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三思
导读最近读到一位北京摄影家的旅行笔记《我思故我行》，此书似乎为上述思考提供了一些答案。书中的摄影，有点像国家地理杂志的作品，多在西藏、新疆等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所摄。
一天的浮躁过后，有机会拿起书来阅读，然后万事归于平静，能做一番逆向思考。虽说逆向思考老旧而无新意，却仍可给懒惰的思维习惯注入一点异想，以此完成每日的“三省”。
一省雅兴：业余水准
有天同一位朋友闲聊，他问我最近读什么书。过去对类似问题的回答都很简单：枕边放着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但是前不久买了些考古学方面的书，便答得较具体：在读关于“圣经考古学”（Biblicalarchaeology）的书。估计知道这门学问的人有限，我怕他不明白，便多说了一句：这是通过圣经的线索去发掘古迹，也通过考古发掘去证实圣经事迹，就像根据荷马史诗发掘希腊古迹那样。朋友面露诧异之色，像是闻所未闻，我赶紧补充：这也算新学科，才一百多年历史，现在是显学。
话说出口，正暗自得意，不料朋友却说：圣经考古是西方考古学家的主要工作，因为西方文明的一大起源就是圣经文明。言外之意，这不是什么曲高和寡的东西。听这一说，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愚蠢。见我一脸尴尬，聪明的朋友不经意地打了个圆场：你研究当代艺术和文学，这离考古学很远啊，怎么会有了这雅兴？我赶紧自找台阶下：其实也不远，艺术史和文学史总是同考古学有关联的，只是过去顾不上，现在有点闲情而已。
于是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互不相干的职业和兴趣上，转到二者的水准上。我说，20多年前的美苏冷战时期，美国有个军控专家，叫布热津斯基，是美方裁军谈判的首席代表，好像后来还作了国防部长或国务卿什么的，总之，专业水准极高。记得当年他在离职时对记者说，他的下一份工作是到大学去教文学，讲莎士比亚专题。我当年觉得不可思议，冷战裁军与莎士比亚风马牛不相及，而这人却能将二者都做到如此高深的专业程度，不服不行。
一个朋友的女儿从小喜欢音乐，管乐弦乐都很上手，读大学时顺理成章上了音乐学院，专攻管乐。数年后我去观赏她的毕业表演，见她得了最佳成绩，以为她会留在音乐学院读研究生，她的老师也建议她留在研究生院继续深造。但她没留，而是到欧洲去周游了一年多，在各地的乐队客串演出，体验艺术家的生活，也睁眼看世界，在游走中思考自己的未来。24岁那年从欧洲回到加拿大，此时主意已定，她重返母校攻读法律，从本科读起。我跟她聊起这一决定，她说，在欧洲游荡时曾苦思很久，却毫无主意，一日忽得灵感，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不再思前顾后。又是几年过去了，在法学院毕业后，她通过了法庭见习和执照考试，前几天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现在已是执业律师。不消说，她的业余爱好是音乐，且具专业水平，而法律同音乐相距何其远矣。
西方有“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说，指那些多才多艺的人，既是画家，又是工程师，同时还当间谍头子。现在仍有这样的人，但无非懂一两样而已，不会是万事通，水平也有限。当今学问复杂而高深，学科分得很细，要操练到跨学科专家的程度谈何容易。结果，今人可以有风马牛不相及的兴趣，但要做到专业水准，却为时晚矣，文艺复兴毕竟是五六百年前的事了。
前些年我在美国执教时有个年长的同事，一到周末就怂恿我驾车出游。他是色盲，不能开车，总想蹭我的顺风车游山玩水。我问他为什么周末不在家做点学问，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已经出版了10本书，全是学术专著，10本书和11本书没有区别；再说，已经是终身教授了，还做什么学问？当然，他信奉享乐哲学，只要职业基础奠定了，剩下来的事就是享受人生。
