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皂荚树的记忆
很多年以前,在荒芜的大地上,风呼啦啦地吹着,翻卷起我瘦小的躯体,在灰暗的天空里打转。那时,我虽然忧郁,但也很欣喜,因为我可以在风的方向寻找生命的港湾。我是一粒种子,从远方的天空飘来,带着风儿的柔美,将身躯挤进了岩石缝隙。就这样,我在温度和适度相宜的条件下,赶上了春的萌动,让生命从此开始孕育。
当我第一次从岩石缝隙探出头时,大自然便给予我灿烂的笑意,欢迎新生命的点缀,为此,还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皂荚树。在我成长的地方很空旷,四周绿色相环抱,山水相连总是情。在我的旁边有一个十几米深、三米宽、两米高的岩洞,里面可以容纳十几个人,但洞口很狭窄,几乎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这里战乱时曾有土匪(当地人称为老二)进洞躲过,当地人就把它叫做老二洞。在我的前面一步之遥是一座古墓,前边就是开阔的土地和环绕而过的河流——长挡大河,我在的这座山便因此叫做长挡大坡。
这里的风光无限美好,自我懂事以来,我每天都喜欢看这里的日出、日落,我在静谧的高山脚下修身!每天,我陪着前边这孤独的墓碑,我们共同历经岁月的洗礼。这墓碑是当地陶氏祖先的灵墓。我还听大山告诉过我,我旁边的岩洞曾是这陶氏祖先最早的住所。在成长的日子里,我曾因古墓的陪伴而欣喜,也曾因为古墓带来的家族纷争,让我的命运在风云变幻的年夜被蹂躏而叹息。
我成长在硝烟弥漫的年代,我曾为抗日战争中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的惨景而凄寒,更为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投降而欣喜。之后,我耳闻多多喜事!在解放战争后,1949年10月1日,我在梦里聆听到千里之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新中国的成立。那时,我所在的地方尚未彻底解放,我仍然饱含凄苦,时时在成长中摇曳着生命的灵魂。在我的脚下,一些封建的恶势力,也就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些残余的顽固分子,时时破坏全国解放的大好局面,他们对失败的不甘心让我们的天空更加阴霾,更加灰暗。曾记得,那是在1950年5月30日,原国民党独二师师长罗湘培部叛变,并与当地土匪、恶霸相勾结,胁迫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武装暴动,以陶氏家族中的陶天和(匪五纵队支队长)为首,在洪家地坝伏击路过的22名从化处区委前往翠峰乡的解放军,制造了洪家地坝血案!因为陶天和,后来的几十年陶氏家族的后代受到了无形的株连。我还听大山说,到了六十年代初,只要是陶氏家族中的人,在征兵、上学等方面,都很难通过政审关。政审非常严格,很多善良的陶姓人读书无门、当兵无望、报国无路,就这样,他们的前途被一票否决。
六十年代中晚期,历经全国大跃进,饿饭的年月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加煎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看到陶氏家族的人们和当地外姓人的交往与日俱增,交往和相处难免有矛盾,由此引发家族之争,流血事件也时有发生。就这样,这里的贫困落后时时与我的成长相伴。
到了七十年代晚期,全国开始步入历史的转轨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了成分论。同时,在乡村,孩子读书升学、参军,政审更加科学、平等,这一新生的希望让埋没已久的陶姓人感慨万千。为此,陶姓人都把这一希望当作祖先的恩赐,并将每年给祖先扫墓当作整个家族最隆重的大事,每年参加人数都很多,几乎是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倾“巢”而出,每一次扫墓聚会都会形成家族团结的力量。都会在扫墓中对以往欺负本族人,损坏本族利益的外族人进行处理。那个时期,由于文化的局限,陶姓的多数人还受落后思想的桎梏,仍然有一些喜欢制造事端的野蛮人,遇事不冷静,导致地方上的家族纷争无止无休,特别是与当地的袁氏族人,因为势均力敌,往往纷争难以平息。
就这样,每年,陶氏族人都会到我的前面扫墓,他们发现了我的存在,并叫我为皂(角)荚树,他们因为我的茁壮成长而时时光顾我,呵护我。后来,我也被外族人发现。在我长得很旺盛的日子里,这里的家族纷争尚未停息。当时还有阴阳道士说,陶氏家族人数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有我的存在,道士还传言:“陶氏祖坟后头生皂角(?uó),一辈更比一辈恶(wó)”。这无根据的话,便让那些嫉恨者怀恨在心,他们为了消除疑忌,对我是那么残忍!特别是部分袁氏族人对我开始起起了杀机。几年后的一天,他们趁陶氏族人不防备,乱刀将我砍伤,我那伤残的肢体在岁月里呐喊生的权利,我在黑色的天空里默默保住了生命,我在岩石的缝隙里努力挣扎获得新生,我用流血的身体艰难地撑取成长的天空!
