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相隔思绍棠

导读一个少年神童，一个倡导乡土文学的著名作家，在历经二十多年才昭雪平反的错误“反右”斗争迫害下，最后竟成了书斋书案也不能适应的写作狂。

绍棠辞世不觉有12年了，我对这位老友的怀念一直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不敢轻易诉诸笔端。他13岁就开始文学创作，15岁的青涩少年就发表成名作《青枝绿叶》，被选入中学课本。一个中学生上学读自己写的作品，这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被称为神童。我到读中学时才读到他的作品，由于爱好文学而对他顶礼膜拜。我读师范时，刘绍棠因1957年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害怕扣上“只专不红”帽子紧跟形势图个“进步”的我，渐渐把刘绍棠淡忘了。

想不到，1979年11月我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却见到了那年被平反昭雪选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的刘绍棠。《十月》创刊不久的1980年第4期，我在那儿发表中篇小说《鸳鸯》，同时发表了与绍棠一同平反的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于是北京有人说是“新鸳鸯蝴蝶派”，引起了绍棠的注意。此后他与我建立了书信联系，直到他辞世。绍棠对提携文学后来者，可说不遗余力。1984年我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第一个中篇小说集《野人哀史》，是绍棠推荐到出版社。1985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雁门开》是绍棠写的序。此前，大约是1983年，绍棠和我的另一好友蒋子龙同来岳阳，他们为岳阳的业余作者讲课，推荐作品。1981年四五月，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5月16日，绍棠给我写信说：“信收到，打了两次电话，未通。现写此短信，欢迎你下星期任何一天的上午，或下午四点以后，光临舍下畅叙。今年我忙得焦头烂额，五个月写了五个中篇，还写了一些短文，身体有所损伤。中篇发奖在即，湖南出版社负责同志要求开座谈会，你要参加，可见到很多文学界的同志……”接信后翌日上午，我来到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绍棠的居所。那是他年轻时用稿费购买的一个四合院，院中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树，他在座北朝南的正房客厅接待我。一见面，如久别重逢的老友——其实我们相识不到三年。他热热呼呼拉我在沙发上坐下，夫人倒茶退下后，他便跟我无所不谈。谈北京文艺界的新鲜事儿，谈他“还债式”不要命的写作。他的身体发胖发虚，一脸倦容，写作真的损害了他的身体。他说他平时就是窝在沙发上，伏在茶几上写作，沙发的弹簧都被他压榻了。我为他的身体担心，因为肥胖，长期压迫腹部写作，对身体是极为不利的。我建议他在书桌上写，绍棠笑笑说，二十多年流放运河畔农村，哪有书斋书桌写作，有时在田头搁在大腿上写，回家摸块砧板往凳子上一搁写，形成了习惯。好象在书案上再也写不出文章了，现在有沙发坐着，有茶几搁着就是最好的条件了。

呜呼！一个少年神童，一个倡导乡土文学的著名作家，在历经二十多年才昭雪平反的错误“反右”斗争迫害下，最后竟成了书斋书案也不能适应的写作狂。绍棠在他61岁——那正是他写作日臻成熟，多产的中年遽然离世，实在令人叹惜！

绍棠五个月写的五个中篇，《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其中《蒲柳人家》获当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大都题赠给我。现在，我在书房里偶然翻阅绍棠送给我的这些书，便怅然若失。他要活着，还只有70出头，再活一二十年，也不算特别长寿。如今却天人相隔，只能寄情于笔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