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70年代的人

导读读中学时，一中改革，把学生分成两类，我因为分数不够高，有幸进入二类班，并因为中考的语文成绩不错，被任命为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也正因为这，使我在高二分科时选择了文科班。

三岁时因为没人带，跟随堂姐一起到邻村的学堂上学，记得姐姐给我一个专座，是个很高的凳子，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很想睡觉，姐姐怕我从凳子上摔下来，就把我安置在一户人家的很大的稻草铺上。下课以后，再把我叫醒，牵着我慢慢回家去。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年，我才五岁，跟在大人身后系上黑袖章，初次体会伟人对老百姓的重要。在父母乡亲绝不虚假的痛哭中，我种下对一个偶像崇拜的种子。尽管后来得知他的一生中有很多引人争议的事，这种崇拜仍然没有动摇。

小学一年级是在村里的一间很大的祠堂里上的，记得那里没有门，有几个年级，可老师只有一个，所以老师轮流给不同的年级上课，当他给一个年级的一至两个学生讲课时，其他的统统自习。冬天，我们的课程都是在火炉边进行的，那红红的炉火照亮了我们的眼睛，也照亮了我们的心。

二年级时教育制度改革，村里不准设立小学，学生全部移到大队去。我们一年级的学生重新考试，结果我考了双百分，但父母念我年纪小（当时上小学二年级的正常年龄是八九岁，而我只有七岁），加上山高路远，主张我缓一年再去，我哭着闹着坚决反对，父母无可奈何，让我跟在村里的一群姐姐哥哥后面拖着大书包上了学。

小学校的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是分开的，低年级在山脚，高年级在山上。所以放学时经常找不到伙伴，而学校离我家有六、七里，路上很少有人，两边都是深密的树林，虽然没有虎豹猛兽，却有一个女疯子出没，那是我们最大的恐怖。而且，村里的老人家盛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这个女疯子死后，会变成一个吃人的怪物，我们都会被吃掉。这样的故事不知道多少次使我的梦改变了颜色。每次远远的看见那个女疯子，我们都必须绕道。有次我一个人回家，当时夕阳西斜，暮霭已经笼罩了森林，那个女疯子又出现在路上，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恐惧，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无助至今还能回想起。

记不清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时，我们在放学的路上遭遇了一次龙卷风。那次我刚好赶上了大部队，大家都被吹得东倒西歪，摔到路边的水田的不在少数。而我被我的邻居姐姐紧紧的攥住了手，结果我平安回家，一交未摔，而她回到家时是鼻青眼肿。我不知道是什么支持她没有抛下我，也无法想象如果中途她扔下我会是什么样子。一直想好好的说声谢谢她，可当时她松开我的手时，我已经吓傻，一句话也说不出。听说她成家以后景况并不好，可从离开村里后，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很想很想问她：姐姐，谢谢你，你还好吗？

五年级转到了离家较近的乡小学，记得学校后面有座茶山，每到春天，学校都会放假，让我们去采茶交给学校。我们就背着书包或者茶篓，三五成群在茶树里嬉笑打闹，结果茶没有采到多少，倒是把春天给吵醒了。有时，我们还可以在茶树中，找到几颗红红的野草莓，放入嘴里，来不及品尝滋味，就哧溜下了肚。无疑，那是我们的节日。

初二转到城里上学，因为母亲认为城里的教育质量绝对比乡村好，而且父亲一个人在城里未免太舒服了。就这样，我挤进了我们的二中，然而每逢放假，我还是一个人回到乡下。记得当时很大的客车里没有大人陪同乘车的孩子很少，我每次总会引得大人的侧目，虽然我总是早早的买好车票。回校的时候，转过最后一个山梁时，我总是极为害怕客车提前到达，眼睛紧紧的盯着乡政府的街道，只要看见客车红色的影子或者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时，我总是大哭着拼命奔跑，生怕车子把我扔下，赶不上第二天的课。这么多年来，这样的赶不上汽车的事总出现在我的梦里，它已经成为迟误的象征，一种无法补救的噩梦。

读中学时，一中改革，把学生分成两类，我因为分数不够高，有幸进入二类班，并因为中考的语文成绩不错，被任命为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也正因为这，使我在高二分科时选择了文科班。实际上，我更愿意把理科作为专业，而文学只作为副业，但是可恶的物理成绩使我不得不放弃我完美的设计。而此后的读中文教语文成了我无奈之下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是我不可能把工作变成享受的根源，也成为我就业以后不快乐的最大原因。

在单位，有我们这样的一群生于70年代的人，大大小小的改革都有亲历或波及，信仰之柱的倒塌，价值观念的重新确立，使我们无法像60后那样睿智理性，也无法如80后那么单纯狂热。茫然无措和不求上进、落落寡欢是我们大部分人的通病，在这样的时代，不知道我们这类人是否属于不识时务者？有多大的空间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