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燃情岁月
导读婚姻的缝隙越来越大，两个人又不会好好修补，靠着当时虚伪的社会道德和对女儿的责任硬是撑到了老年。如今，两个人再也没有精力闹腾了，迫不得已地消停下来。
我家有五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和我。
我和妹妹相差不到两岁，和姐姐相差整整四岁。小时候，因为工作，母亲从包头回江南生下我，还没出月子就回单位上班了，把我留在一个刚刚夭折了孩子的奶妈家里。奶妈的家离我外婆家有九里路，每过一段时间四个舅舅就会轮流去看我。为了让奶妈好好待我，每个月母亲支付高达十三元元的费用，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比较高的费用，但是奶妈还是不喜欢我，经常不喂我奶吃，给我吃酸酸的碎面条。当我一岁半断奶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出生时九斤重的好底子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农村小男孩。我是个有着超人记忆力的人，现在还记得奶妈的丈夫异常喜欢我，经常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穿过成熟的稻田，到处去游玩。我也很喜欢他，现在还感觉得到他有些粗糙的大手紧紧拉住我的双手时的温度，还有满鼻的稻香草味。他有些怕奶妈，但是只要和我在一起，他总是会不顾两个亲生女儿的感受，亲热地管我叫“宝宝”，自豪得很。我这辈子真正感受到他的爱就只有那短短的一年多。
回到父母身边时，妹妹已经诞生。虽然是女儿，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喜欢妹妹，而且是超乎寻常的喜欢。他不喜欢姐姐，更不喜欢满口讲着他听不懂的土话、又经常生病的我。父亲是个脾气十分暴躁、动辄就打人的独生子。长大后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三姊妹：一是有一百个孩子也不要给别人带；二是千万不能和独生子女结婚。第一条是因为哺乳期严重营养不良的我，没少生病，给母亲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第二条是因为父母感情不好，两个人又都是国营大企业的中层干部，当时的社会公德是不能接受离婚的，于是二人经常是关起门来悄声吵架，打开门后恩恩爱爱。即便是磕磕碰碰地凑合到了今天，两个人一个八十四岁，一个七十九岁依然内战不断，好在已经没有力气像前几年那样，动不动就搞离家出走，闹分居了。
母亲是个十分能干的女人，从小就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乡村女孩，她总是干些反传统的事儿。裹小脚吧，她晚上就偷偷解开裹脚布；学女工吧，她同时要干涉家事；媒妁之言吧，她干脆逃婚。使得在村里有着极高威信的外公也拿她没办法，只好任由她抛头露面地当起了管家。其实外公很喜欢她，五个儿子都没有这个女儿说话有分量。母亲有一个姐姐，五个弟弟，最大的弟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为了逃避抓苦力，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姐姐像个大家闺秀，很少走下绣楼一步，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的母亲，渐渐地在村子里崭露头角。那一次逃婚，一开始很令说一不二的外公生气，但是时间一长，离开母亲操持的大家庭出现了危机，外公认识到了这个有主见的女儿的重要性，只好认输，派人去杭州接回了母亲。于是母亲就更加难于驾驭了。到了土地改革时期，母亲俨然成为积极分子，工作小组发现她是个好苗子，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也亏得母亲是土地改革小组的中坚力量，划分家庭成分的时候，原本按照条条框框最少也是富农的外公家里，有了母亲的工作，被划分为“下中农”。二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富农是敌对方，属于阶级矛盾；下中农是比较富裕的农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区别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前都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母亲在之后的几年里，仕途亨通，很快当上了一政府部门负责人。
由于从小生活在乡村，太了解农村的婚嫁是怎么一回事，母亲从骨子里讨厌没有感情的婚姻，特别是她无法接受和一个满口黄牙、浑身汗臭、粗野蛮横的农民生活一辈子。开阔了眼界、掌握了知识的母亲，凭着本能，认定知识是最值得追求和尊重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有文凭的男人结婚。五十年代，有文凭的人很少很少，倔强的母亲宁可不结婚也不肯放弃这个条件，一直等到二十六岁，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另类。终于，一个远在杭州的同家族的阿姨给母亲介绍了父亲。
父亲家里远远没有母亲家富裕，我的爷爷因为生活窘迫很早就下南洋了，所以父亲是个独生子。奶奶生怕养不活他，按照乡俗带儿子去打了个耳朵眼。父亲很聪慧，族里的长辈发现了他的优点，在他能够自立的年纪，联系了镇上一家商铺，叫父亲去当学徒，希望势单力薄的奶奶和父亲能够有一门手艺生存下去。旧时代的学徒相当于家奴，不仅要付学徒费用，而且师傅家里的最脏最累的家务杂活都要干。学徒一般都是三年，父亲没少吃苦受委屈，但是他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所以没有怨言地兢兢业业地学习业务，甚至连业务之外的知识和手艺也不放过。满师的时候，父亲俨然一位秀才了，不仅能说会算，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每到过年，家家户户的春联都由父亲包了，村子里谁家有啥婚丧嫁娶的也都找父亲写字，至于润笔，那是随意的给，多少讲个心意，从来不会计较，生活过得宽松些了，奶奶心里很满足，马上就给父亲娶了一个媳妇。
