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对湖北政府重奖李娜60万说三道四
•时评报道：7月4日，湖北省表彰李娜勇夺法网女单冠军大会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礼堂隆重召开，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亲自为李娜颁发了“湖北跨越先锋”荣誉证书和60万元奖金。会上，李娜称“感谢祖国！感谢湖北！感谢教练！是你们让我梦圆法网”。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表示，李娜法网夺冠是中国体育改革创新的硕果，表彰会由湖北省省长王国生主持（7月6日人民网)。不料这60万元的奖金，却引发了社会上一片争议之声。反对的声音成了主流。该不该重奖李娜60万，我认为不应由政府说了算，更不应由个别领导说了算，而应该由纳税人说了算。
网民为何要质疑重奖李娜？就因为奖励李娜，动用的是公款，这是否想过要征求纳税人的意见？还有，这笔支出是否经过年初的预算审查呢？花钱之前有没有听证程序呢？如此重奖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依据何在……这些问题，是人们质疑重奖李娜的真正原因。因为三公消费触动我们的人心，刺激我们敏感的神经，对此，我们有着潜意识的抵触情结。
在6月4日比赛中，李娜夺取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创造了亚洲人获得法网女单冠军的历史，为祖国和家乡湖北赢得了巨大荣誉。湖北省委、省政府号召全体体育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向李娜学习。学习她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崇高志向，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敬业精神，敢为人先、勇于跨越的创新精神，克难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奋发有为、扎实工作，为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并希望李娜充分发挥模范作用，珍惜荣誉、再创佳绩，为祖国和湖北赢得新的、更多的荣誉。李娜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运动员在世界职业体育项目中的崭新形象，她是获得“湖北跨越先锋”称号的第一人，这样的精神表彰是正确的。
李娜捧起了“苏珊·朗格伦”杯，成为100多年来站在大满贯最高领奖台的亚洲第一人。李娜不仅仅是湖北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更是亚洲的骄傲！但骄傲归骄傲，只能说明李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赛点，开启了一段新的征途。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争取好的成绩是其本分。冠军本身就是有奖金的，政府为何还要另外添加“赏钱”，是否多此一举？况且，体育项目和体育赛事多如牛毛，如果别的项目、别的运动员得了名次，政府奖还是不奖？都奖，奖得起吗？不奖，厚此薄彼，似乎有违公平原则。很多网友认为李娜已经非常有钱了（报道李娜年收入过2亿，成为中国体坛的第一富姐），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她的价值，大家建议政府多给李娜荣誉，如十大杰出青年，三八红旗手之类的荣誉，奖60万明显是画蛇添足。如果把这60万元，用在贫困山区建一所希望小学那该多好呢？假如拿这60万元搞一些群众体育活动项目，然后以“李娜”冠名做奖励，不比把60万元送给一个并不缺钱的人更有意义吗？
湖北政府当然有支配税款的权力，但前提是合理合法。就此事来说，奖励冠军，应该不应该，要有依据，依据什么政策、哪条哪款，总得说说吧？如果政府官员一拍脑门，说奖励谁就奖励谁，说60万元就60万元，无需法律或政策依据，于纳税人的权益来说，这不是太随意了吗？现在各地“重奖”成风，官员招商引资要“重奖”，治理污染要“重奖”，警察抓贼也要“重奖”……。重奖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其根源在于公共财政缺乏有效监督，地方政府花钱不受约束，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政府动辄就随意“重奖”，显然有违公共财政的本质和宗旨。政府自身并不创造收入，政府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且政府本身也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的每一项开支都应给予纳税人以充分的知情权和决定权，否则，便有违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
作为对一名世界冠军，打破了欧美国家运动员囊括的先例，湖北省委省政府适时对其授予荣誉称号，实在是一件很添彩的事情，很有必要。但网民反对“重奖”李娜60万。因为现在许多真正需要加大财政投入的地方，却常常面临资金困境。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如何让公共财政资金的效用最大化，值得政府部门深思。如果将60万“添彩”性奖励，投到更加重要的基础性活动中。多建一些适合发展群众运动的项目设施，让更多小李娜们的爱好不只是在梦中飘浮，而能落到地上。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多做一些打基础的工作，显得更加急迫，也符合更多人的期待。
