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民国文人的墓碑

导读陈寅恪先生曾被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吴宓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学贯中西，通晓十几种语言，治学方式严谨，在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与成就，至今无人超越。

昨日，蜷缩书房，独自捧着许地山先生的《空山灵语》。许地山先生在《弁言》中说：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

游走在许地山先生的佛教精神与人间情怀，联想到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民国“文学巨擘”。系他们一批“文学巨擘”开创文学新风，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可谓浓墨重彩，对其后国人影响至深，吾等望其项背。

曹操之子曹丕言：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之所以如此，历朝历代，“文化人”自然最看重其他“文化人”的看法。民国时期，虽然处于新文化与旧势力强烈碰撞的时代，但是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影响下，“立功，立德，立言”，自然也就成为了几乎所有“文化人”的精神目标，正如古语所言：盖棺论定。管窥史料钩沉，仰望陈独秀、胡适、陈寅恪这三位分别在政治、文学、历史领域独树一帜的文人，看看他们的墓碑有着怎样的人生概括。

陈独秀先生是很有政治性的“笔杆子”。他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巨大作用，主办刊物和撰写文章，均猛烈攻击中国封建文化。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13年，1937年8月释放。尔后居于四川江津，生活穷困潦倒，直到1942年5月27日病逝，墓地及安葬等事皆由当地名士全力赞助。1943年立碑，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后其子陈松年迁墓返乡，葬于安庆市北郊，墓地变迁，碑文也几次更改。如今，在江津和安庆，各有一个陈独秀先生墓。1998，中共中央办公厅督查室派专人去安庆督办有关领导对修陈独秀墓的批示。目前，在安庆的陈独秀墓已经成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适先生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乃其“名山事业”。胡适不仅“文绝”，而且“品傲”。一次规模不小的会议上，蒋介石上台讲话：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胡适当即上台辩驳：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胡适身后，人们在其墓后石墙上嵌上“德艺双隆”四字。

陈寅恪先生曾被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吴宓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学贯中西，通晓十几种语言，治学方式严谨，在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与成就，至今无人超越。陈寅恪先生爱国精神当为典范。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有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活动，陈寅恪先生作诗曰：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拒绝和讽刺。他的助手如此评价他的晚年：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陈寅恪先生与其夫人合葬庐山植物园，他自己写下墓志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武则天的“无字碑”是神秘地，也是掩盖神秘地。陈独秀、胡适、陈寅恪这些民国文人的墓碑则是在一种阒然中，令吾等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