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实践的哲学――读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有感

导读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思想而行动的人”。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其象征意义，大约也在于像梁漱溟那样坚持立场和重视实践的人，是中国的绝响。

梁漱溟（1893—1988）汉族，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他是现代新儒家群体中最后离世的人物，大约基于这个原因，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称呼他“最后的儒家”。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全书分为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等三编。全书一百八十页，相比较那些动辄皇皇十几卷的书来说，不算很多。但其中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字字珠玑，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过今人的庸论。其中意义非我所能详尽，现露其宝玉一角，与诸君共赏。

他在自己的文章里痛彻心扉地发问：东方文化能否存在？“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他批评洋务运动将西洋东西搬来中国的时候，没有留意这些东西在西方产生的文化根基，“好比西化的东西是一个瓜，洋务派仅截断瓜蔓便搬过来，如此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梁漱溟属于“保守派”，却不无理性之处。

梁漱溟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在他的眼中，中医有其学术的价值和地位，但是“惜其莫能自明。”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必要的发展阶段便一步登天，所以只有等别人来接受它。看完梁漱溟对中医的论断，则当今某些“学家”认为中医是伪科学之论，可一笑置之矣。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略显狂狷之语，尽显效国之志，可以为后人珍惜生命之楷模。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思想而行动的人”。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其象征意义，大约也在于像梁漱溟那样坚持立场和重视实践的人，是中国的绝响。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但我以为称呼他“教育家”该是妥帖的，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当年投身到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教授、学者不下百人，知识分子几百人，有的夫妇双双下乡。当时，梁漱溟为研究院农场撰写了一副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此处可见其从事乡村建设的态度和热情。1986年初，九十三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北京讲课不愿落座，他以梁启超先生的名言自励，朗声说，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

这些书稿出版之前被尘封了七十年，拂去历史的尘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先贤智慧熠熠生辉。他那惊人的预见性，在某些程度上仍然是文化发展的预防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