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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的故事

2013-10-22 16:09 作者:东驼子 阅读量:297 推荐0次 | 我要投稿

导读我已经多年不到实体书店买书了,自从十年前不幸落网之后,我的书多半来自网络书店。网络所提供的强大的搜索和海量的资源,让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方便。

刻着“唱大风书店”的那块大石头孤零零地躺在路边,店铺早已改换门庭做了社区门诊,书店老板想来是放弃了书商的行当,所以连这块精心设计的店名石也弃置不理了。从大石头往前100米就是县城里最好的小学校,每天都会有不计其数的小朋友从这块石头身旁走过,却不会有几个人去留心它的前世今生。

在我看来,五年前的唱大风书店,也许是这个县城至今最有品位的一家民营书店。书店老板颇有匠心,他找来一块一米多长、一米来高的不规则石头,在相当规整的一面把店名镌刻成潇洒的草书,又用红漆描摹。“唱大风”典出刘邦《大风歌》,虽然更名改姓唤作汉高祖的市井无赖与书香雅趣无涉,但其中的慷慨豪迈倒可以表达一种激扬的胸怀,所谓“敢立潮头唱大风”,把这三个字拿来做店名,从店名到刻石的设计,它所体现出的文化韵味和事业野心,迄今在县城中各业商号店铺中无出其右者。

当然,店名或招牌这些东西还只是外在的、可以矫饰的,一家书店的品位高低取决于它的书。就像饭店大厨做菜固然要讲究颜色搭配和造型设计,然而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却只能是菜本身醇厚悠香的味道。唱大风的大多数书,在一般的书店是买不到的,在文学、文化、历史、生活等诸多门类,它都体现出不同流俗的趣味。畅销的、通俗的也有,但只占很小的比例。每次到店里去,总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在坐而论道(有点像文化沙龙),又有几个人在书架旁边翻看(这种情境在大城市的书店里常可以看到),仿佛老板开书店不是为了卖书,而是为了某种未曾言明的文化或公益理想。我猜测,唱大风的老板也许是一位艺术品位不俗又有精神追求的人士。

在唱大风,我买到的最好的书是一套《卡尔维诺文集》。那天晚上到店里闲逛,偶然发现了这套文集中的两本,眼前一亮,马上抽出一本去问老板能不能凑个全套。老板接过去看了看,说这套书只进了一套,因为担心压货,没想到刚进来就有人买走其中几本,当时想的是能卖一本是一本,所以就不全了,想要全套还得等下次去进货才能配齐。老板给我的印象已经模糊了,似乎是个比我个头稍高的中年男子,气度儒雅。我说没问题,下次我再来。又过了几天去看,果然已经成套了。

读书人买到被自己奉为圭臬的作品时心里的感觉是难以言传的,你只知道它对于你的意义不仅仅是书本身的分量。于是我又想起红旗路扩宽之前位于现在联华超市位置上的那家小书店。说这话已回到了十年前,当时的红旗路中段还是很繁华的商业地段,据我不完全的记忆,这里有钟表店、自行车店、百货商店,夹在这些商店中间的就是那家书店,它的营业面积不超过15平米,就像投错了胎羞于见人一样看着别提有多么另类了。店名已不可考,只记得店里的陈设是这样的:紧靠三面墙放着一人多高的书架,相对的两排书架之间的空间相当有限,大约只容得下两个人并排站立,一个人看完一面的书只需要一个标准的向后转,再上前一步,就能接着看另一面的书了。这家小到不能再小的书店,它的书籍品种不够丰富,品位也不算高雅,也许只是某个夫妻双双下岗的家庭为了维持生计的产物。它之所以能让我记起,是因为我在这里淘到了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这又是一部我所景仰的人所景仰的作品,作家在那年拿到了迟到的诺奖,所以买到这本书来拜读又有点赶时髦的意味。但这家书店没有太多机会赶时髦了,很快,由于道路扩宽,这里被夷为平地。

经营一家书店是如此艰难,这也难怪城里的书店如同深秋枝头的叶片,在寂寞中坚持,又难逃在冷风中飘零的命运。能够坚挺十多年屹立不倒的,首屈一指的是授益书社。十六年前,当我还在读高中时,几个同学常常利用闲暇时间结伴到小西街去,目的地就是这家书社。那时的书社刚开业不久,店面还很小,宽约三米,进深约十米,半边放柜台,形成一个狭长的甬道,从门口直通最里边。柜台里靠墙放着书架,上边是既有阅读价值又有商业价值的书,之所以放上书架,一则出于安全考虑,以防被人浑水摸鱼顺手牵羊,二则为了招徕顾客,让人见之忘俗仰之弥高,自觉自愿掏腰包。柜台外边的墙上用窄木条隔成格子,两根木条之间恰好放得下一本书,格子中间再扯一根细绳,在两端固定好,就可以放些杂志或低幼读物之类利润较低的书(这种简易货架如今再也见不到了,物质进步可见一斑)。