我跟他的人生哲学不同，但从他的话中却得了启发：写10本书和11本12本有什么区别？做学问究竟是追求数量还是质量？
学术界有畅销书，俗称“学术快餐”，作者们大都是年出一书，算得上著作等身，其中不乏东拼西凑、抄袭剽窃、粗制滥造者。大学问家钱钟书究竟出版了多少书，我不太清楚，但他的《管锥编》和《围城》分别是学术界和文学界的一流著作。钱先生在两个不同领域的成就，各由一本书奠定，即便没有其他著述，他的地位也不会动摇，这就是所谓“一本书主义”。古今中外，一本书定乾坤的人不少，从老子到曹雪芹，从柏拉图到索绪尔，这个名单很长很长。
问题是，学问就像金字塔，若无平庸之作垫底，很难一跃而到塔尖。
我至今写了11本书，7本已经出版，另两本即将付印，还有两本刚完稿，其中多数是文学和美术方面的理论著述。不过，这些书的水平如何，只有天知道，唯一放心的是，自己写得还算认真。所以，反躬自省，现在要做的，不是追求数量，而是追求质量。今后数年内若能写出一本真有水准的书，便心满意足，可以尽情去游山玩水了。
恰恰是在这时候，该转而追求业余爱好的水准，追求那风马牛不相及的境界，既玩军备，也玩莎士比亚。或如那个藏室之史，留下一本书当买路钱，骑着青牛径自出游去。说不定，将来出现生存危机，业余爱好还能拿出来换饭吃。
二省摄影：寻求平凡
说到摄影，人们通常强调，要在平凡中发现不凡。但是我认为，若要进入更高境界，摄影反倒是要在不凡中发现平凡。
过去摄影圈有一种说法：若能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作品，就算是得到了摄影界的认可。显然，这本杂志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自然地理和旅游探险，而且也涉及摄影。由于该杂志影响大，世界不少地方都先后出现了合作版或山寨版。在中文图书界，先是台湾出版了类似杂志，栏目设置几乎就是美国的翻版。我认识一位旅居纽约的上海摄影家，他经常接到台湾地理杂志的委派，到中南美洲去拍照，从事类似于人类学和地理、旅游方面的考察。后来国内也办起了同类杂志，栏目内容也几乎如出一辙。
发表于《国家地理》的摄影作品，绝大多数都不是摄影棚里人为摆布的摄影，而是户外自然摄影，旨在追求难得一见的不凡，其作品每每因此而引发读者惊呼，于是效尤者众。在全民旅游的今天，野外的自然摄影，已成为无数发烧友的最爱，他们在蛮荒之地的旅行中，执意寻找、发现、捕捉不凡的摄影场景。
早在大半个世纪前，美国著名摄影家亚当斯给《国家地理》做过外勤记者，在自然与荒野中拍了不少好照片，其中有不少便是在平凡中发现不凡。例如，有天傍晚在完成了一天的拍摄后，亚当斯驱车返程。途中他看到一处普普通通的村庄，天上暗淡的流云缓缓地沿地平线漂流，初升的月亮也缓缓升起。在这平凡的乡村景象中，亚当斯感受到了一种宁静、安详和神秘，以及宁静中的涌动。他的心被触动了，立刻停车抓拍，捕获了这转瞬即逝的感觉。这是他在平凡中捕捉不凡的经历。与此相对，亚当斯也有相反的经历。有次在高山森林拍摄了不凡的景致后，他在密林的背景前看到了一株普普通通的白桦树，被逆光衬托出来，虽然平凡，却有平凡的魅力。
但是，在国内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摄影，全然没有亚当斯的品味，而常是所谓不凡的“画意”或“诗情”照片，其媚俗，诸如江南烟雨、小桥流水之类，甜腻得令人作呕。
在21世纪初，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出版了《国家地理摄影精选》影集，收录该杂志百年来发表的摄影精品，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作品为主，既有不凡之作，更有平凡之景。欣赏这部影集，并从摄影者的角度来设身处地地考虑，我有机会假设几个不凡与平凡的场景：
其一：面对同一风景，张三在普普通通的晴天拍摄，李四在暴风雨前的浓云下拍摄，前者拍出的风景平凡无奇，后者拍出了不凡的风云变幻，营造了意境与氛围。
其二：仍然面对同一风景，张三用普通镜头拍摄，李四用超广角镜头拍摄，前者拍出的风景仍然平凡无奇，而后者的风景则因夸张变形而奇妙不已。
