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悲哀永远是我们的？ ――从“廉江之问”说开去

导读在这残酷的工作中，现实的枷锁已经成为了一种定义和桎梏。体制不顺、机制不畅、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基层状况，让我们这些在执法监察巡查路上来回奔波的人有一种找不到“点”的感觉。

为什么，悲哀永远是我们的？——从“廉江之问”说开去

广东廉江检察院虽然撤诉，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何耘韬能重获自由，但“替罪羊”的寒栗仍在我们基层国土资源人的心中颤抖。目前，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正处于“重心下移、关口前移”阶段，我们基层国土资源所是国土资源管理的“耳目”和“腿脚”，俗话说上层“千条线”，基层“一根针”。作为国土资源管理的“前沿哨所”，基层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在联系群众时，是桥梁、是纽带，在动态巡查时是“千里眼”、是“顺风耳”，在法规监察时，是“报警器”、是“消防车”，在地质灾害防治时，又成了“哨兵”和“救护员”。面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一方面要保护红线不突破，一方面要保护发展不出事，头上高悬的事两把利剑：职责和责任。一旦问责，率先面临被发难的就是最基层的人员，就是事情发生的直接责任人，在职责和问责对等、同时来临的时候的，宽松的工作氛围从何而来？面临的压力如何破解？何耘韬尚能获罪，抵作“替罪羊”，何况基层国土所工作人员？

廉江市的书记、市长也算是不小的官了，在经济发展和耕地红线两者决策之间，素质和意识已经显而易见。当我们面临的是比他们更小的官、发展欲望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地方政府干部，他们在国土资源管理方面的素质和意识是否达到廉江市的书记和市长的水平，令人不寒而栗！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依法管地，动态巡查是重头戏，是个既苦又累的活，一年四季风霜雨雪倒无所谓，就怕乡镇的一些主要领导，为了政绩，钻土地法规的空子，硬性干预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在这种扭曲的工作环境之中，在地方政府行政命令前，我们的理智和职责显得那样的懦弱无力，甚至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他们一句话能决定国土所工作人员命运何去何从，他们的一纸发文就能临时修改既定的规划，他们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能让基层工作人员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淳朴善良的庄稼汉在使用土地上，是绝对想不出什么“未批先用”、“少批多用”、“边报边用”、“先占后调”这种违背土地法规的鬼主意。说穿了、道白了，现在最大的违法用地主体就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天天执行政府行政命令的驻地单位，我们或是谁又怎么能对抗得了政府呢？最后出了事，什么“玩忽职守”、什么“行政不作为”，板子还是统统打在我们身上。

在这残酷的工作中，现实的枷锁已经成为了一种定义和桎梏。体制不顺、机制不畅、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基层状况，让我们这些在执法监察巡查路上来回奔波的人有一种找不到“点”的感觉。压力让人喘不过起来，而这种压力却又无法说明道清，只能让我们无由来地生气、委屈、无奈，甚至无由来地垂泪。遇到这种磨损灵魂棱角的困境和无奈，有时真的能让你蒙生怯之退之的想法，而正因为使命感和肩负的职责，为了那屈指可数用来养家活口的俸禄，再也不想鼓起继续据理力争下去的勇气，存着侥幸的心理，一方面对地方政府指令唯唯诺诺，一方面日夜担心问责，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宁可服从慢慢‘死’，不想抗争马上‘死’。

一直叩心长叹：为什么我们国土资源部的问责，只能问责我们国土资源系统人，而不能问责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已经有了联动执法机制、联系会议制度，但在问责国土人的同时，当初发号施令的人为什么还高高在上？为什么让悲剧一再的重演？难道悲哀真的永远是我们的？

（杨玉贵、林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