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墓 - ――《家》系列散文之五
导读一阵轻轻的旋风将燃烧的草纸灰卷起，纷纷扬扬，四处飘散。迷信的人说，那是亲人来领钱了。尊敬的奶奶，这些钱，你真能领去吗？若是真的，那该多好。
只要有探家的机会，我总要给祖母扫墓。
特别是大年三十，太阳一偏西，妈妈就催我和弟弟说：“快去上坟吧，早去早回来吃饭。”嗬，白米饭烧好了，猪肉、白菜、粉丝、豆腐丸子，都统统放在一个铁锅里烩。没有别的菜，仅此一锅，家乡人美其名曰：“全家福”。象征一家人团圆、美满、幸福。“全家福”正在锅里往外冒香味，真馋人口水。可是，应该先扫墓才行。所谓扫墓，就是烧纸。按迷信说法，是给阴间亲人送点钱过年，这是故乡的风俗。
祖母的钱，就是火纸，官话草纸。以前，这些纸钱都是母亲亲自剪的，妹妹大了，这造钱的买卖就归了妹妹。她们把一张张草纸叠成长方形，然后剪成糖葫芦状，这就是鬼钱。——不知何人发明，也不知道获没获得专利。阴间和阳间别的没什么区别，唯独这钱倒是分得明明白白，它这种钱的式样，阳间没有。像美元啦，卢布啦，英镑啦，法郎啦，包括人民币，都和鬼钱不一样。阎王爷大概怕阴阳混淆，金钱流失，才用了这种钱，叫你阳间三个世界（注：毛泽东当年把世界划分为三个，即第一世界，——美国、苏联；第二世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中国和亚非拉等发展中的国家）都不能用。它的鬼点子这多。然而，阎王爷的财政部长是阳间人，鬼钱是阳间造的。阳间不能使鬼钱，所以不愿意多做，叫它阴间也富不起来。
我和弟弟用小篮子装满鬼钱，来到了祖母坟上，这是文革期间修葺的公墓。公墓使阴阳二间各获其利。阳间可腾出大片好地，多生产粮食。阴间等于“撤乡变镇”，或者是由“单干户”变成了“大集体”。原来的坟，东一处，西一座，很凌乱，集中到一块，既热闹，又繁华。
祖母的坟，原在咱家土改时分的那块砂碱地头。1973年探亲，正赶上坟墓搬迁，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女人是不准去的，——将老坟掘开一看，棺材早就烂了，粉了，坟内仅有一个空洞，祖父的骨灰早就没了，他是解放前去世的。只有祖母的骨架躺在那里。我在空洞里捡了祖母的一颗牙齿，装在小瓶里，带给伯父，意思是让他别忘了祖母。伯父看到牙齿，大哭了一阵，伯父的一家也跟着大哭了一通。可是，事过之后，他们又抱怨我，说我不该把牙齿带来，因为这样，祖母的牙齿就不全了，吃东西会有困难。听到伯父的话，我感到有点好笑。要知道，他可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一个道地的无神论者。
移坟的那天，我把祖母的骨架好好地端详了一番，祖母的音容笑貌仍然印在我的脑海里。祖母的脸椭圆形，上唇略长。据说人中长，寿命长。可是祖母只活了七十三岁，步入黄泉是在1965年春末。祖母早年守寡，寄宿在娘家，三十来岁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伯父和父亲，在上无片瓦、下午立足之地的旧社会挣扎。把孩子拉扯成人对于一个穷寡妇来说，其间辛苦可想而知。
祖母很厉害，祖父怕她。听姨奶讲，祖父是个有名的老好人，一脚踩不出个屁来。但他长得很漂亮，人称“俊爷”。他最大的恶习，就是嗜赌。他穷，想赢钱养家度日。可是，他从来就没赢过，祖母当然要责骂他。若能赢，祖母也不会骂他，老是输，哪来钱呢？无论祖母怎么骂，祖父只会笑笑，不言不语。后来，不赌博了，并且想拼命干活。然而，没干多久，疾病和劳累就将他送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临死时，祖母很伤心，像他那样的老好人再也找不到了。人都喜欢陪葬死者的生前爱物，祖母有什么呢？一贫如洗，陪一副牌吧，那时祖父生前最爱好的。活着不能赢钱，但愿死后别输。不过，祖母是放心的，没东西可输。
日本鬼子进攻中国，伯父和父亲都参加了革命，祖母也当上了妇救会长。可是，她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没入，让两个儿子入了。她不识字，只知道共产党好，儿子参加就行，她支持儿子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她认为妇道人家，没见过世面，参加什么党派，能有口饭吃，不受人欺负就行。
解放了，分了土地，门口送来了大戏，脸上有光有彩。——那时送戏上门，必须是战争年代的有功之家，或是大干部家庭。
