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房子
父亲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祖父祖母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饱经战乱和饥饿的折磨之后,早早就离开了人世。当时父亲年七岁,他的妹妹仅四岁。父亲兄妹便成了无力养活自己的孤儿孤女,靠乞讨为生。50年代,人民政府在高石阶分给父亲一间木板房子,那是村上的公房,从此定居下来。村上就在这里批斗韩老六,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山响。高石阶非常热闹。像父亲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同志们”常是农村阶级斗争的中坚力量,因为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算账,也学会了写字,算是农村中的文化人。父亲成人之后非常能劳动,打田栽秧,肩挑背磨的农活,样样都行。因为在农村中表现特别好,还当过贫协组长。自从跟我母亲结婚后,在高石阶先后生养了三个孩子。太窄的木板房子就住不下一家人了。于是父亲就决定要到外面去另修新房,修一座能住一家人的新房子。
后来果然如愿了,在离高石阶不远的地方修起了九柱三间的大瓦房,四棱上线的高高的石柱子。当时,都已经60年代末了,只要有人路过,就会夸他能干,他也常以此自豪,并以此鼓励我们,说将来我们这辈人就不愁房子了。并以此为理由,让我们做这做那。我因为长年肚子吃不饱,老饿饭,就不想做。他就拿条使牛的桑条打我,原因是我好吃懒做,将来不是好东西!打痛了的我就顽固起来,说:
“我不住你的房子,我不要你的房子!”
这句话便成了父亲教育子女的重要借口。立即把我们兄妹五人都跪到阶沿前打了一次“满堂红”。新房子里我们的人丁增加到了8人,我已经是四个弟妹共同的哥哥了。
可人口在增加到8人之后,家里的经济就相当窘困。尽管父亲母亲都早出晚归,还是不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粮食不够吃,尽管红苕半年粮,也解决不了问题,更不说钱了。一角七分钱一斤的盐巴都买不起,三角八分钱一斤的煤油也要赊欠。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就以廉价赊进胆巴,鸡叫头遍就空着肚子,挑着百把斤的担子,翻越30多里的山路到仁和场去卖,到了那里天才亮。每当他回来时,我们都看到他的喜悦的表情,有时能嫌几元钱,有时几毛钱。把赊欠下的胆巴钱还了。因为我们本场正在打击投机倒把,他的这种行为正是投机倒把啊,所以才舍近求远到仁和去的。自从父亲做起了生意后,我们粗茶淡饭也有进口的了。特别是过年能吃到两样:一是玉米花,今天叫爆米花。锅烧烫了之后,倒进带刺的玉米粒,几下翻炒,就有玉米爆破。父亲总是在这个时候用大竹筛罩在锅上面,等放鞭炮的声音稍停,就连忙起锅。我们兄妹总在锅的周围的地上等着逃跑的米花,捡起来就吃。趁热,父亲会给我们吃几颗,然后就迅速地包扎起来。等过年了,他的妹妹带了孩子来才能吃。还可以吃到肉,至少年三十能吃肉的。
孩子多了,家里热闹了,房前的坝子窄了,房前的坝子又成了父亲的心病。不但窄,并且前面还是高高的绝壁。他担心我们跳闹时摔下去,就决定在房前进行疯狂扩张。一有空就搬石运土,硬是把后檐处的碎石、散土一担一担地运到屋前,硬是一层一层地铺石,使前坝几公分几公分地延伸。此项工作持续了二十年。二十年后,前方的坝子能把他所有儿媳、所有女婿、所有孙子辈、所有本家子女集中起来,摆上几桌都不觉得挤。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家中的情况出现了好转。先是我工作了,那些弟妹们也相继工作了。如果说,以前九柱三间的大瓦房是他的一时的骄傲,那么这些子女响当当的金饭碗更是他永生的骄傲。这时,土地包产到户了,许多农民外出务工了,父亲就以奸商的眼光,一下子充满激情地广泛租种打工农民的土地。广泛养猪养牛,同时把过去没学会的手艺都学会了。能电工、木工、也能杀猪了。把过去会的手艺巩固得精益求精了。他常自豪地说:“除了不会杀人,什么都会了。”土地有了收入,零星的收入每日都有,子女们的供奉也日渐增多。加之他对自己非常吝啬,我知道他抽烟的,买一条“红梅”,他就拿去换成二角二分钱一包的“天平”来抽。于是渐渐地余钱多了。
