的书生所撼摇不动的“科举制度”，最后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以“一纸令下”，轻轻松松地划上了历史性的句号。是因为那年、那月、那天的“天”变了。

其实，为吴敬梓所抨击的“科举制度”，在李世民来说仍不失为“革命创新”之举，它至少向全民敞开了进仕的大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用现在的评判标准来说，只是不够完善、不够科学罢了。他的首要弊病是不能量需备学、备考、备才，而是天下一个样，《大学》、《中庸》、《论语》等等等等，都要考个七个A八个甲的才能出线。所以唐朝培养出来的大家、名家种类就特别少，而诗人就特别多。职称最高的大概要数李白了，被评为“诗仙”。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除了语文、历史两门过硬之外，还自修了一门外语的缘故吧。也幸好那时不考什么《化学》、《物理》、《政治》、《数学》，否则他也是难以成名成家的。其次是李世民的考题出了问题，老是考量学子书本知识掌握了多少，不问学子实际能运用多少，重纸上文章，轻工作能力。如此沿袭难免会再度偏师借重赵括之流，把个国家给葬送掉；也难免会把不读书的朱元璋这类人才给疏漏掉，甚至还搞毛了吴敬梓这批造不成反、做不成官的秀才，弄个范进出来指桑骂槐。

就《范进中举》而言，表象上是个体化的“出丑”，实际上也是个大问题，光看他学分高，皇上就召见赏宴了，怎么也不去问问他“十年寒窗为了什么”，“学到现在能做什么”，“出了寒窗去干什么”。这种为官而学，为官而疯的人，于国于民于事业又能有什么补益呢？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如果都“举贤”录用了像范进那样“高学分”的一批书生，那就跟广辟养猎场，圈养了一批畜生又有什么两样？

所幸，“科举制度”早已远离而去。《范进中举》不过是古代人的事，用不着我们去替古人担忧了。

蝶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