两个儿子，一个进城，一个留在身边，都当了干部。不同的是，伯父为国家干部，——一个城市的副市长；父亲是地方干部，一个小乡的乡长。祖母什么官也不要，公家还是要她管管市场，逢集她就到集上收钱。后来她还是放弃了，她说她干不来，实际上，她那是怕得罪乡亲。1960年，伯父看大跃进的“共产风”刮得祖母瘦骨伶仃，只得接进城里，虽说城里粮食也不够吃，豆渣还能填饱肚子。当然，那些豆渣也不是什么人都有的，只有领导家才配给一点。我那时多亏伯父垂怜，随同祖母一同进城沾沾领导干部的光。我那时三年级，和祖母睡一张床。晚上，祖母常常从被窝里偷偷地塞一个面团给我打牙祭。那面团鸡蛋大小，炉上烘过，但没熟透，外皮硬，内里软。对于常常饿肚子的我来说，那可是上等的糕点。
伯母能让我在城里立足，已经算是开恩，能让我上学，更是大恩。至于感情上有点“那个”，我不在乎，也不会在乎。何况背后还有祖母的庇护。祖母很疼我，因为我是长孙。在家，她不准父母碰我一下，在城里，当然也不允许伯父母打骂，至于伯母的有时冷言白眼，她是不能顾及的，因为她想让我永远的成为城里人。
可惜，父母亲不愿让我寄人篱下，及早地把我接回老家，还好，户口留在了城里。祖母在我回老家不久，也返回来了。一来是和伯母合不来，二来是恋土难移。更主要的是怕把一身老骨头抛落外乡。1960年至1965年，这是一个全民族、全国家饥饿的岁月，饿死人是常事。年轻人还能抵御，祖母却抗不住了。她是饿死在床上的。临死时，她先是念念不忘远在外地的伯父及其一家，后来就叫我最多。因为当时我在省立学校上学，离家还有百多里，学业又紧，父母怕影响我上学，就没告诉我。等我放假回家，祖母已经离开两月，而且永远地走了。我从来没有像想念祖母那样伤心过，记得那天天降大雨，下得人睁不开眼，回到家中，听到噩讯，就哭奔祖母之坟。路遇姨奶，她正冒雨在井口提水，又把祖母生前叫我几天几夜的情景诉说了一遍，我的心简直碎了。泪如雨，雨似泪，泪、雨在我脸上，谁也分不清。
祖母等我们这些晚辈和伯父几天，伯父没来，我们也没来。我们没来，是因为不知道；伯父没来，是受到了孔方兄的阻拦。——此时，伯父因伤、病已经离休（那时不叫离休，叫休息）在家多时。为了搞到安葬费，离休在芜湖的伯父和芜湖市委大闹了一场。芜湖市委认为祖母不是国家干部，不能照顾安葬费。没办法，东下南京，找到江苏省委常委邵玉和，北上首都，见到内务部长曾山，这两人都曾是伯父的领导，他们也都知道“黄大姐”（他们当年对祖母的称呼）的功劳，他们认为黄大姐该照顾。中央点头了，祖母的安葬费，一切由国家报销。当时好多人劝父亲多报一些帐，因为我们太穷了。可是父亲一分也不多报，而且尽量少报。父亲认为，国家能这样照顾祖母，面子有了，说明祖母过去干一趟革命没白干。我们不能欺骗国家，党和政府越是相信，就越不能做对不起党和政府的事。我敬佩父亲的品德，要是在现在，放在我身上，我是做不到的。狮子大开口可能不会，但小打小敲还是会干的。
大年三十的傍晚，上坟的人很多，坟前都冒着袅袅的烟。有的还在坟前放上几盘菜一壶酒，边烧纸，边夹菜倒酒，让坟中的亲人过年。有的趴在坟前磕头，有的放声大哭，大哭者皆是妇女。
弟弟把火纸放在祖母坟前，烧了起来。他趴在祖母坟上磕了三个头，神情是那样严肃、认真、庄重、虔诚，好像祖母就坐在面前，他在磕拜年的头。他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你说他信鬼神吗？他不信。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祖母的怀念。我立在旁边，他说：“哥，你也磕头吧，奶奶可是最疼你的。”我摇了摇头，对他说：“磕不磕头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我们能永远记住祖母，能为她争光就行了。她那样疼爱我们这些晚辈，图的啥？还不是天性，还不是要我们别忘了她。”弟弟说：“是的，我每年都来添几次坟。这就是有后代的好处。”
祖母得坟坐落在众坟之中，的确比其它坟大。坟前有棵大柳树，那是父亲的哀棍长的，树里含有祖母的血液。1973年移坟是还不大，十年过后，如今的哀棍已经成为一棵冠若伞装的参天大树。树上常有鸟儿栖歇，树下有许多斑白的鸟粪。那些芳草早已枯萎，但草根没死，已经透出新绿。
一阵轻轻的旋风将燃烧的草纸灰卷起，纷纷扬扬，四处飘散。迷信的人说，那是亲人来领钱了。尊敬的奶奶，这些钱，你真能领去吗？若是真的，那该多好。我多希望人世间，尤其是阴间，真有鬼神，要是那样，人也就没了痛苦。世上还有什么比失去亲人更痛苦呢！
唉，神鬼偏偏没有。人类有史以来，不是一直说有鬼神的吗?这该死的神鬼，你为什么没有呢？（198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