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心灵的出路：爱恨交织爱胜出
导读一个作家的责任不是给人指路，而是递给每个人一支火把，让人们自己去找路。谁又愿意去找通向恨和苦的路呢？一定是去找通向幸福和快乐的路，一定是去找充满爱的路。
去年夏天，又遇高温，酷热难耐之际，毅然决然购得一款高端空调，以期度夏。心神方定，诸媒体关于中小学语文课本部分教材篇目被删削调整的传闻又热炒起来，因职业所系之故，遂关注颇多，结果是感怀更多，耳目一新，不异于醍醐临顶，怅然萦怀，几同于痛失老友。但是，编书与教书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我的义务是据本施教，当然也有必要预先知其大概。我有知情的权利。
首先听到的是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将淡出初中语文课本，其“背影”不必让学生再次观望，据说理由是文中的“父亲”攀爬护栏、穿越铁路，所作所为有伤风化且严重违反交通安全法规，甚至几近于当今一些行窃者与拾荒者而有碍观瞻和市容，此种教材于育人不利，故删，此其一。其二，自建国以来一直亮丽生色于初中语文课本中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也“光荣离退”，原因是其中有明显的暴力行为，无益于学生的守法教育和法制观念的养成，更无助于社会治安云云。这样的做法似乎具有充分的理由。出于构建和谐社会和法治天下的考虑，当然要摈除那些不安定因素和无法无天的负面、灰暗等消极因素，古为今用，当用则用，不当用则去之，似乎从来如此。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背影》一文又作如何处置？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又该如何处置？那完完全全就是一部颂扬造反精神的书，是否要彻底封禁呢？不编入课本，并不等于原著中该章回的永久消失，更不等于《水浒传》从此不再深入人心。掩耳盗铃的结局人所共知。庄子说“谩藏诲盗，冶容诲淫”，偷窥行为的发生因为受着隐匿之物的诱惑。当下，过早的性行为的“灾情”已经延波及到小学生身上，是因为我们至今依然没有公开或开放状态的性知识、性心理、性卫生健康诸方面的全民教育，在“性”这方面，中国人一直在可怜地活着，关于性知识和性技巧不能口传心授，全靠本能的摸索，再加之“万恶淫为首”的说教之故，中国人一直是“性”的小偷，但这样的结果还是掩耳盗铃，时代变了，本能可以自由冲动，理智也可以在商品里得到有效的苟且的自我释放，我们到了该承认“性”是美妙的并且是庄严的事情的时候了。如同中小学教材，局部、临时的封禁、转移和删除肯定又在“谩藏”和“冶容”，而有藏就有偷窥和偷盗，本来该正当获取的东西一旦不得不用偷窃的办法来获得，这不仅仅在被盗之物本身，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而致的心理疾患和精神偏颇，所产生的逻辑便是“无一物不可盗取而得”。
除了朱自清和施耐庵，还有诸多名人以及名篇名著也可能遭致同样的命运。《三国演义》是宣扬权谋的，《儒林外史》是嘲弄读书人的，《聊斋志异》直接讲鬼，《水经注》、《搜神记》宣扬怪力乱神，《红楼梦》极尽奢靡、铺张、享乐、歧视、乱伦、宿命等灰暗之能事……这样，我们便很难找到一本像样的、合乎“和谐”和“法制”要求的“好书”以及文章。《四书五经》应该是好书，《古文观止》，《老子》，《庄子》，《列子》应该算是准好书，《菜根谭》，《传习录》，《世说新语》应该算作次好书，但是这些好书可否有望产生全民阅读的大好趋势？而学生课本里又不能全选成名人名言、警句、语录，知识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等又要求教材内容必须具备丰富性、多样性，必须和社会核心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选编教材的事情还真不好做。
至此，我们不能不说及中国现代文坛泰斗鲁迅。
鲁迅，或称鲁迅现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怪异现象，鲁迅所处的时代是国家主权需要捍卫，民族尊严需要保护，国家民性需要改良，国家民生需要改善，民族文化精粹需要挽救，同时，民族精神需要进步的时代，那是中国社会吐故纳新、新生旧死的时代。鲁迅先生毕其一生关注的是民族精神的苏醒乃至兴旺。鲁迅的思想和愿望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但鲁迅的眼光、态度、心理状态却不无诟病。我们可以接受鲁迅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我们也敬仰他的战士形象，但我们无法接受他心中永远的仇恨情结和仇视态度。尽管鲁迅的人生之中曾经有过“一件小事”（《一件小事》）；有过“少年闰土”（《故乡》）；他在小时候和伙伴们也天真无邪地看过乡村社戏（《社戏》），但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龃龉。鲁迅很冷酷，亦很刻薄，他有同情心，但无爱心（《一件小事》）；他“哀其不幸”，但又不屑于对不幸者给予力所能及的精神上的帮助（《故乡》）；他生活在现实中，但对现实的孤寂、寥落、破败、黑暗的态度又极其游离、飘忽（《社戏》）。鲁迅是科班出身的医务工作者，医者仁心，应该怀一颗仁慈之心悬壶济世，但事实上正如他在东京和仙台所学的解剖学专业一样，鲁迅太善于揭开疮疤，不幸的是，他又不善于疗治和缝合疮疤，他揭开人性和世故的疮疤的时候态度很坚决，力度很大，但他又无情，又冷酷，他把疮疤揭开后就不管了，留给世人一个疮痍斑驳、脓血横流的世界，华老栓的愚顽可憎，祥林嫂的可怜可憎，闰土的可悲可憎，故乡伙伴们的贫弱可憎……总之，鲁迅的人生似乎没有爱或者没有爱过。