我们应该感谢李娜，并不是她得了冠军，而是她勇敢的“单飞”。她不是举国体制结下的果子，却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荣誉，她的实践对中国体育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李娜的成功，对于中国体育，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中国体育太需要这样一种职业素养，太需要这样一种敬业精神，太需要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胜利的荣誉。说明中国体育培养运动员的方式，除了沿用固有的举国体制外，还可以与时俱进地，融合进世界共享的元素，允许多种方式并存。不但与世界接轨，也与人性接轨。李娜的大器晚成，是国家与个人利益形成共振的结果。如果没有早期国家的培养，李娜很难有放单飞后的辉煌成绩；但如果李娜一直被“圈养”在体制内，必须听从“先国家，后个人”的教诲，不能把个人和国家的目标锁定在一起，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个精通英语、个性鲜明、敢作敢为的世界级明星。这也是她为何在领奖台上：“感谢赞助商，感谢组委会，非常感谢我的团队”。她知恩图报，知道要感谢的对象是谁，“娜”一刻让许多网民深为感动，认为她有个性。
之前，国家体委、人事部对运动员是有个奖励办法——《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不过，它的适用对象是“体育系统各级优秀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各类体校的教练员”。这个体育系统奖励规定是在体制内的，对于体制外“单飞”的运动员不适用。而目前我们对“单飞”的运动员，并没有制定奖励规则。对于“单飞”的运动员不是不可以奖励，如果钱是企业出的，我们热烈欢迎大力支持。但钱如果是财政出的，最终要落到纳税人头上，总得要让人大讨论或者让民众听证一下，看看该不该出这笔钱？政府花钱是要有法律依据的，要受到法律约束，没有依据的花钱，不叫奖励，而叫乱花钱、叫师出无名。
获得法网女单冠军的李娜，成就了自己，也给中国网球打开一扇窗，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只是60万元的奖励引起诸多议论：有人认为该奖：“李娜为湖北和武汉争得的荣誉不是金钱能衡量的，奖再多也不为过，不要眼红人家拿钱，都是拼出来的”。有更多的人则说：“没有必要奖”。奖励李娜产生有不同的声音出来，这是好事，应该理性看待。有不同的声音，说明社会在进步，公民已经能更加理性地看待运动员取得的成就。李娜的成功，与国家的培养分不开，但她真正飞翔又是自己“单飞”之后，与个人的努力不无关系。有不同的声音，说明公民更加看重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奖励李娜60万元的钱是纳税人的钱，作为纳税人都不希望政府随意支配自己的辛苦钱，更不要拿纳税人的钱为某些官员的脸上贴金。有人不主张政府奖这笔钱，恰恰是公民作为纳税人主张自己权利的体现，这是对政府财政支出监督的一种方式，十分可贵。
体育明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方形象，甚至是国家形象，因此中国历来不乏重奖体育明星的惯例。之前的多位奥运冠军，都曾是各级政府重奖的对象。我猜想，湖北政府或许正是比照奥运会的奖励惯例，也出手对李娜予以“重奖”。李娜作为一个职业网球员，在获得体育荣誉和职业奖金之外，又得到来自政府的这一笔钱，岂不是又回到举国体制时官僚化的赢者通吃？作为一名职业网球员，从参赛的内驱力来分析，“为己”应视为主观追求，而为国家、为家乡争光，应视为客观“副产品”。地方政府硬要把这个顺序颠倒，存在着先用公款“有偿沾光”、再拉明星做“城市名片”之嫌。作为地方政府，想通过李娜形成“湖北名片”效应，可以理解，也可以操作。但是在思路上，却不应该是以政府重奖的方式，而应该通过商业合作来实现，哪怕是用企业的钱来奖600万，人们都不会说三道四。之所以产生非议，在于李娜自由职业运动员的身份，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错位和尴尬。有些政府部门至今仍然不知道，如何面对李娜这样的自由职业运动员，以及如何面对她们取得的成绩。
同样是奖励，但舆论结果大不相同。近日阿里巴巴宣布，基于“最美妈妈”吴菊萍徒手救助堕楼女童的见义勇为行为，公司奖励20万元作为“感动阿里奖”；对“最美妈妈”的获奖，网友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掌声和赞美，盛赞“阿里巴巴”是企业界楷模；而对李娜获奖，却对政府颇多非议，在其该不该奖的问题上展开激辩。这样的对比耐人寻味。公众给予完全不同的评价，还在于两种奖励的社会导向不同。当下，道德滑坡严重，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在此背景下，阿里巴巴重奖见义勇为的员工是一种雪中送炭，对整个社会风气也是一种及时“补血”，对社会是积极正面的。反观李娜获奖，单纯的体育精神被赋予了太过沉重的色彩。李娜的成功源于职业化，而职业化的精髓就是脱离体制庇护完全凭个人实力“自负盈亏”，政府何须“自作多情”？最美妈妈的事迹感动了社会，但迄今为止，尚没听到吴菊萍获得官方奖励的消息。为什么政府总更乐于对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士无微不至宠爱有加，而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小人物却常常视若无睹？好在李娜有一颗达济天下的心，政府给她的60万奖金在纳税后有48万所得，个人添加2万，李娜凑够了50万善款直接捐给了武汉市孤残养老院（拒绝通过红十字会捐助）。
自由职业运动员靠个人能力吃饭，靠市场获得丰厚的回报，和举国体制内的运动员相比，他们不再为政府“打工”，也不再是“体育雇员”，因此，他们夺冠之后，各级政府也不应再给予物质奖励。政府对这些运动员的奖励，只能以精神奖励为主。用公款奖励商业大赛的冠军，不只是道理上讲不通，更关键的是，必须要针得纳税人的同意。随意的财政奖励背后，反映的是公众对于政府财政监督的不到位。在面对一些明显值得商榷的财政奖励时，公众和媒体的反弹往往极为强烈，却罕见地方立法机关依据财政法规提出质询。李娜奖金事件更像是“一只替罪羔羊”，我们与其诟病此事，倒不如认真反思公共财政如何才能够更加姓“公”的问题。
(2011-07-0722:3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