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书虫”不容易

导读书的数量与日俱增；而且，书的质量蒸蒸日上。特别是计算机的发明，更为图书的发展，插上理想的翅膀。激光照排，电子扫描，是印刷技术上的一次大的革命，一次大的飞跃。

关于对“书”的认识，一生大约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无书时代。1966年春夏，我刚好初中毕业，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风涌而来。在“横扫一切”的支配下，“书”，自然成了“扫”的对象。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大兴文字狱，“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作法，比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时期，百分之九十九的“书”，通通被冠以“封资修”的罪名，石沉大海；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家”，遭到罗织诬陷，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那时，我就读的四川省万县市第一初级中学，曾经也有一个图书馆。文革前，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借书证，而且，阅览室也定时开放，课余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但是，文革中，这个图书馆也未能幸免于难。被红卫兵“扫除”和“涤荡”之后，一些好书的学生，从大门的附窗翻进图书馆内，“窃”走需要的书。我也不列外，平生第一次做了“窃贼”，“窃”了十多本如《铁道游击队》一类的小说。孔乙己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此处不是开脱，我认为“窃书”与“偷东西”，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后来，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们又悉数将“窃”来的书，归还了图书馆。

1971年初，我到农村落户，生产队除了按规定征订了一份《四川日报》和一份《万县日报》外，别无其他读物。我白天劳动，晚上从生产队里借来报纸，在煤油灯下咬文嚼字，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生产队识字的人不多，如果能有一个孩子到区里上中学，就算一件光宗耀祖的事，相当于家族里出了一个“秀才”，要能有孩子被推荐到大学，十里八乡，更是一特大新闻，萦绕山里好多年。当时在农村，就是能识文断字，一般也无时间、无闲心读书看报。生产队的报纸，属于公共财产，无容私人所有。每月有多少天，除了节假日，应该有多少张报纸，大伙心中有数。生产队有多少家，一月一家分几张报纸，大伙心中也有数。因为，家家户户没有书，这是唯一的纸质东西。我落户的地方是山区，不缺燃料，农民不会将报纸当柴烧，最管用的是用来包装盐巴，或者其他食品。不像今天，塑料袋横行天下，各种口袋，充斥家庭。

1977年春天，我们作为最后一批“推荐生”，来到四川省万县师范学校读书。虽是读书，实无“书”读。上地理课的老师，喜欢讲《参考消息》的内容，他天南海北地“侃”，学生们感到课堂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有位政治老师，学生也并不怎么喜欢，他讲《政治经济学》，索然寡味，整堂课搞“听写”，一堂课写下来，腰酸背痛，手指僵硬不说，不但浪费纸墨，关键是找不到“要点”，考试很难对付。现在想来，也不能怪他，怪无书读。语文课老师很好，他请学生刻油印，将中国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短文章油印出来，让学生有“书”读，减轻了学生负担。同时，也很勤恳，他讲《现代汉语》，边讲课边板书，有时一堂课下来，要擦好几次黑板。这些麻烦，也是无书造成的。

第二年夏天，草草告别师范学习，走上工作岗位。国家拨乱反正，省编教材开始进入教室，学生勉强有了“书”读。但是，教师犯难，除了一本书，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教辅读物，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两手空空，就像《红楼梦》里批评贾宝玉一样：“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贾宝玉不是这样，我们倒是这样）好在老教师关怀，将他们的备课资料借予我们，才艰难地度过了教学第一关。不久，我的舅舅找他的同事，给我赠送了一本《鲁迅作品赏析》的书，我如获至宝，将陈旧的封面包装了一遍，小心翼翼地珍藏，一直到现在。

其后，出版行业逐渐走上正轨，加上中央领导大力倡导，读书风气日渐好转。我的家庭也建起了书房，日积月累，藏书可以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好。

二是有书时代。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清楚了。不但，书的数量与日俱增；而且，书的质量蒸蒸日上。特别是计算机的发明，更为图书的发展，插上理想的翅膀。激光照排，电子扫描，是印刷技术上的一次大的革命，一次大的飞跃。微型图书，电子图书，为人们带来了莫大的方便。按理说，读书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读书应该蔚然成风。可是，事实并不尽然。因为读书不但需要时间，需要兴趣，需要心情，需要涵养；还需要抛弃，抛弃浮躁，抛弃娱乐，抛弃喧嚣，抛弃功利；进而留下寂寞，留下宁静，留下淡泊，留下清贫；最后，收获思想，收获情感，收获芬芳，收获未来……

总之，做个“书虫”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