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冰抛出“毁灭论”是扭曲心态在作怪
•时评报道：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手机号码有7个8，是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副教授尹晓冰日前与同行交流时，“善意提醒”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5月23日长江日报）。此言一出，与会者觉得他的风格、观点让人很惊讶。同行斯文一点的评价他是“不一般、张狂、前卫、另类、个性、有想法”等。不客气的称他为瞎说，扭曲了大学精神。一向被人们看重的高等院校，令人尊崇有加的教授，不知从何时开始表现有些异常。主要是一些教授在一些公开场合所发出的声音很不悦耳，常常跑调成了噪音。由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不可小觑。
原来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召开了一个全国独立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案例教学创新研讨会。此会是由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发起主办的，会上邀请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晓冰，向同行们作了一场报告。他划分高校的模式是：“仅会讲课的教师在底端，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顶端的则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这么个金字塔型。他认为老师教学只是基础，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他的实践“创新”，是只使用三分之一的精力在教学工作。那就是说还有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与时俱进跑课题上，不然开不了50万的宝马车，做不了董事。
高校很早就流行“一等人才搞科研，二等人才搞产业，三等人才搞教学”的潜规则，只是没有人公开明说。这次尹教授所谈的模式推论基本相同并不新鲜。一些教授很少上讲台，很少接触学生，以至于大三学生连教授是谁都不认识，因为教授们都在忙于争项目做课题。大学的功能中，“人才培养”处于较低地位，甚至出现本科教学“边缘化”趋势。这一点，在某些研究型大学比教学型大学更明显。而当教授取得各种荣誉和称号，成为著名教授后，其学科领头人的地位也渐渐确立，有的演变为“学霸”，科研经费和资源由他们掌握和分配；有的升任为院、校领导，借助行政职位更便捷地获取各种资源，个人财富也就源源不断的轻松获取。
我不赞同尹教授全心教学的“毁灭论”，但他又确实道出了当今高校的实情。公开戳破了这层窗户纸。现在很多学校都重科研轻教学，这于高校人才考核评价制度不无关系。一个科研成果丰硕、但教书不用心的教师也能聘任为教授，而一名教师讲课非常出色，虽然很受学生们追捧，但科研成果较少，还是不能聘为教授。许多大学考核教师的指标主要包括论文、课题、专利、科研经费等，而搞科研当然要花很多时间。而一个大学老师，如果花太多精力用在教学上，势必影响其科研发展，进而影响个人晋级晋升，所以在教学上就出现了不全心教学的老师，这种现象并不感到奇怪。
大学教师不能全身心地教学，把“传道授业”反而当成“副业”，不仅对学生是一种伤害，对大学本身又何尝不是呢？这种高校评价体系必须要改革，值得教育部的专家、学者们深思。尹教授的“毁灭论”，实际上是对当前体制的“控诉”。大学教师重论文轻授课的考核方式，教学任务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参照。有能力有办法搞到项目的人，往往又能掌握更多学术和行政资源，名师更名赢者通吃，甚至出现“职称越高、离讲台越远”的怪圈。而常年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书匠”，成了高校中的“弱势群体”。这显然是一种扭曲的评价机制。如果改革让优秀教学人才象科研人才一样，有机会也立于“金字塔”的顶端，福利、名誉照常同等对待，那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我们不能在现行高教体制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就认为尹教授的教学“毁灭论”是正确的。尹教授的言论其实很刺耳。这倒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风格有多么张狂，在课堂上以自己的宝马和手机号向学生炫富，而是因为他把社会上的不良现实，当成了评价教师人生价值的标准。作为一家之言，他的观点原也犯不着公众来舆论，但其言论背后的社会现实与意思形态却值得人们警醒。钱的多寡并不是所有人一致的衡量标尺。尹教授以炫富为手段贬低他人，只能说明他炫富是自身恐慌的外在反映，只不过是以钞票来掩饰唯恐自己被别人看不起的可悲心理。比尔·盖茨才不会得瑟自己有多富有，反而会把钞票拿出来为穷人办事。那些沾沾自喜于有俩糟钱的主儿，那些自以为“有钱就很牛B”的人，实际上还停留在乍富的初级阶段。真正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有几斤重，能吃几碗干饭的人也不会轻易去和别人比较，因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尹教授而言，论专业不过是个副教授，比真正的大学者还差得远；论财富开着50多万元的宝马车，相比开百万豪车的主儿在花城铺起一层，同样“相形见绌”。
作为教师，尹教授不该无视自己的职责，以为教师的价值只存在于“课题”、“学霸”或者长字号上。不错，现实生活中会拉课题会跑项目的人，有权威霸占资源的人，能当官会当官的人，在不少学校中确实很吃香。但与此相应，当前很多地方出现的学风不正、学术腐败等乱象，不也是多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吗？近些年高等教育领域厉行改革，要求正本清源、学术创新、提高竞争力，不就是要匡正风气、消除官僚化倾向，使学校和教师能够少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回归安心教书做学文吗?
