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示利国利民
导读公布官员的财产无疑是反腐倡廉的一剂良药，很多官员其实正是因为过多的人情牵连，而被动走上贪污腐化之路的。在这种现实的社会格局面前，如果能有一种制度硬性要求官员的所有财产收入都必须全面、有效公开...
专栏·传媒杂谈报道：我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在项目选择和资金投放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具有的决策权与选择权很大，与此同时，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源自高层的信息与来自实践的忧虑共同作用下，官员财产公示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从爱护干部、预防腐败的角度看，财产申报乃当前所需，且宜早不宜迟，推行得越晚，陷进去的人越多。近年来，公务员权力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其中绝大部分典型案例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的问题，只有尽快以法律形式确立并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才能使公务员和干部队伍不敢、不能逾越法律所设定的界限，真正将防腐肃贪机制落到实处。
据7月6日新华网报道：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定李培英犯受贿罪和贪污罪，其中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250万元，两罪并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又是一个亿万巨贪落入法网！针对近期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皮黔生4位省部级高官“出事”和太原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王洪生涉案金额4.7亿元等亿万巨贪频频出现，大批网友发自肺腑建言献策：要尽早出台“官员财产申报”等阳光法案，避免贪官“坐大”了再捉。
这个制度不是为了让官员自首，而是为了让官员自律，不是为了反腐败多抓几个贪官，而是为了预防腐败，少出几个腐败的官员，对官员起到警示和威慑作用。自从1994年我国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后，对此的探索实践未曾停止过，除了新疆阿勒泰的“破冰”之举外，还有浙江慈溪的“吃螃蟹”之举。从试点情况来看，大家基本都持肯定态度。光让官员在任上、新任和任后填一次阿勒泰的财产申报表格，就足以给官员们以警醒。他会知道什么样的钱能收，什么样的钱不能收。而每次填表时的心理警示，也足以能起到教育预防的作用。
曾锦春在任湖南郴州纪委书记期间，第一次受贿是在1991年，1997年下半年至2006年9月期间，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195次，3000多万元，家产超过6800万元。曾锦春受贿数额从第一次的一笔1千元，到后来的一笔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从被动受贿到主动索贿，霸占他人矿产，横行霸道，无恶不作。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李培英1995年1月至2003年11月9年间，贪污、受贿索贿涉案总额超1亿。曾锦春历经15年，李培英历经9年，如果有财产申报的预警，他们小贪后不会坐大成今天的巨贪。
事实证明，被查处的腐败官员几乎都涉及到贪污腐化，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逐步的“公开透明”无疑是刺向腐败的利器。由于官员的工资收入固定，有可能导致腐败的就只能是“灰色收入”，因此公开房产、汽车、奢侈品等成为网民关注的热点。现在官员财产不公开、不透明，不仅广大人民群众不满意、非常痛恨，而且助长了一些贪官的攀比心理。贪官们都认为别人贪得多，自己贪得少。这些贪污受贿上亿元，同时因他们贪污受贿而使国家蒙受无可估量的损失，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贪官，一个个上诉、叫冤。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1亿多元人民币，还认为搞的钱比别人少，判他死刑觉得很“冤枉”。他质问法院，“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么判？”贪官的这种心理必然导致更大的腐败。
2009年新年伊始，阿勒泰地区在官方网站公示了新任命的55名副县级官员的财产申报。2月17日公示了千余名县处级和科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其中县处级官员申报率为98.97%，科级干部申报率为100%。走出了中国廉政建设的一大步。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就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出统一规定，包括廉政创新举措较多的江苏，同样没有明确而系统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过，该省部分地区的相关尝试早已启动，例如镇江等地便规定将财产申报列入后备干部廉政档案。这是爱护干部的表现。很多官员被投进高墙后悔不当初，而这条规定就像是围着走路修的栏杆，在干部们走偏了撞到栏杆时，能提醒他们不要越界。
没有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地区，那对现任领导干部监督肯定是乏力的，他们就很难避免不走上腐败之路。因为监督缺位乏力，对领导干部的贪欲未能制止于蠢蠢欲动之际，未能防患于未然，未能建立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廉政文化、习惯和制度。贪官的贪欲就会越来越大，钱太容易搞到手了，动辄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元、上千万元，有的甚至高达数亿元。“伸手”与“被捉”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一些贪官边贪边升，带病提拔，随着职位的上升，权力越来越大，其违法乱纪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也越来越严重。贪官没有及时受到惩戒，反而升迁。他们不断敛财，却平安无事，因而“贼胆”越来越大。干部缺乏自律和监督缺位乏力，贪官“坐大”了再捉，往往涉案数额特别巨大，一旦东窗事发，便被判重刑或死罪。其结果首当其冲的是害了干部本人和家庭，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这就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官员任命制的弊端。