那时的我们思想纯正、求知若渴,只要看到想买的书,完全把平日节衣缩食的辛苦抛到脑后,一派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气概。当然那时的书价远比现在便宜,而且那时盗版书正逐渐成为一个行业,如果你愿意忍受其中俯拾皆是的错讹,并希望借机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字判断力的话,还是可以节省不少银子的。我在这家书社买到了盗版的《平凡的世界》,后来借给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的际遇和少平很相像,如今他志得意满,不知道在他成功的道路上是不是也有我这本盗版小说的功劳。当然我更多的是支持正版,比如莫泊桑、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我把语文课上得到的那点提要性质的知识作为读书指南,但是在读到这些所谓经典、名著的时候却是兴趣索然味同嚼蜡,掩卷之后四顾茫然,对文字水平的提高并无明显帮助。然而我不能因此抹杀书社传授给我的益处,是它告诉我读书不仅可以完善自己丰富心灵,还能让人得到纯然无功利的快乐,是它告诉我在熙熙攘攘的商海人潮中,书店是一块值得令人驻足的净土。

县城里还有这样的净土吗?就我所知,上边提到的书社已不在其列了,如今它已是教辅书的一统天下;加之中山街新华书店的沦陷,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净土了。在所有的书店中,新华书店是历史最悠久的,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国字号。记得小时候每逢六一或者其他什么节日,新华书店就会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开展图书打折活动,把仓库里的陈年旧货以低至一折的价格处理掉。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跳楼价”“吐血甩卖”之类的商业噱头,所以书店从不打让人触目惊心的广告,但就像过年一定要吃饺子约定俗成了一样,到了这几天,书店必定人满为患。那个场景让我想起古代灾年里富人施舍稀粥的场面。我就是挤在人堆里等待施舍的穷人。我常常和大院里的小伙伴或者约好的同学一起去,书店还没开门,我们已在门外候着了,只等门一开,我们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涌进去。已经忘记货架是如何摆放的了,总之是绝对自由挑选,只要你的钱够多,你可以把所有你喜欢的书籍画册带出那扇门,这种超级市场的销售方式现在司空见惯,但在二十多年前的孩子眼里,简直是合法的抢劫。很快,原本码放整齐的图书被翻得七倒八歪,有的还躺在地上任人践踏,我们似乎从小就没有培养出合格公民的公德意识,不知道如今这种情况有没有进化。

我那时最爱的是各类画册,其实就是小人书(现在已是文物了),还有就是带有强烈的忠直侠义色彩的故事书。一本小人书只要几分钱,一本厚一点的故事书也只有一毛多。我细致搜索着,把想要的一本一本捏在手里,心里盘算着价钱,觉得差不多了,就拿到门口的桌子边让售货员算账。售货员噼里啪啦拨动算盘珠子,把价钱算好,另一个人拿一块图章在每本书封底上摁一下,收讫收讫收讫,身上带着红戳的图书,就像拿到了准生证,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大门去;如果有人找到了喜欢的图书又不打算付款,就想法设法把书藏到身上,要么把上衣下摆两端一系放进去,要么直接塞进裤腰里。当然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首先是店里有人在不停巡视,作案不易;其次是作贼毕竟心虚,在出大门时难免露出怯相或破绽。一旦被识破,这人脸面就丢大了,不论男女老幼,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当贼一样训斥岂不是一生都洗不脱的污点?虽然窃书的行为委实不光彩,但孔乙己说过“窃书不能算偷的”,现在的人只有偷钱偷物偷情的,谁还听说过有偷书的事情呢?

新华书店让利于民的善举后来就不多见了,尤其是市场经济改革以后,新华书店一度门前冷落。在沉痛之后,它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几年之后再见到中山街的那家门店,图书档次提升不少,除了面向农村的种植、养殖、机械类书籍外,它的文史这一块已基本与省店接轨。新上市的、好口碑的,都已在列。看得出店方在多个经营环节做足了功课。有段时间我很愿意到店里去看看,我是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依我的评判标准,店里很多书可以摆到我的书架里了,可惜的是这里不再打折(或者只打九折),二十多年前同一方屋顶下疯抢图书的情景已成追忆了。

我在新华书店买的最后一本书是刘索拉的《女贞汤》,那是前年九月的最后一天,我拿着书到服务台正要付款,有人走过来,旁边还有台摄像机对着我,那人说我们在做个节目,宣传我们县的文化事业,请谈谈你对咱们书店的印象吧。我看了一眼镜头,有点头晕,我说:我是来买书的。

其实我已经多年不到实体书店买书了,自从十年前不幸落网之后,我的书多半来自网络书店。网络所提供的强大的搜索和海量的资源,让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方便。但我一直有一个未曾公开的梦想:自己开一家实体书店,卖的全是我喜欢的书,书店的一半空间辟为茶座,陈设雅致,我坐在里边品茶读书,遇有意气相投者则引入座中,一起切磋探讨,以文会友。这个设想基本照搬了三联书店的模式,缺乏新意,更少付诸实现的可能性,很多事情只要努力就能做到,但是这件事,怕是这辈子永远的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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