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民众补偿款“被打折”
导读大家可别小看这个小小的乡村干部，一旦赋予他们掌管惠民款的大权，就必然会“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面对利益之诱，仅仅依靠相关管理部门和干部的“自觉”与“自律”实现监管。
•时评报道：“芙蓉王?我抽的是软中华。”这是重庆三峡库区巫山县曲池乡原乡干部邓川对村民说的话。为领到每人3000元的生态补偿款，村民设宴招待邓川，并奉上香烟“芙蓉王”，不料遭遇冷脸(4月8日法制日报)。村民要是知晓补偿款打了折，不谈宴请，只怕差烟都不会敬了。为化解矛盾，重庆市正部署以解决干部侵占惠民款等为重点的“三项行动”，试图防止惠民款再被打折，为惠民资金穿上“防腐衣”。目前已经纠正和查处违纪违规问题及案件293件，涉及金额1.99亿元。重庆三年查办了1977名贪官污吏，平均每天令2名左右的贪官污吏落马，此举在农村的反腐举措富有成果，更是值得高度肯定。
平日里抽着每条六七百元的“软中华”，玩的是高雅娱乐场所，吃喝住常去高档饭店。穿的是品牌服装,出门是车接车送，一个乡干部正而八经的工资加奖金会高到哪里去呢？能有这样的消费派头，钱从哪里来？当然只得靠经常性的“打劫”惠民款，在兑现惠农资金时，设关步哨、雁过拔毛。不仅要农民请吃请喝，还要曾机大捞一笔。根据规定，政府补偿当地农户标准是每人5000元。邓川早就盯上的补偿款，想好了去处而“打了折”，每户每人截留了2000元。当然不只他邓川一人聪明，会使用这种截留“手法”。近3年间，重庆检察机关涉及惠农资金、社会保障多个领域，涉案金额高达11.8亿元，受害者许多都是低收入群体。
本来，党中央、国务院并没有忘记我国的九亿农民，早已免去了过去农民缴纳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费用。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针对农民的各种补贴也越来越多。如今还实施了农民优惠政策，最多能享受约20项。包括家电下乡补贴、计划生育奖励、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资农机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助、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村沼气国债项目等。在不少城镇，除居民户籍福利政策外，针对困难群体的补助或补贴也有不少。然而，国务院出台并实施的这些利好政策，这种政府的惠民款，却被基层一些乡村的贪官早就认定为打劫的“对象”，变成了基层腐败分子的“唐僧肉”。包括书记、乡长、副书记、副乡长、乡财政办主任等12名干部，他们私分公款数十次，侵吞计生款、移民款、饮水工程款等上百万元。这就是近期云阳县普安乡，挖出的集体腐败窝案。虽然，邓川最终被判刑12年，但案件影响很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声誉。
国家扶贫出手的钱越来越多，农民到手的钱却越来越少，随着日子的日渐紧迫，不少人发出了“谁偷了我的奶酪”的疑惑。到底是谁偷了民众的奶酪，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政策没落实当然是执行环节出了问题。近年来，“官小贪大”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已成为农村腐败的“特色一景”。小小的一个村庄，村干部贪污竟然能达百万甚至上亿，令人触目惊心。2009年12月，深圳沙井一村支书被指贪污30亿元，合肥藕塘社区原党总支书记刘怀寅因收受贿赂963万余元。相信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潜伏没被曝光的贪污案例也不在少数。中央有好的政策，民众不了解自然不知道自身利益“被打折”、被劫持。此外，民意表达渠道的不通畅，百姓有苦难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村民知道自己的钱被贪污，但是不知道向谁说，没处说又只能让他们忍气吞声，客观上纵容了基层干部的贪污行为。
不抽芙蓉王，专抽软中华。话说邓川如果不是披上政府官员那张虎皮的话，恐怕他连农民都不如，连芙蓉王都抽不起。身为贫困库区的乡镇干部，本应一心一意带领全镇干部群众谋发展，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尽快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才是正理。但可悲的是，邓川却利令智昏，置库区众多农户艰难于不顾，置库区生态环保公益事业于不顾，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为绳头小利，公然截留上级拨的惠民款，贪污国家、集体、个人资金，肆无忌惮地公开敛财，严重侵害农民群众的自身利益。如今，上级有关部门对邓川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惩处，理所当然，顺应民心，平民百姓无不为之叫好。广大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应从邓川的案例中获得教益和警示。