正因为我被无辜伤害,陶氏族人更加愤怒,与袁氏族人的积怨越来越深。虽然社会进步,法制健全,公民意识增强,但两姓的纷争仍然进行,打架斗殴在所难免。两姓族人在很长时期以后代互不通婚作为赌咒,族人间的不服气、赌咒让现代婚姻的自由蒙上了阴影,曾阻止过文明的进程。
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地方的农村开始通了电,由于贫困落后,人们更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人们每天除了耕田种地,夜晚串串门,拉拉家常,有的人家还因为点不起电灯,夜晚只能早早进入梦境,村里逢年过节才能看上几场花灯、地戏之类。
八十年代中晚期,电影开始在我们地方上映,这里的山村文化生活有了一些变化,但家族纷争也还会因为争抢看电影而时有发生。有时,他们还因为平时争抢放水浇灌农田而引发矛盾冲突。
曾记得,当时在地方上,主要的文化生活就是打篮球,放电影等活动。山村最流行的还是电影,在村里,村民们都会在每年庄稼成熟时吃香利,规定如抓住有偷盗行为者受罚,也就会在村里罚他放上几场电影。另外,每逢春节也会有村里的青年人自愿集资放上几场电影,各村之间都会以春节放电影的场数进行攀比,展示村里的强大。每逢看电影,我会看到许多小孩提着小火,扛着板凳你追我赶,热闹得很。大人们也会在孩子一旁吆喝,总会为孩子看电影时那点葵花钱站立不安。在当时,村里有青年人结婚办酒,酒席之余也会有自己亲朋好友集资给他放电影,以此恭贺新婚快乐。可见当时的电影是如此流行,它不仅是农村文化传播的很好载体,更重要的是为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建立了一个平台。在电影场上,人员密集,往往会因为看电影的许多不快引发矛盾,最终用家族斗争来解决,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九十年代初期,我看到了农村电视机的日趋普及,电影市场日趋萧条,先进思想文化的渗透让农村有了新的气象。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出现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这样,由于周围村的青年男女都外出到发达地区务工,其中也包括陶姓和袁姓族人的后代。可喜的是,他们一边在外务工,一边接受了外地思想文化的熏陶,在外不仅不会有往昔的纷争,相反遇事后还以较强的家乡观念互相团结,不同的族人在外做了好姐妹,好兄弟,他们还时时规劝父母在家要团结互助!再加上影视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山村的人民卸下过去顽固的思想负担,许多以往爱打架斗殴的中年人也停止下来,将他们太多的精力放在自家的经济建设中去,每遇不快之事,都主动化干戈为玉帛,许多人都愿意做和事老。因此,不久以后两姓人开始在文明进步中互相通婚,感受婚姻的自由。
二十一世纪初,我看到他们两姓族人更加互助,更加重视自己新农村的建设,村民的自治更加民主,更加和谐。同时,山村的绿化得到了重视,而我也在一片片绿意的掩映下满怀喜悦。
在这发展的年月里,我那过去伤残的枝体早已恢复,我在山间展望长挡大河,细看身披绿衣的长挡大坡。我在山脚下,我在茁壮的成长中,努力地给前面的古墓张开枝叶繁盛的大伞,我知足的荡起了笑容……3037
校对:姚柏森王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