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腐败窝案”，关键在于权力制衡体制的重构

导读·制衡体制的缺失，监督的形同虚设，使得“一把手”拥有过大权力，敢于滥用自己的权力，也是“腐败窝案”的产生的真正的根源。

2011年2月10日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之后，茂名市及市属区县陆续有涉案官员和企业老板被专案组带走。据悉，短短一个月时间之内，已经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交待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掺望东方周刊2011-03-28）

市委书记腐败不是新鲜事，但牵出100多名处级官员的腐败问题，让人触目惊心！不过这并不是孤例。

沈阳慕马案，时任市长的张国光落马，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刘万清及妻子被省纪委“双规”后，牵出了130多名省监狱系统向他行贿的干部，郴州市长李大伦腐败，曾锦春等一批重量级官员落马……

细想一下，“腐败窝案”还是有根可寻。

市委书记作为当地“一把手”，一权独大，包揽一切，只要他“一言拍板”，下属就可以加官进爵，仕途无阻。下属也深知这一规则，千方百计迎合“一把手”的口味，对他们进行“投资”拉拢，“一把手”要钱就给他钱，要房子就送他别墅，要女人就送他美色……。下属投资的“成本”从哪来？还不是“取之于民”，贪腐而来。所以“一把手”一倒台，顺滕摸瓜，就可以牵出一大帮“跟随者”。

可见，“一把手”腐败必然会带动下属的“群体腐败”的效应，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把手”腐败的根源又在于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在于缺乏对“一把手”权力的有力的制衡体制。

我国目前制衡“一把手”权力的手段是主要手段是监督，主要分为上级监督、同级监督、群众监督。而这些监督方式又远远不能达到制衡“一把手”的目的。

比如说上级监督，上级部门很少下去明察暗访，就是检查工作也是走走过场，对下面的官情、民意并不知情，并且有很多“一把手”与上级部门早已是沆瀣一气，监督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同级监督，主要是纪委的监督，但是纪委受上级和当地党委的双重领导，实际上还是从属于、受制于市委书记，监督软弱乏力也是必然；群众监督之难是不言而喻，从那些“因言获罪”的案件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可喜的是，舆论监督作为新兴的力量，在反腐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也毕竟作用有限，大部分媒体还受着党政机关的控制。

制衡体制的缺失，监督的形同虚设，使得“一把手”拥有过大权力，敢于滥用自己的权力，也是“腐败窝案”的产生的真正的根源。所以，要想破除“腐败窝案”，必须管住“一把手”的权力，而重构科学的权力制衡体系才是关键，才是一切腐败的“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