中国传统文化对教师的要求，一向是以“鞠躬尽瘁、蜡炬成灰”的精神为范，以“桃李满天下”为荣，不求富贵飞腾，但守清平乐道。在这种奉献社会为理念约束下，教师基本与巨额财富无缘，最多也就是达到小康水平。但其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受到民众的普遍尊重。而如今那些“不务正业”的教师们，不用心教书育人，却在一门心思钻营职称、级别，捞票子、拉关系，将学校当做官场、商场，虽然钱权都有了，但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却直线下降，个别不负责任、信口雌黄的教授，则更是被人所鄙视。
我国的教育体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学校已搞的不像学校，而更像是吸金的公司；使一些老师变的不是老师，而成了老板，很令人失望。教学“毁灭论”的抛出，曝露出尹教授浮躁的社会心态。在尹教授的眼中，财富的多寡是对“知识就是力量”的最佳诠释。而在三家上市公司任独立董事的身份，也恰恰说明，这正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在课堂上对学生敢炫富，足以见得其功利拜金的理念已经深入他的骨髓。已前我们常常把教师誉为“蜡烛、春蚕、人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等，其形象之高、道德之好不言而喻。哪知被尹教授定位“毁灭论”一说，民众听后大失所望。这是一种赤裸裸颠覆教师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的价值取向，有悖社会情理，也冒犯了无数默默奉献的老师，人们义愤填膺，无怪乎要受到社会媒体舆论的挞伐，在网上受到数万网民的声讨。
老师拿自己“开宝马”、用“靓号”在教室来嘲讽学生，乍看到这样的信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不久引发广泛争议的北师大教授董藩“40岁身家4000万”的成功论调。我们都知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时候大学教师的身份和职责变的有些错位。教学似乎成为了排在最末位的工作，以至于名教授、院士之类的亲自给本科生上课成为了“新闻”，教学任务委托给了助教、讲师，甚至高年级的学生，这是很不正常的。大学教授是越来越忙，主要忙于捞钱（论文、课题、项目、走穴），上课反倒成为了“打酱油”。现在的教授、导师被冠上了“老板”的帽子，就是一种犀利的讽刺。
教授作为文化精英，本身就应该有文化责任担当，不能因为大环境使然，就能够心安理得，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各种合理性支撑，一再放低自己的标准，甚至依附于体制投机钻营。没有人拒绝财富，但是，一个大学的课堂上，如果完全被财富观占据了全部的心理优势，如果让大学生在世界观、价值观正在最后成型的时候，拿着“有钱的就有理，有钱的就是老大”的思维来对他们进行强行灌输，这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教授，这所学校也并不是一座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老师不能“全心地投入教学”，这所大学还能干什么？竞聘到教授岗位，就可以分心做与教学无关、与学生成长不利的事情吗？答案很清楚，毋庸赘述。
一个老师只将三分之一精力用在教学上，同学们能学到多少知识可想而知。我们为什么要召开全国教学创新研讨会？就是认为改革教学内容和方式，对于教育培养塑造当代大学生，对于为国家造就合格的建设者至关重要。希望创新别具一格的上课模式，让学生们感兴趣、学得懂、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能发挥才是目的。但前提是老师要调整心态不能再三心二义，不能推卸那份沉甸甸的教书育人的天职。以学生为本这是教师必须具备的师德、师品和师行，这可是忽视不得、忘却不得、怠慢不得的。教授就要一心一意为学生们服务，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服务。教授就应该敬守本业，要以育人为己任，如果受不得金钱诱惑，认为投入教学是种毁灭，那就不妨跳出“象牙塔”，辞掉教育工作去商海放手一搏发大财。若总想着左右逢源，恐怕到最后是会左右为难的。假若身居教师之位，同时又在外面兼职经商大搞创收，教学精力只占很少部分，如此“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法，很难想象能把学生教的好。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与其四处撒网，不如专心一域，以避免误人子弟。
(2011-05-2508: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