其三：两人面对不同的场景，张三拍摄家门口的大街小巷，其摄影让人见惯不惊，李四拍摄正在融化坍塌的北极冰川，以及冰川上孤独的北极熊，其鲜见的场景让人赞不绝口。
当张三李四的上述作品一并展出时，人们多数都会不假思索地大赞李四的不凡之作，而对张三的平凡之作则视而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问：二人之摄影的平凡与不凡主要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是天气、设备、景点等外在因素决定一件作品的成败，还是摄影者的修养等内在因素决定艺术水平的高下？如果一个人完全不懂艺术、不会摄影，但拿着一台专业相机，来到北极冰川，在北极的云霞天光下拍摄无数照片，莫非不能从中挑选裁剪出几张好作品？但是，如果让张三李四都用普通相机、都拍家门口的街景、都只许拍一张照片，那么谁有可能拍出更好的作品？在这同等情况下，决定作品之优劣的因素是什么？
当然读者可以反对我的假设，而强调设备、拍摄地点和自然条件的重要性，甚至会质疑我为什么要将张三和李四对立起来？其实，我在此想说的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水平，得自摄影者的内在修养，而不仅仅是外在条件。我认为，相对而言，要在平凡中发现不凡比较容易，而要在不凡中发现平凡却不太容易，因为“不凡”容易抓人眼球，而“平凡”则容易被人忽视。
最近读到一位北京摄影家的旅行笔记《我思故我行》，此书似乎为上述思考提供了一些答案。书中的摄影，有点像国家地理杂志的作品，多在西藏、新疆等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所摄。上世纪80-90年代，人们不易前往那些地方，其景色的确罕见而不凡。但是到了21世纪，青藏铁路建成，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不少摄影者也有了私家越野车，现在发烧友已不难去西藏新疆猎影。所以，《我思故我行》的真正价值，不是作者到了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拍摄那些常人难及的不凡场景，而是书中作品所透露的艺术修养，正是这修养，才使不凡的场景能让凡人接近。作者是画家，艺术修养较好，后来做摄影记者，行走四方，眼界和思想都很开阔。从书中文字可以读出，作者对摄影场景有独到的观察、发现和思考。
我认为，摄影的要义不仅仅是在平凡中发现不凡，而更是在不凡中捕捉平凡。唯有平凡的作品，以其平实的艺术语言，才易与普通的凡人沟通。
三省翻译：那条细红线
中文“底线”一词这几年比较流行，如说道德底线、让步底线之类。这词估计是从英文bottomline直译过来的，但英文的意思是说：无论过程如何，只需结局如此。十多年前好莱坞有一部关于二战时期美军与日军在太平洋小岛上苦战的电影，叫AThinRedLine，中文译作《一条细红线》。这译名听起来很浪漫，电影却与浪漫无关，那条细红线指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承受能力，也就是底线。如果过了这底线，或者细红线断了，人就会崩溃，就会发疯。电影的暗示是：日军过线了，美军也快过了，战争是人类的疯狂行为，文明会因细红线断了而毁灭。
这部电影用残酷的战争场面来获取强烈的视觉效果，通过对观众眼球的冲击而直达心理的震撼，进而诉诸人的思维和行为。这一系列过程，无论目的还是手段，都是今日视觉文化研究的课题，尤涉其中的图像问题。
我近年对视觉文化感兴趣，目前正编撰一部关于视觉文化与图像研究的译文集，委托国内学术界的朋友约请十了多位译者参与翻译。当时我这样设想对译者的要求：最理想的是本科为英语专业、研究生阶段为艺术或文艺理论专业，而且中文写作也过硬，最好是大学老师或博士研究生。这样的要求可以保证英文理解和专业知识的双重正确，也可以保证汉语表述的清晰流畅。
不过，这部译文集是纯学术著作，无商业利益可言，稿费很低，不易求得理想的译者。于是退而求其次：若译者是英文专业出身，我希望其懂一点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若是艺术专业出身，希望其有一定英文能力，文艺类研究生皆可。