在国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制度。目前，全世界有97个国家和地区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入法，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我们完全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经验，让中国的财产申报制度摸着石头过河，让立法真正进入倒计时。使每一位公仆都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下，利用舆论监督的力量让腐败官员无处可逃。只要是堂堂正正挣来的财产，就不怕放到光天化日之下晒晒。为官者上任、任中、卸任定期公布财产。这既是为官之道，也是百姓对其合理合情的要求。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既能对“问题官员”早期预警，避免贪官‘坐大’了再捉”，又是“终端反腐”的制度设计。我们呼吁及早出台和实行官员家庭财产定期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信用保障号码制度、遗产税和赠予税制度等“阳光法案”。出台对干部监督前移的制度，建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科学反腐制度。营造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廉政文化和习惯。这既是反腐败治本之策，也是挽救和保护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如果一伸手立即被捉住，如果一出现问题立即制止，他们的罪孽就不会太深重了!为了把腐败降到最低限度，保护和挽救干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再也不能以各种借口拖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和实施了。
实施阳光法，干部将自己的收入和个人财产公之于众，作为一个廉政官员来说肯定不难，因为官员的工资是国家发给的，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工资单上写的明明白白；即使是工资以外的收入，有些公之于众，也不难，因为申报内容中有“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合法所得，取之有道，无可非议。可为什么有些官员认为很难呢？因为有些干部，他们的日常大量支出和个人巨额财产与他们合法的收入明显不符，比如抽天价烟、带天价表的原南京江宁房产局周久耕局长，显然他的工资是无法支撑这类奢侈消费的。有的“屁股下坐着一套房，一顿饭吃掉一头牛”，这说明一些官员奢侈腐化，滥用手中职权牟取非法的财富和资源。他的钱从哪里来？自己不愿说，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大部分官员不愿晒财产，是因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不能够见阳光，他们希望能够混水摸鱼。现实中人们见得实在是太多了，一些级别并不高的干部，只要是他位居要职，他就可以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坐有私家名车、住有高档豪宅、动有列国周游，算算合法收入账，他们一定消费不起，现实却是人家不但消费得起，还消费的很潇洒。不然，何以小官中会出现巨贪？至于某些高官，他们的收入就更让人说不清来源。
把一些官员们不愿说的事情，通过阳光法制度敦促其说清；把群众怀疑的某些干部收支不相符的迷惑，通过制度让其大白于天下。这是一条治理当前日益猖獗的贪污腐败现象的重要防线，因为群众的眼睛是无所不在的，再加上治贪网络化的逐步形成，与现有的纪检部门查处、各类媒体监督结合起来，会形成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反腐治腐体系，这对于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是大有帮助的。老百姓要求官员执行个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呼声喊了多年，今年终于有了回应，新疆阿勒泰有55位干部网上晒财产，这是一个好兆头。只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地方都敢“破冰”，而那些经济发达地区、头戴思想观念解放桂冠，坐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领导们，应该感到汗颜，这也证明了中国反腐倡廉依然任重道远。
公布官员的财产无疑是反腐倡廉的一剂良药，很多官员其实正是因为过多的人情牵连，而被动走上贪污腐化之路的。在这种现实的社会格局面前，如果能有一种制度硬性要求官员的所有财产收入都必须全面、有效公开，那么，这种制度虽然表面上是给官员们戴了一个感觉似乎很不爽的紧箍咒，但其实则是为官员们戴了一道主动防御人情公关、远离贪污贿赂的护身符。财产公示制度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它能有效约束官员的行为，便于相关部门和群众对其进行监督，只有财产公示，才能真正让监督权利回归民众，这才是防止官员腐败的最有效途径。
建立官员财产公布制度，利国利民。我国的公务员无须申报家庭财产和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法律缺口。中国官员的不当获利在法律上就要比其他国家的官员宽松，这会纵容贪赃枉法风气盛行。某些官员一旦东窗事发，被查获的往往是珍贵名玩、华屋美舍、名贵烟酒以及数以千万计的来源不明财产等等，按照他们的正常收入，怎能聚敛起如此财物？如果建立起详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某些官员势必投鼠忌器，或者是早就身陷囹圄了。官员财产的公布，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官民权利失重的平衡。
(2009-07-0816: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