一些干部为什么对农户的扶贫款都敢打折，主要原因是政务信息不公开，容易被蒙蔽，这为不法干部“截留”惠民政策提供了机会。当地库区老百姓说：“干部怎么讲，我们就只能怎么信，因为补偿多少从来没有公示过，缺少群众监督”。这些乡镇干部们事前共同“策划”,事中分工合作，事后订立“攻守同盟”。当知道当前上级要进行监督审计时，贪官们就把钱打回财政账户，过关审计后又运用权力把钱套回来，以规避监督。据新华社调查，近年来国家通过采取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方式，加大了“三农”的扶持补贴力度。可是补贴大部分到农民手中都打了不少折扣。被截留这种扶持补贴款的不单只有重庆的乡镇，在内蒙古、山西、湖北等地，惠农资金都有被截留、挤占和挪用的现象。而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多农户均没有听说过相关政策。
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经过近半年的调研后发现，乡村干部搞腐败，往往都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论腐败是单干的还是窝案的，都表明了相关官员染指惠民款太易如反掌。乡村官员欺上瞒下的水平，非同寻常，充分彰显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能耐。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民政资金调拨、扶贫款的分配和使用等方面，以及政策的落实方面，都存在类似问题。原先是个人腐败，发展到现在成了集体腐败，窝案频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惠民款屡被侵吞，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惠民款的发放方式存在问题。一般来自政府的惠民款，往往需要经过乡镇干部的层层转手，才能到达困难群众的手中。正是这样的发放方式，为他们截留惠民款创造了条件。我认为要想杜绝惠民款发放过程中的贪污与挪用，就有必要改变惠民款的发放方式。至于如何发放，有关部门可以参照“史上最苛刻捐款”的方法学一学。
去年五月曹德旺向西南五省区灾民捐款2亿元。捐款的首要条件是：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今年中国人民大学NGO研究所公布的评估报告确认：“西部5省区市的17个贫困县，有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这就表示，发放是公平公正的，杜绝了贪腐。今后，国家的惠民补贴款，完全可以实施这种方法，中央统一管理，让困难群众获悉自己可以领取的惠民款额度，钱直接支付给农民的个人账户中，一杆子插到底。地方政府只负责收集本地区实际情况，钱不再经过地方官员的手。这样一来，那些地方官员就算想贪也未必有办法贪得到钱了。
现在部分基层官员侵占惠民款惯用的三大手段：一是直接贪污“私分”惠民款，二是虚报人头“吃空饷”，三是官商勾结“吃回扣”。惠民款是低收入群体的救济钱、救命钱，却往往被基层干部常常“打劫”。此种情形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只是截留的多少程度有所不同。重庆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反腐成效，这与重庆市政府正在开展的以解决干部侵占惠民款等为重点的“三项行动”有关。其他各地方乡镇，要想杜绝惠民资金仍由少数人关门操弄的现象，就必须向重庆学习，严厉查处贪污腐败案件，深挖贪官污吏。“倒逼”干部，走进群众家门，讲解传达惠民政策，接受百姓质询。否则的话，那些困难群众还会继续遭到“权力打劫”的截留，如何反腐都是空谈。
大家可别小看这个小小的乡村干部，一旦赋予他们掌管惠民款的大权，就必然会“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面对利益之诱，仅仅依靠相关管理部门和干部的“自觉”与“自律”实现监管，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内部监管失灵，外部监督缺失后，在没有有效的权力制约的情况下，肯定会有大肆侵占农民的救命钱的现象发生。地方政府如果不迅速将惠农信息公开公布，还会有无数惠农资金被一些人中饱私囊，还会给国家的惠农政策造成损害。针对重庆补偿款“被打折”一案，就要从制度的执行和监督两个方面加力，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办法与措施，扎牢篱笆，避免类似问题的再发生。如果惠农信息仍然只是掌握在某些层级的官员手中，就很可能造成垄断，对其农民主体形成利益掠夺。只有让老百姓对涉及自身权益的问题拥有充分知情权、提高农民的话语权，让他们参与行使监督权，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民众补偿款“被打折”。只有这样，才能更能有效地保障困难群众的权益。
(2011-04-0923:3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