所幸，这部译文集的学术价值较高，是北京一家重点学术出版社的丛书之一，入了国家十二五计划的相关项目。对那些执意做学问的人来说，反正目的不是赚钱，所以加入翻译团队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可以料想，翻译团队的译者背景多样：学英文的、学艺术的、学文学的有之，大学老师、博士生、硕士生也有之。人多力量大，翻译工作进展较快，我曾一度没日没夜地校读译稿。译稿中有上乘者，出自外语学院教师或名校博士生之手。当然，也有一些较差的，差在中文表述，读之佶屈聱牙。
校读这两类译稿，我不得不再次思考翻译的标准问题。照过去的说法，翻译要“信、达、雅”，现在看来还是这要求，而其中的“雅”便是中文表述。有的人鄙视汉语，以为翻译仅与外文水平有关，实际上中文水平一样重要。
正作上述思考之际，团队的最后一位译者要结稿，写来邮件询问译稿的要求。我对他说：要确保英文理解正确、专业术语准确、汉语顺畅。他回复说：这是最低要求了，言外之意，这算什么呀。
得这回复，我愣了一下：是啊，这是最低要求，是翻译的底线，若不达这要求，就不是学术翻译。底线之下的译稿，若难以修改，就只好弃之不用了。
为了弥补放弃之失，我转向海外寻找译者。当然，海外译者成本高，而且几乎无人愿做这种不赚钱的学术工作。所以，我不奢望大学老师或博士研究生，只请到一位中学老师。然而再次出乎意料的是，这位中学老师竟是团队中最好的译者之一。
这是国内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本科专业为商务英语，至今已教了十多年书，眼下在美国一所大学作中文助教。一开始，考虑到这位老师既无西方文学和艺术理论的专业背景，也无研究生学历，更无翻译的实际经验，所以只敢请她小试一下。不料读其试译，却发现她出手不凡，不仅中文很好，而且英文也不比大学老师差。仅举一例：所试之稿论述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文中有iconicsign一语，我过去将其译为“图像符号”，后来读到国内专家学者的译文和著述，他们也都译作“图像符号”。可是，在视觉文化研究和图像学的理论语境里，image才译作“图像”，与icon不是一回事。皮尔斯的原意，不仅指图像，而且进一步包括了其他多种视觉图式。当读到这位中学老师将icon译为“图标”时，我立刻拍案叫绝：这正是皮尔斯的本意。我同译者说起这一译法，她却觉得没什么，莫非电脑屏幕上的icon不叫“图标”？
也许学者们将问题想得过于复杂，才有image、picture和icon的困惑，也许这位中学老师是天生的译者，才觉得这没有什么，也许这一切都无非是个偶然，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管究竟是哪种情况，当我读完最后定稿的译文时，我承认这是整部译文集中最好的译文之一。
那么，对于这位中学老师来说，她的翻译有没有底线，若有，这底线是什么？我没同译者讨论这问题，但我觉得，除了英语和汉语的能力，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作态度，指先天的悟性和后天的认真。如果译者对翻译有兴趣，乐于反复修改润色，而不是出于别的考虑，例如经济效益、升级晋职、谋取名声，或者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把翻译当作乐趣和享受，作为悟性的展示和认真正的证明，就可能拿出上乘译品。这就像有的作家将写作当成乐趣、有的艺术家将绘画当成享受一样，悟性加认真，方会产生好作品。
翻译之难，也如太平洋上的海岛之战，参战的态度决定了事情的成败。在此，态度是做事的底线，而这仅是最低要求。或许，我可以把这话延伸一下，说得夸张一点：保住底线是从事学术活动的最低要求，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最低要求。因此，那条细红线万万不可断。
问题是，底线在哪里，我们常人看得见那条细红线么？
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