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踪传书(连载）23
拿着地图，一路寻觅。不久，我们来到一栋大楼前。这是北欧典型的，有着哥德式尖顶的建筑，穿过停车坪，大门边有一排注有主人名字的呼叫按钮。林先生夫妇是投奔此地的台湾老板，其姓名自然不会反客为主印在门牌上，此外不少海外华侨另有外文雅号，光看名字难以猜测。正在犯难之时，发现大门显虚掩状，于是我们径直进入大楼，逐层挨户叩门寻找。来到第三层，第一家开门竟是林先生，他一眼认出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连忙招呼我们入屋。林先生把我们引到客厅一侧的小房间，正忙着家政的林太太迎上来，湿漉漉的双手一边在围裙上擦拭，一边乐呵呵地和我们寒暄。房间小巧玲珑，一套有年代而保养的很好的桃木家具，沿窗的盆景架上摆设着一枝铁树，房间的另一侧，正是那尊千里迢迢从中国搬运过来的如来大佛，用滑稽的眼光看着似曾相见的远方来客。
“我和老婆就在这里住下，是主人金老板临时给我们安排的。”林先生告诉我们。
话题很快转到我们身上。事到如今，有些话必须明说了。我们说，下一站是挪威了，只是对那里一无所知，虽然大成的小学体育老师，听说侨居奥斯陆，并不确定，即便找到，相隔二十多年，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林先生吃了一惊，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们是毫无目的地闯出大陆，浪迹天涯。当时西伯利亚列车上数我们俩书卷气十足，活像采访世界旅游见闻的学者，天晓得一肚子苦衷，只是秘而不宣罢了。
“在丹麦你们难有立足的可能，虽然金老板在这里是兜得转的，他是丹麦侨联主席，可是在国外，没有谁会平白无故帮助陌生人。我劝告你们，不必向他提起你们的困境，以免产生不愉快。”林先生告诉我们，在特殊安排之下，他已经和一位丹麦女子办了结婚手续，既然是演戏，就必须如履薄冰，不可露了马脚，为了不引起移民局官员的怀疑，林先生的许多日常用品，如男性的剃须刀（尽管他没有胡须），均已移入丹麦“太太”的房屋，处处造成蜜月同居的迹象。林先生的护照已经送入当局，等候定居权的核准，如果一切顺当，一年后可得丹麦国籍，然后和临时丹麦“太太”解除婚约。至于林太太的旅游签证期满后，只能委屈潜伏下来当一段时间黑侨民，帮助金老板打理家务，和照看他的不满五岁的儿子，直到林先生可以丹麦国籍身份与其复婚。
“办这件事花费大吗？”大成问道。
“当然，这里是西方，什么都是金钱作怪！”林先生拍了拍大成的肩头，“二十万丹麦克朗，先预付一半，事成后再支付另一半。”
我们起身告辞，林先生夫妇送客到门前，这时门外走进一位中年妇女，略微发福的体态，衣着淡雅而不失华丽，来人正是女主人。林先生低声告知，虽然她和金先生有恩爱夫妻之实，但是没有法定婚约之名分，习惯他人称呼伟小姐。在北欧时下盛行同居，一对男女厮守多年生儿育女，始终不行婚礼，司空见惯，除了社会经济形态等深层次原因以外，人们普遍认为，既然有婚姻会敲响爱情丧钟之说，那么又何苦多此一举，免了婚姻的一纸契约，恋爱男女之间互相奉献，就不会因为结婚而变质为义务，如此一来，反而可以保持爱情之树的长青和新鲜度。看来不少华裔侨民也是入乡随俗。
笑容可掬的伟小姐原籍上海，来自香港，操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和广东白话，据她说就是不会讲丹麦话，尽管到此地已是第十个年头了。伟小姐告诉我们，除了白天，晚上她是不睡觉的，和三姑六婆摆通宵的麻将阵，不亦乐乎。一听来自上海的我们要辞行，马上说，“远道来的乡里哪能说走就走。”好客的伟小姐转身走向客厅，打电话通知在饭店的金先生。我们一下子不知所措，林先生悄悄说，“伟小姐挽留二位，恭敬不如从命，否则她会不高兴的。”敦厚的林太太连忙重新沏上茶，告诉我们她不知有多想念留在上海的儿子，早思暮想，夜不能寐，老是念叨着何时与儿子重逢。大成问林先生，他带来的大宗货物脱手了没有，林先生笑道，“有些已经送给了金老板，不用说他是个明白人。其他暂且寄放这里，等环境熟悉了，慢慢脱手不迟，不必性急。”
儒雅的金老板是至今遇到的台湾同胞中最特殊的一位，无论是当时的感觉，还是今天的回忆，他不同凡响的品行和气质，以及“及时雨”的豪气，令人难忘，北欧华人口口相传关于他的好名声，也可从中得到证实。在当今越演越烈人情薄如纸的商品世界，毋庸说是不多见了。谈到他，我们常常会感叹，金老板仿佛是阴差阳错，一个旧时的豪杰来到了人心不古的现世，生错了时代。他出身将门，国民党在大陆失势以后，随父亲来到台湾，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英语系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进了台湾军官学院。他并没有继承父业，跑到香港做生意，二十年前只身来到丹麦，从飞机上下来身上仅有二十美金。出于礼貌，我们没有多问，不过，其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可想而知。现在，他在哥本哈根有二家高档餐馆，一家是意大利式的，另一家是日本料理，均位于闹市区，生意兴隆。
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和多数台湾人一样，对于隔绝数十年之久的海峡另一侧，金老板知之甚少，但是他绝不妄加评论，没有那种自觉得“比大陆人更了解大陆”的毛病。一方面和他久居海外，对国共两党恩恩怨怨的淡化有关，另一方面和他正直的天性与实在的学识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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