在有了第二个女儿的时候，识文断字的父亲也像母亲一样也成为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父亲有才，又是独子，所以性格火爆，得理不饶人，没事时是个很温和的人，一旦触怒了他，就很容易丧失理智，所以工作干得出色，但也得罪了不少人。在一个夜晚，父亲去开会了，家里只有四个女人，一个在土改中被分了家产的坏人，从窗口用一把枪打死了父亲的一个女儿……父亲成了为革命牺牲家人的英雄，很快就被保送到上海一知名大学学习土木建筑。在那儿，他和我母亲的同族阿姨的丈夫成了同学。
母亲是个江南女子，漂亮，能干，职位又高；父亲聪明，能说，又有文凭，两个人一拍即合，很快就结婚了。在结婚之前，父亲隐瞒了曾经娶过媳妇还有女儿的事实，这成了二人吵闹一生的导火索。
父亲毕业了，分配到北京的建设单位。母亲面临着选择：要么两地分居，继续自己的辉煌前程，要么放弃自己的事业，追随父亲到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遥远边塞生活。母亲是个十分懂得把握人生大方向的人，她毅然随父亲离开了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杭州。
最初的几年他们应该是很甜蜜的，在物资供应极度贫乏的年代，他们的大型国营企业待遇还是相当好的，是当时人人羡慕的单位，加上江南塞北饮食差异极大，江南人喜欢的动物内脏，塞北人是从来不吃的，所以不用票随便购买，这下可是大大便宜了我的父亲母亲。包头的冬天十分漫长，又十分寒冷，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父亲母亲就在家里取暖的炉子上炖下水吃，苗条的母亲很快吃得膀大腰圆，等到生了我姐姐之后更加不可收拾，一米六的个子，体重高达一百五十多斤，再也没有降下来。
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知道父亲欺骗了她，反正从我懵懵懂懂记事开始他们就经常闹别扭，而且总是在晚上政治学习完回到家里才吵架。我们三姊妹习惯于第二天一大早看他们二人的脸色，发觉他们彼此不讲话或者有一个板着面孔的时候，我们就会知趣地小心说话小心干活。偶尔也会有当着我们的面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离婚也是常常挂在母亲嘴上。当时的社会离婚不是私事，单位是要干预的。党性很强的母亲总是说，听党组织的话，他有错，所以要靠她帮助进步，不能一推了事，还有就是看在三个女儿的分上，怕我们受歧视，想给我们一个健全的家庭，所以几十年来她都委曲求全。直到前几年，母亲还是不能原谅父亲，还是想过离婚。这两年，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平时只有父亲和她一起生活，慢慢才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
父亲不喜欢我和姐姐，动不动就动手打我们。姐姐比我大得多，脾气很暴，有点父亲的遗传，所以她敢顶嘴，也敢逃跑。妹妹是父亲的心头肉，随便怎么错他都是一笑了之。我就成了父亲的出气筒，干活最多，说话最少，挨骂挨打却最多。父亲喜欢拿我的家乡口音嘲弄，还喜欢联合姐妹一起嘲笑我土气、迟钝，弄得我很自卑，很自闭，小心谨慎地做人。即便是现在，父母全部依靠我生活着，父亲早就不再嘲弄我了，但是我每每叫“父亲”二字的时候，依旧感到异常的陌生，就像在喊我的岳父一样。妹妹是父亲瞒着不想再要孩子的母亲，偷偷弄破了安全套得来的女儿，他将他的高智商绝大部分遗传给了妹妹。时至今日我才发现，他也将他的低情商遗传给了妹妹，所以妹妹是个聪明得只看得到自己的人。
我们姊妹三人都是站在母亲一边的，父亲对此颇有怨言，估计主要还是对最疼爱的妹妹有怨言。当我也有了个女儿时，他竟然对我妻子说：不要高兴，女儿永远是向着当妈的，家里就是二比一喽！好在我们都有良好的家教和高等教育，不会因为小时候的事记恨父亲，更不会因为他小时候对我们不好就以怨抱怨，该承担的赡养责任我们尽量做好。
“老爸子，老妈子，吵吵闹闹一辈子。”这是我随口的一句话，被我的女儿听到了，经常挂在嘴上当好玩。青春年少的女儿，不会听得懂其中的苦涩。想想看，父亲不对得多些，但是母亲也有错。为了维持表面的和睦，他们付出了各自一生有可能得到的幸福，相互耗尽了感情。父亲留在家乡的那个女儿过着没有父爱也没有母爱的日子，早早就嫁给了年长好多的男人。父亲面对强悍的母亲，心虚地不敢提啥要求，只是在我们面前小声地抱怨：她连自己的姐姐都寄钱，我的女儿就不管，也是她的女儿呀。事实上，母亲不能原谅的是父亲欺骗她，不是针对孩子。那个孩子母亲曾经费劲周折把她的户口弄到城里来，后来是被惯坏的父亲和奶奶吵翻了，一气之下，奶奶带着孙女回了老家。
婚姻的缝隙越来越大，两个人又不会好好修补，靠着当时虚伪的社会道德和对女儿的责任硬是撑到了老年。如今，两个人再也没有精力闹腾了，迫不得已地消停下来，过起了相依为命的日子。我思忖，即使有无法调和的矛盾，走过了将近一生的路，应该也分不开了，习惯了相互的争吵和诋毁，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那个平衡点。
父母那一代人的婚姻大抵如此。正如电影《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和褚琴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好关头两口子才算结束了吵闹一辈子的“和谐”生活。
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