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红线分好蛋糕是政府的必然作为

导读只有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才能在二次分配领域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我国现阶段已经具备了多种技术手段和各种条件，来建立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格局。

时事述评报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的扩大已经进入了警戒线，虽然中国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在增长，但相对于政府、企业的收入来说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在于分配格局不合理，在于政府没有及时调整把“蛋糕”分好。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民生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已经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事实上正在成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增长固然塑造了诸多财富的神话，但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还是感到收入仅仅是“被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十二五”期间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开辟新的途径，改变目前分配格局不合理现状，正在成为“十二五”规划编制的重点内容之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是我国“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内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两个根本性方向。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坚决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如何守住“红线”？这就需要上下结合、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在深化体制改革、调整宏观政策、注重初次分配、优先再分配改革等方面同时发力，争取用五年规划的时间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制度化。纵观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乱象，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

制度性的不公，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必然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而更加尖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则是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哪怕就是在同行业，同工种，在不同的区域都相差很大。昨天我在采访汉十高速公路行业时，一位张科长告诉我：“现在的差别不是一般的大，我原先在一个小县城的公路修建公司任总经理，管理300多职工，由于人多事少，每月工资加福利不到2000元，爱人要照顾孩子读书，办了留职停薪，每月600元，家里的生活很难维持。没有办法，我只好辞职外出打工，现在我的工作量与过去相比少了很多，可工资翻了5番，去年我在老家还带来了几名技术人员，他们的工资也增长了近四倍，真是两个世界”。

是呀，这样的差距太大了，应该调整到合理的比例。象这种收入不平等的例子太多，前几天网上报道：新华人寿前总裁月领退休金9.28万，说明国企的一些高管变成了吸血鬼，高的实在离谱。而许多基层工作人员待遇不高，有的单位人多精简被强迫内退下岗，一个月只给几百元的生活费，反差何等悬殊。更有甚者的是人民日报报道的，一名金融机构担任部门经理的王建华，去年她的税后工资加福利补贴约有70万元。就连她自己都感觉拿的不踏实，因为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与平民百姓产生巨大差距，加重了社会不公，不仅引起民怨，更会激化社会矛盾。

由于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民间弥漫着三仇的心理：一是仇富，穷人看到富人就来气，“红眼病”的越来越多。二是仇官，认为贪官太多清廉太少，现在官场的腐败现象确实很厉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三是仇警，恨警察，认为警察最坏，所以在警察出现问题后老百姓揭竿而起。贵州瓮安的动乱就是认为警察在处理一个女性的死因不公平，纠集几千人，烧了公安局。这是一个导火索。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很有针对性。要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要求各级政府要做出预案，应急提前反应。所以现在看来我们应该增强忧患意识，把“蛋糕”分好，这是预防社会危机的首要方法。

当前，垄断权力带来的贫富差距受到了全社会共同关注。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肯定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风险。就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来说，无论是对企业自身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就对国有企业来讲，分配不公不仅压抑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也成了少数经营者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的借口；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则容易侵犯职工权益，引发劳资冲突，导致企业乃至社会的不稳定。其中隐含的经济社会风险值得全社会密切关注。

据有关部门不久前对上海部分国有企业的调查，发现一些企业集团的正职经营者，最低年薪为20万元左右。经营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大约是高收入的一线职工的10倍左右，是一般收入一线职工的20倍左右，是低收入一线职工的30倍左右。显而易见，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大超过我国城乡之间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建立规范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工资管理体制，逐步使其更加统一规范。完善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规则和监管机制，特别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建设来完善监管。

要扭转收入分配失衡，至少需五年。只有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多管齐下，采取一揽子措施，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失衡问题。正如人大教授郑功成所说：“光涨工资难解后顾之忧”。提高劳动报酬、改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偏低的现状，可说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既定方针，但不能指望工资会突然快速增长，更不能把工资增长、劳动报酬的提升等同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我们的收入增长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涨工资来实现即期收入的快速增长，第二个是有稳定的安全预期，后顾之忧越少，才有胆量消费，才能有更有质量的生活。工资是现在拿到的，社会保险是未来预防的，职业福利有可能是年终奖、休假等等，工资要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光涨工资依然不能解决后顾之忧，因为社会保险是不可替代的，此外还要有职业福利，这样职工才会有归属感。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这就要加大对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无偿占有公共财产等腐败行为的打击和铲除力度，增加城乡居民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公正的收入分配行为，如拖欠或不给民工工资、在有盈利的条件下不给股民分红付息、偷税漏税、不给或少给专利使用费、不给或少给生产要素投入者应得的报酬、不干活而拿工资、超出了规定级别应享受的物质待遇等等。但是，由此所形成的各种收入，都属于不正当不合理的收入。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无偿占有公共财产等腐败行为所形成巨大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成为一些特殊人群的重要收入来源，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我们决不容许和鼓励这种现象的存在，要坚决打击和铲除这种对社会财富巧取豪夺的违法违纪行为。

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反腐办法，努力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公正体系。如，实行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否则反贪腐必然是年年反来年年贪。只有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清理和规范事业单位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严禁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供水、供气、供电等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严查官商勾结、深入治理商业贿赂，才能从源头上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只有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才能在二次分配领域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我国现阶段已经具备了多种技术手段和各种条件，来建立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格局。关键的问题，就是看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决心和魄力。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调整分配格局，缩小福利差距是政府必须正面应对的挑战，是公民型政府的必然作为。好在十二大五中全会已经绘出了蓝图，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大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大多数国人的期盼。政府调整后的收入分配方案很快就会出台，让我们抱以美好的期待，共同分享自己创造的甘甜果实。

(2010-10-2119: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