这个时候,他就要求修洋楼,我们都反对,理由是我们都不在家住,修好了,以后没人住时不好处置。但他坚持要修。原因:一是他手上有八千元钱现金;二是即使我们不在农村中住,他也要住一辈子;三是兔子沿山跑,还是离不开旧窝窝,说不准谁个还会回来的;四是邻家修了一座两楼一底的洋楼,是封闭式的阳台。父亲的性格我知道,比较阴暗,见别人有啥,他就想啥。就是看到我用电脑,他都动了心的,只可惜他用不了。更何况邻家也是做农民的,都有这么一座洋楼!事实上他的心里想法是,你有洋楼,我凭什么没有?在大家意见没有统一时,他就行动了。
那一天的早上,一个长长的货车车队就出现在我们村,我们村哪见过如此阵容!后来车队直开到了离我家仅有200米远的地方。车上走下父亲,一脸的严肃,一脸的满足。拉的是砖、水泥、砂、钢筋。本来,车队是可以直接开到家的,但被先有洋楼的那家人前檐的一棵树——是杯子大小的石榴树挡住了。石榴树像个前倾的老人,把树冠伸向路中,而且树冠非常低矮。就是我们的小汽车或摩托、自行车都不能通行。以前我们就多次密谋,要把这棵石榴树谋杀了。表示人家就是要5000元我们也要给他砍掉。可那时,父亲不准啊。他说,这明明就是一棵坑人树!他坑我,我也一样把房子修好,才是好汉!一句话,他才不愿意求人家呢。正因为有了这树,使父亲的建材出现了二次搬运。这之后,就是他用板车一车一车地把这些东西拉到家里。父亲一个人坚持要在原基上建房。原因是,现在这么宽的地基是他几十年侵略扩张的丰功伟绩,不能就这么丢了,要让这块地基发挥作用。换言之,不能让他几十年的心血白费了。可还没等到他拉完,就倒下了,住进了医院。头疼耳痛,面斜嘴歪。检验后确认是乳突炎、慢性中耳炎急性发作、三叉神经疼痛,数病齐发,直害得他脸肿得如同发酵的面团,并且皮肤薄得像要暴裂。见了的人都说活不长了。
听说父亲病重,我们兄妹先先后从成都、南宁、乌鲁木齐、上海、广州赶回家。我们的意见是,先治病,病好后,再修房子。父亲说再不动工就雨季了,水泥也没有用了。并表示,他就是死了,房子也要修。同时,如果治病花钱太多的话,那就不治了,省下钱也要修房子。面对这种要房不要命的人,我们都很生气,没法理解他的举动。我们护理了大约一个月,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多次要求出院,医生说:
“你的生命你负责。”
谁知道他竟跟医生干上了:“你所谓的负责,只不过是你们医院生意冷淡,难得收治一个病人的借口!只不过是你们看到我的子女们都有钱,借机赚几个钱罢了。”
医生见他态度如此恶劣,放行。回家就修房子。兄妹们无奈,只好你八千,他三万地投钱,新房子继续施工。他就拖着病体到工地上指手划脚,哪匹砖不端,哪里的材料又浪费了。总之,是跟施工队干了几场,新房子修起来了。
现在,父亲在七旬之后,他自豪的内容就更多了,一是子女们对他孝敬有嘉;二是孙子中有几个读重点大学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有这三间两楼一底,磁砖贴墙,铺满地砖的、标准的套房,是全村绝无仅有的、洋楼的典范!
住进新楼的父亲对新楼的爱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本来,他有乱吐痰的习惯,因为爱吸烟。现在烟也戒了,原因就是吸烟时烟尘飞扬,烟雾污染新房,会把乳胶漆墙面熏黑。同时,吐痰不卫生。把那些家具每日擦拭。地板砖每天拖两遍。喂猪、干农活后回家,得把劳动的衣服脱下,换上干净的衣服;脱下泥鞋,换上干净的拖鞋才进洋楼。有农民来访,他都不准人家进洋楼,而改在厨房会客。但有一条,我们兄妹五人任何时候回家,都可以到小洋楼里随便吸烟,随便丢果皮,随便污染,他不心疼。但有一条,他亲自打扫是非常及时的。
可是,他的视神经已严重破坏了,不能恢复了,得打个拐杖才能行走,他的面部神经害得他是永生的面斜嘴歪了,他的慢性中耳炎,一直没有得到根治。
如果说那座九柱三间的大瓦房是他一时的骄傲,子女们的健康幸福是他一生的骄傲,那么这一座新洋楼肯定是他人生最后的骄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