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有两个时期为鲁迅造就了无以伦比的荣耀，一是反帝反封建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是十年动乱时期。旧时代，坚定、彻底、冷酷无情地痛打形形色色的“落水狗”是足以受到拥护和支持的，或者是需要的，鲁迅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甚至对“御用文人”们的憎恨和杀伐是毫不留情的，并且无所不用其极，鲁迅的文章亦如鲁迅的脸：严峻，冷酷，我们能在其人制造的阴冷无情的氛围中还能接受他皆源于他的战斗性和战斗精神，而向落后实力、反动势力、黑暗势力、侵略势力发起猛攻以至将其颠覆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需要，鲁迅的人生追求与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合拍的、同步的。鲁迅及鲁迅思想的第二个获荣时期是十年动乱时期，同样的道理，动乱的主谋和策划者们也需要并且非常需要鲁迅那样的坚定彻底的“战斗”精神，鲁迅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战神”！“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千真万确的，但“俯首甘为孺子牛”却未必就真，他怎么做牛了？黄牛精神就是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是一种大爱情结，鲁迅爱什么？他怎样爱？除了丝丝寒气直透脊背外，我们得到了他的哪些鼓舞？我们的心里产生了哪些感动？我们姑且承认“文学就是人学”的说法成立，作为艺术，文学同样应该也必须在揭示人类精神痛苦的根源和现象的同时，应该让人的精神和心灵得到美的享受，得到温暖、幸福和快乐，至少也要让人看到或感觉到，但鲁迅一直没有做到，他和他的作品完全不比和他同时代的茅盾、巴金、郭沫若、梁实秋等人及其作品那么让人感动、兴奋、愉悦、快乐，使人对人生和生活满怀希望和信心并立竿见影地付诸行动。
鲁迅忽悠了一个时代，又忽悠了一个时期，对鲁迅和鲁迅作品的追逐和热爱又造就了无数冷酷、孤立、无爱无乐的灵魂！相比之下，茅盾作品的严谨、宏大、精深，巴金作品中亲切、温暖、鲜活可爱的人性，郭沫若作品的浪漫、乐观、旷达，梁实秋作品的幽默、诙谐、快乐、轻松、细腻、精准、真诚等品质无一不给读者以心灵的启迪、精神的升华和净化，并得到放射着人性美色彩与光焰的鼓舞和感动！
因此，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祠堂里请走鲁迅的牌位是事出有因的，并不像《背影》、《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样被请走那样显得唐突、含糊和有失慎重。如同鲁迅小时候受了寿镜吾老先生的斥责后为了保证以后不至于再迟到而在桌上刻下一个“早”字一样，今天的小学生依然在刻书桌，设若课本里不再讲这个故事了，谁又能保证小学生刻书桌的行为就会戛然而止呢？中学生的群殴和械斗是否全受了鲁提辖的真传？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横穿、逆行、闯红灯、越栏的事情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都是朱自清的父亲教唆的呢？取消了《背影》，社会、人生、生活从此是否就全是一片“荷塘月色”呢？
似乎还有待遇商榷。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能被禁杀的，如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不能被割断。唯有用发展的目光全面衡量一个时代、一个作家和作家的作品，并站在历史的立场上评判和审定，才不至于有失偏颇，如果仅仅出于现实的功用而予以取缔甚至封杀也便不妥，应视情况而定。《背影》中的“父亲”是因为爱子而无意违规；鲁提辖是因为惜弱怜贫而因爱生恨，是以暴制暴，因为当天下荒芜到无法可恃的地步，拯救天下只有依靠侠客！他们的心中都是有爱的，是以爱作为行动的前提和依据，我们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鲁迅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他的心理，他的思想，直至他的创作和作品因恨而恨，是完完全全的“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是因为恨所以恨，一个内心只有恨而没有爱或者只有冷酷而没有温暖的作家，我们还能指望他什么呢？我们都要学会恨吗？肯定不行。我们相信人性总是善恶并存的，夸大的善和夸大的恶都不正常，只言恶而不言善，或者只谈恨而不谈爱简直就是恐怖主义！
一个作家的责任不是给人指路，而是递给每个人一支火把，让人们自己去找路。谁又愿意去找通向恨和苦的路呢？一定是去找通向幸福和快乐的路，一定是去找充满爱的路。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快乐是人人都需要的，包括鲁迅，尽管他的作品里面透着冷酷，我却相信他的心中有爱或者有过爱，只不过他心中的恨太强烈了，他心中的爱便没有出头之日。
文学作品中有晦暗、迷惘、犯错甚至残忍的形象都是正常的，因为人生和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一个作家的整个思想基础和感情倾向极端偏激，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作家的道义和良知是应该质疑的。一个为人所乐道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医师。
去年夏天已平安过去，但这些话题却未必已为陈迹，设若仍有论及的必要，定会引来大家之谈的。
2011-3-4作于未末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