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过度医疗”内幕
导读处方针剂使用率在村卫生所的处方中高达63%，而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由于注射安全和卫生条件存在隐患，不建议在门诊使用针剂。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医生的公德；“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因此医生被人们誉为“白衣天使”。如今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毒瘤正侵蚀医院圣洁的肌体，“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几乎成为一句空话，“医院大门朝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这是医患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至今得不到很好解决。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过度医疗”即是症结之所在。
据权威人士撰文揭露“过度医疗黑幕”，“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是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
常言道，医生为人治病，应为患者着想，“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的治疗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动辄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医疗费用。君若不信，请看事实。
最严重的“过度医疗”是“心脏支架”手术。
对于心脏病舍弃“药物治疗”而安放“支架”：有一位年近70的张某，两年前的一天，因劳力型心绞痛到北京某大医院就诊。检查完后，医生告诉他说，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进行治疗。鉴于医生说“情况紧急”，张某同意立刻手术。没成想，安装支架仅仅过了1年2个月，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这次心脏造影结果显示，由于安装的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塞。当找出一年前的心脏造影手术盘，仔细查看时，却发现当时的冠状动脉的某一段仅仅狭窄50%，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而医生却建议安放支架，而且安放两个，为什么？完全受利益驱动。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心脏病安放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支架的再狭窄几率在临床中较高，医学上称之为“内膜增殖”。一些发达国家的医院在处理冠心病时的态度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安装支架，应该安装支架的绝对不会安装两个！
据卫生部医疗风险监测和预警专家王某说，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2010年，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给一个70岁的男性病人安放了11个支架，手术第二天病人就死了，检查原因是冠状动脉狭窄，本来放支架是为了扩张血管，但是放的太多了，反而阻塞了血管。
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在相关检查、进行心脏造影检查的同时就给一名曹姓患者进行了支架手术，手术中很多支架无法通过病人的血管，但是医生继续硬塞进去8个支架，因为手术时间过长，导致病人心源性休克，住院后的第七天死亡。而成都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给一位病人放了17个支架。据心血管心脏病专家讲，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负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比如，放入支架后，要吃1年的氯吡?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
据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约18．8万人。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对此数字表示：“这的确说明冠心病介入技术得到普及推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病例中究竟有多少不合规范。”
专家分析说，如今之所以出现心脏病安装支架如此泛滥，是因为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一枚支架，国产的需要2—3万元，进口的3万元以上，而且后续治疗也是一笔可观的费用。同时，医疗器械进入医院后的前后是一整条利益链，必须给医院还有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的回扣。目前国内的很多大医院中，每年进行多少支架手术都在攀比，因此支架放的越多，收益也就越大。
此外，还因为医生亲自进行的支架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1篇学术论文，而发表论文又与评职称挂钩，比如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的论文才能评上高级职称，所以医生写论文、评职称都需要大量的支架手术，医生安支架有这么多好处，何乐而不为？
“过度医疗”中形形色色的“猫腻”
过度医疗表现在检查治疗费上，也是大的惊人。据《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病人人均人次医疗费用中，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渐升到2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包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121．5元，攀升至2004年1566．3元、2008年1887元。
据卫生部权威人士说，就抗生素而言，现在国内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滥得不能再滥了。在美国一些大型医院，在进行心脏手术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他们认为，在无菌环境下实施手术本来不应该用抗生素，使用抗生素说明自己的水平不够。
据统计，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的使用率高达80%，远远高于国际水平。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一些大医院中，患者体内金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高达90%，对头孢菌素耐药率约为30%—40%。
据山东某大学卫生管理中心随即抽了几百份门诊处方，这些处方单涉及感冒、发烧、拉肚子、腰酸背痛等常见病。同样的病症，县级医院一张处方开出2个药品，到了村里卫生所一张处方开4个药品。处方针剂使用率在村卫生所的处方中高达63%，而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由于注射安全和卫生条件存在隐患，不建议在门诊使用针剂。
据权威人士说，中国80%的药品是医院卖出去的，医院是“以药养医”。
过度医疗除了药品，还有过度检查，特别表现在一些大型设备如CT机的使用上。
过度医疗的产生，据说作为医院和医生也很无奈，因为经费不足，他们只能从患者身上想办法创收。
此外，医生为避免出了医疗事故后家属找自己的麻烦，往往追求“全面”的诊疗方案，比如，《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了医生在鉴定过程中的举证倒置制度，可能导致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检查。一项调查显示，在300名全科医生中，有98%的人承认自己在医疗的过程中增加化验、院内院外会诊、多开药品等自卫性或称之为“防御性”的项目。而医生自卫性医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避免吃官司。
话说回来，医生也有苦衷，那就是临床医学非常复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病不同时期治疗方法也不同。因此要想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要对过度医疗设定标准：对病人的诊疗是趋好还是趋坏。同时还要建立第三方的监管机制和监控网络。据说，欧洲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很完善，建立了药品控制机制，就是要审核每一个医生所开的药品，如果医生开的药品不合理，保险公司不会把钱付给医院。
有人建议，相关部门应进行医院体制进一步改革，建立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公益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