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华晓阳

导读时任党总支书记的华晓阳，及时让班里唯一的党员李昌吉找我谈话，要我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久，我担任班长，学习、工作更加积极了。

华晓阳是我的恩师，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是她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与华晓阳的关系，说来话长。那是1959年，我考上北京化工学院，在开学典礼上，化工专家侯德榜说：“我是老化工学生，在美国求学8年，那时搞化工的没有多少人。现在，全国化工学院就有好几所。你们是新的化工学生，我祝贺你们，寄希望于你们，祖国的化学工业等待着你们去开发、去振兴！”

侯德榜的话对我鼓舞很大。那时大学生的最高境界是“又红又专”，我立誓成为“又红又专”的化工专家。就在这时，我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提出入党申请后，我心里又犯嘀咕：像我这样的学生能入党吗？我在初中时，是学校闻名的优秀生，只因毕业前夕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没有考上高中，被“发配”到乡下供销合作社当售货员。一年后，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取徐州一中。万万没有想到，初中时被冤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不管我怎样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总得不到团支部和班主任的信任，当时我苦恼极了，几乎对前途丧失信心。考上北京化工学院后，理想的火焰重新点燃，但我害怕得不到组织的信任，重蹈高中覆辙。不过这时，我长大了，心地坦然，我把自己过去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向组织汇报，组织上不但对我没有鄙视，反而更加信任我。时任党总支书记的华晓阳，及时让班里唯一的党员李昌吉找我谈话，要我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久，我担任班长，学习、工作更加积极了。

那时，华晓阳40多岁，个头不高，白净面孔，戴一副白色近视眼镜，说话轻声慢语，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和教职工打成一片。她原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化工三厂党委书记，后调入北京化工学院任机械系党总支书记。自从我提出入党申请之后，她对我这个农村学子非常关心，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毕业后留校工作，她又把我作为革命接班人培养。她敢于启用年轻人，在文革前夕，她力排众议，提议由我担任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让我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

华晓阳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1938年，18岁的她从农村来到大上海，她举目无亲，流落街头。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把她安排在某纱厂当纺纱工。她和姐妹们住在低矮的帐篷里起早贪黑，拼命干活，吃不饱，穿不暧，在死亡线上挣扎。不久，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姐妹们与厂主作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在一次全市大罢工中，她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慷慨陈词，控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她身穿红衣，活跃在游行队伍之中，一时被人誉为勇敢的“红衣女嘞”。她的英勇事迹，后被人编撰成文，刊登在解放后的《红旗飘飘》杂志上。

华晓阳在纱厂工作2年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直到1956年她才出现在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这时她已是一位成熟的政工干部了。华晓阳调到北京化工学院后，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教育战线上大显身手。在文化大革命中，华晓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被造反派打成“特务”，又被“开除党籍”，被关进“牛棚”，勒令她交待罪行，同时大会批小会斗。很快，她的身体却被搞垮了，神志不清，“华晓阳疯了”！

这时，华晓阳成了造反派一块“烫手的山芋”，他们就把华晓阳推到我们教研组监管。华晓阳虽然神志不清，却经常自言自语：“我冤枉，我不是特务，我是中共地下党员。”华晓阳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忘记了，唯独有一件事她记得特别清楚，那就是每月5号发工资时，她准时向我交纳党费。按规定她只须交纳1元4角，可是每次她都交10元。从她的眼神里好像对我说：“我永远是中共党员！”每当接到她的党费时，我心里便肃然起敬：这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1969年，华晓阳同我一起去五七干校劳动，每月她还是交10元党费。有一次她对我说：“我把工资节余下来的钱全放在一个木盒里，我准备把它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1976年我调华北油田工作，曾几次向人打听华晓阳的情况，却杳无音信。1986年我去北京出差，听同事讲她已于1978年彻底平反。她的所谓“特务”纯属诬陷。她在上海纱厂神秘失踪，是受地下党组织派遣，打入敌人特务机关做话务员。她常以“特务”身份周旋于国民党机关要员之间，窃取情报，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上海解放后，她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她的这些所谓“特务身份”的照片、衣物，是造反派到上海外调时，无意间在敌伪档案中发现的。他们不加分析，不作深入调查，硬说华晓阳是“特务”。致使华晓阳蒙冤十几年。

华晓阳是我的恩师，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每当我交纳党费时，华晓阳那高大的身影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是中共党员”的声音仍在我耳边回响，她将永远激励我做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