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凌秋明

我和凌秋明老师分别已有40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于我的脑海，以往的一些琐事难以忘怀，如今却更加清晰了。

我和凌秋明老师初次见面是1961年9月，她刚从苏联学成归来，我正在化工学院读大三。听说她给我们讲《化工生产自动化》，那时我是班长兼学习委员，自然要去拜访她。凌老师那年才23岁，风华正茂，浑身充满活力。她中等身材，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性格开朗，见了我急忙让座、倒茶，询问班级的学习情况，并拿出她在苏联学习时的旅游照片和纪念章给我看，不一会儿我的紧张心情一扫而光。于是我把班里的情况向她作了扼要的介绍，从此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凌秋明老师是浙江人，早年丧母，她有一个姐姐，父女三人相依为命。后来她父亲再婚，据她讲与继母的关系不太好。为了争取自由，她拼命刻苦读书，成为班里的佼佼者。1955年她高中毕业，父亲打算让她找个工作挣钱养家，她却考上了留苏预备生，她父亲只好作罢。那时中国“一边倒”，一切向苏联学习，所以国家派往苏联的留学生特别多。所谓留苏预备生，是在国内先学习一年俄语，再去苏联上大学。凌秋明老师是化工部派往苏联的留学生，所以毕业后安排在北京化工学院工作。

凌秋明老师讲课特别认真。当时《化工生产自动化》没有教科书，只有一本油印的讲义，我们学习以课堂笔记为主，所以她讲课时声音豁亮，咬字清楚，有条有理，加上板书工整，我能记下讲课的主要内容。她课后答疑也有特色，决不就事论事，而是采取启发式，让你思考，由你自己解决问题，所以疑难解决后记得牢，往往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明白，她也不轻易告诉你答案，让你自己去想。常说：“我在苏联学习时，我的导师米哈依诺夫总是说：‘想不明白就去睡觉，等你一觉醒来，问题就会突然明白了’。”当时我听了觉得好笑，哪有靠睡觉解决问题的？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有些问题一时想不通，只要“不言放弃，常存心中”，总会有一天想明白了，心中豁然开朗！这叫“多想出智慧”。参加工作后，在工作中、学术上常有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过一段时间我竟轻易地解决了（突然明白了）。

凌老师是共产党员，她不但关心我的学习，还关心我的进步，常鼓励我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她的帮助下，我在毕业前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64年我毕业留校工作，我们由师生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尽管我比她大1岁，但她在我的心中仍是我的老师，工作上、生活上有困难总愿找她商量解决。刚工作时我没手表，上班很不方便，她就把自己的袖珍马蹄表借给我用，一用就是3、4年。1967年我爱人到北京探亲，她见我生活困难，便主动向工会给我申请了困难补助，使我渡过了生活难关。她帮我熟悉业务，指导如何开展工作。1965年我担任自动化组党支部书记，她是系党总支委员，我们在工作上密切配合，使教研组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声有色。

凌秋明老师性格倔强，思想内向。她对学生热情开朗，畅所欲言，但与同事说话比较谨慎，用她的话说就是“商讨工作时常常使用外交辞令”，所以，她和部分同志的关系表面一团和气，内心矛盾重重。我作为他们的学生，有时夹在中间很难处理。我和她相处，最怕的是开支部大会，她不高兴会自始自终一言不发，常使支部大会冷冷清清，或议而不决，或不欢而散。她似乎在工作上不得志，她是留苏毕业生，在教研组工作了7、8年，没有行政职务，连个讲师也没评，大有怀才不遇之感，所以常常闷闷不乐。我们之间虽然无话不谈，在这方面我也无能为力，只是常替她着急。

1968年我去上海出差1个多月，回校后又忙于“专案工作”，一直没有和凌老师见面。1969年我下放到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劳动，不久又回学院筹办仪表厂，也没有见到凌老师。1976年我调华北油田工作，从此和凌秋明老师失去了联系。1986年我去北京出差，听王路老师讲，她于1968年调化工部工作了，不久担任化工部科技局副局长，工作朝气蓬勃，事业有成，她成了化工科技战线上的大忙人，看来人才流动就是好。

40年多过去了，再没有凌老师的消息，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仅以此文作为我对凌秋明老师的怀念。

我的老师 韩大敖先生

在我的中学老师中，最使我难忘和敬佩的老师，是韩大敖先生。

韩大敖是我们的地理老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朴实可亲。那时他30多岁，高高的个子，戴副深度眼镜，脸颊的胡须刮得铁青，说话声音洪亮，衣着简朴，从未见他穿过皮鞋。他讲课非常认真，但缺乏趣味，有时照本宣科，讲到村庄，就说：“小桥流水，淙淙有声”；讲到天气预报，又说：“头天晚上，民警挨家挨户通知，寒流来了，大家多穿些衣服”。大家听他一本正经地讲课，心里总想笑。

韩老师教学非常认真，每堂课总是提前到达教室，自己擦黑板，把地理挂图钉在黑板上，讲课用教鞭指着地图，一字一板说的非常清楚。他批改作业特别认真，错一个字一个符号，他都用红笔更正过来。他说：“学地理，一点都不能马虎。你把北极写成南极，一字之差，相距就十万八千里哪。”

韩老师为人热情，特别关心同学的学习和生活。在课余时间，他经常和同学聊天，询问大家住校习惯不习惯，伙食好不好。有一次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安国乡刘码头。”他一听满脸堆笑，对我说：“我孩子她姨夫和你同村，他叫刘昭松，你认识吗？”我说：“认识，我家住村西头，他家住村东头。”他又告诉我，“刘昭松现在改名刘沛选，在济宁火车站当站长。”从此，韩老师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我一向尊敬老师，认为老师有本事，无所不知，老师是伟大的，可爱的。在我家堂屋中墙上，贴有一条红纸，上写“天地君亲师”。爷爷告诉我：“一日为师，终日为为父。”要我像尊敬父母那样尊敬老师。可是，总有个别老师，并不真正懂得学生的心。有一件事我铭记心中。那是我读初三时，因一句玩笑话，校长就在全校大会上硬说我：“学了知识，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却拿来讽刺我们的政治。”我一个17岁的农村孩子，还搞不清楚什么是政治，更不懂怎么用知识讽刺政治。我只知道学习科学知识，将来为人民服务。校长的武断批评，差点断送了我一生的前程。我感到冤屈，心里非常痛苦，只有韩老师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大家都知道你是好学生，不就是说错一句话么，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年考不上高中明年再考。”韩老师的一席话，使我深受鼓舞，从此我振作起来，第二年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考高中。报名那天韩老师看见我，大声向周围的同学说：“老校友来了，老校友来了。”他转身对我说：“这一次你准能考上高中!”韩老师的热情鼓励，使我信心十足，我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徐州重点高中。

韩老师不幸于1963年溺水身亡。我和他离别已有5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于我的脑海，他的谆谆教导永远激励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