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云大情结
编者按曾经的人，曾经的事，曾经的情，时常萦绕于心间，以至于形成一个个深埋于心底的情结……请赏读全文
抗战时，北方三所高校南迁，致使云南大学聚集了大批教育界精英而蜚声中外。那时，云大一度成为世界十五所名牌大学之一。
云大建校于1923年，是云南军阀头目唐继尧(会泽县人)创办的，初为私立学校，称为东陆大学，最初的欧式建筑“会泽院”名称大概就是缘于会泽县而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该校已拥有三个学院20个系66个专业，具有3个博士学位和29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具有94个实验室，10个研究中中心，20个研究所，现代图书馆藏书一百二十多万册，当时东南亚最大的图书馆，是邵逸夫捐资修建的。拥有一个出版社，办有了校刊。那时就已经被纳入了国家“211”工程。
1992年夏天，混在游击队大学（普通高中考上的才是正规军——有人如是说——不过也是有道理的）队伍里的我，走进了云大中文系。踏踏实实读了三年书，为后来我的考云师大本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入云大的一个原因，是云大安排的函授点都有变化，三年之中，去过校本部两次，大理一次，黑龙潭两次，玉溪一次。每到一处地方都觉得特别新鲜，增长了不少的见识，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是有一定道理的。
曾经的人，曾经的事，曾经的情，时常萦绕于心间，以至于形成一个个深埋于心底的情结……
老师石鹏飞
报到注册时，见到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装束异于常人，三十多岁的样子，蓄着一头黑密油亮的长发，留着浓浓的胡须，挺着个啤酒肚，似乎不喜修边幅。他正忙着给新来的同学发报纸——云南大学成人教育报——那报纸就是他主持并任主编办起来的，报纸精致小巧，耐读，学术味儿浓，极合大学生们的口味，因而深受师生们的欢迎，惹得国家社科院也买过这张报纸做借鉴之用。
对了，他的形象和后来出炉的古装武打电视剧《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怪类似的：魁悟、豪爽、很有豪气干云的意思。那年代，正是武功片充斥人们视野的时候，活生生一看就是一个大侠形象，听知悉学校某些老师掌故的师兄师姐管他叫石大侠。师兄师姐们的形象命名法也真怪精彩的，石老师的形象，比好多功夫片中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大侠更像大侠。还闻听说他是上海人氏，“上山下乡把根扎”时扎根于云大的。
后来他果然教我们成人教育汉专班的《中国文学史》（一），我们从此知道石鹏飞这一名字了，他上课没有中小学上课下课“起立”等礼仪，来到教室甚至还没有跨进门就开始讲，而且老是坐着，极少板书。然而，他的课却讲得伸缩自如，张弛有度。可以说是汪洋恣肆，纵横捭阖，话语经典，有的话语往往让我们回味咀嚼许多天也还余韵盈耳，好多见解往往能在同学们心中欣起狂澜，如黄钟大吕，震撼心灵，使弟子们常感慧根顿悟，那些见解是我们洗脑，醒脑，健脑的一剂剂良药。
那个学期这门功课他从文艺起源——巫术说，劳动说，游戏说一直讲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总说：人的复归，文的自觉。
鹏飞老师强烈的认为这八个字，前四个为里（内容），后四个为表（形态）。何为人的复归呢？我们知道，早期的儒家思想是重视“人”的，孔子以人本位取代了神本位，他曾说过“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发展到董伸舒的“汉儒”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彼时这“人”的因素又减弱了。“神”的因素又增强了。汉亡以后，汉儒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所谓“天变道变”，于是那时的思想界表现了出两种“反思”和“复归”，第一种就以“三曹”父子为代表。他们反对谶纬，尚法术，主张“天地间，人为贵”，这接近先秦的法家学派，大谈经世济民，安邦定国，解天下苍生于倒悬，其落脚在文学上就是彪炳史册的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主要作家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产生。
第二种“反思”是玄风的兴起。“正始明道”，“玄”者“悬”也，即“结绳记事”，属道家思想。这批人认为儒家的“礼数”（名教）就是产生社会残杀的根源。儒家讲道德人、社会人，其结果是压抑了“自然人”，所以要从根本上抛弃“儒家”——“自然非名教”，这种思想在张衡的《归田赋》、《思玄赋》以及《古诗十九首》中已见端倪，到了正始年间就更突出。司马昭保留阮籍（这狂徒由于诗歌的晦涩，司马氏不懂而保全了性命）导致了礼仪全废，为什么会如此呢？效尤效应——很多人以阮籍为榜样，或以禽兽为伍，或成天耽酒溺色，或随地大小便，或歪戴帽子不着衣，荒唐怪诞，一派嬉皮士作风，稽康就把天当房，把地当床，把自家的屋子当衣服，赤身裸体于房中，有人去拜访，他说你钻进我裤裆里来干什么？如此，还存在礼仪么？这种思想落脚在文学上就是“玄言诗”的出现。玄言诗是把诗歌写成押韵的道家讲义，正所谓“合道家之言而韵之”。“玄言诗”后来又渐渐变为田园诗（陶潜）和山水诗（谢灵运、谢眺）。不管田园诗还是山水诗，只是解决天人之间的如何亲近自然的问题。因而，魏晋南北朝时，山水诗，田园诗，宫体诗的产生，本质上是“玄风”带来的。这一时期，“道德死了”、“儒家死了”，尼采之流所说的“上帝死了”。
于是，人复归为人了。
何谓文的自觉呢？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已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它已从手段转化为目的。古人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指论著，不包括文学。文学向来被视为“雕虫小技”，因而“壮夫不为”。你看杨雄，他早年写赋，晚年就忏悔，不再去作“类娼”的作品了，曹丕作为国君，视文章为“不朽”，文学的春风渐渐吹起来了，自此：“主爱雕虫（文学），家弃章句（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