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准确地记录我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与体验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不谙世事的乡村少年。或者说在60年出生的我，虽然跨越了荒唐动乱的十年，但追溯生命源头的记忆难免云遮雾绕。我力图表明的我是生性过于愚笨的人，所以我对十岁以前的记忆几乎是白纸一张。因此我能记录的大多是十岁以后的经历，也就是所谓的“文革”后期。尽管如此，我对过去的追忆仍然是散乱的支离破碎的，因为那个时代毕竟距离我相当遥远了。当一个人站在中年的高地缅怀过去的童年或少年，总会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凄迷与惆怅，而此刻的我就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是我经历了那个特殊的非常年代。所以为了更能集中我的经历与体验，我只能用场景推进的方法，就像电影蒙太奇闪回的手法，我力图让过去灰暗的记忆能够在时间的深处一一重现，那不仅是一位乡村少年的经历与体验，那也是时代风云在笔尖下的凝聚与舞蹈。
第一场景：大字报
我说过我是个生性愚钝的乡下孩子，我开启心智的仓库是在十岁以后。现在尽管我绞尽脑汁搜肠挂肚，我能够忆起十岁前的事情只有四件，而且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就像深入飘忽的梦境一般。一是夏日父亲带我到村西的渔塘洗澡，我的膝盖被水下的碎玻璃划伤，这种疼痛是刻骨铭心的，既使现在当我抚摸那块醒目的沉旧疤痕时，那种剌骨的疼痛体验似乎并未消失。二是发生在秋天，我和年少的姐姐在渔塘边玩耍，玩着玩着，不知怎么我就走进了渔塘里，若不是姐姐及时搭救，我十有八九就没有机会写这些文字了。这第三呢？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还经常尿床，母亲说我是永远长不大的男孩。这可能是我儿时愚笨的一个有力的佐证。说了这么多同主题毫无关联的话，似乎有些多余，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拙朴的乡村生活和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相互重叠时，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回归自然或山野，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抗争或逃避。
我十岁前，记住的另外一件事是看到了眼花缭乱的大字报。那一年我七岁，七岁的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到附近的大吴家小学去看大字报。那里人山人海，围观驻足观看的人很多。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如此盛大热闹的场面，所以还未走进纷乱的人群我就有些畏惧了。当坐在父亲肩膀上的我走到贴满大字报的墙壁时，我的这种恐惧又增加了。准确地说，我那时斗大字不识一个，所以对大字报的内容一无所知。我无比惊奇的是贴在墙上变型夸张的漫画，父亲指着那个大鼻子瘦长脸穿着尖尖皮鞋的漫画说：看，那就是刘少奇!年幼无知的我自然不晓得刘少奇是何方神圣，只觉得那张打了红叉的漫画丑陋不堪，就像传说里的鬼怪令我恐怖……从小学回来的那个夜晚，我便做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噩梦：那些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就像送丧队伍中的白幡，而一张张变形的扭曲的脸庞，使我有生第一次梦到了母亲说的骇人的鬼怪。这亦是我第一次领悟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威力无比的杀伤力与震撼力，它在一个乡村童年纯净的心灵画布上涂下了拂之不去的阴影。
当我上学读书、开始同文字与书本进行亲密接触的时候，我逐渐朦胧的意识到，社会的大门已经为我訇然打开，我就像一朵流云，被时代的风云裹挟着鼓荡着，开始了似乎没有灵魂没有意识的荒蛮旅程。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字报对我不再陌生，读中学的我不但口诛笔伐，而且还多次写过大字报。那是千篇一律的作文，我不知道我批判的人是否真的那么坏，我知道的是我必须这么做。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返，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代伟人和蔼可亲的形象。当王光美夫人立在船头，将丈夫的骨灰散向波涛汹涌的大海时，我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这让我产生了一个无法排解的疑问：同样是一个人，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对其评价却截然相反？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当我卒读汗毛充栋的史书时，我不知道哪一页是真实的，哪一页是虚假的。我能够知道的是历史是不容歪曲和攥改。好在大字报再不是什么武器了，它默默地躲藏在历史和时间的后面，看人世间的云起云落，云卷云飞。
第二场景：批斗
批斗我是我少年时代经历的最为激烈最为刺激的场景，这些场景惊心动魄，历久难忘。这么多年来，尽管我远离了家乡，但发生在那片土地上不堪回首的故事，时常让我陷入迷茫与困惑的泥潭难以自拔。我相信那是人性真正的丑陋与灰暗，那是强者对弱者人格肆无忌惮的掠夺，我还听到了受侮者隐隐约约的哭泣，就像一场无形而冰冷的秋风，冷冽的直逼我敞开的胸臆。
在我居住的村庄或附近的村庄，地富反坏右似乎特别多，所以我亲历批斗的场景也就络绎不绝，常常是这样的一个坏人被威武的民兵五花大绑，他戴着纸扎的高帽，有时胸前还要挂上砖头或破鞋。这个人神情沮丧，尊严扫地。围观的人群用唾液做子弹，不停地射向他的身体甚至脸颊，有时还要招来一顿拳打脚踢。当然同批斗会相比，被游街示众的坏人并不是最惨的。常常是在乡村的傍晚，在生产队的大院里，在较为昏暗的灯光下，强者的威力便充分展现出来。人群中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那是一种极至的群情激昂与愤怒。及至高潮，会有一壮硕的汉子冲向前去，将瑟瑟发抖的坏人双臂倒扣，强行让其趴在地上，然后在他的后背上有力地踏上一只脚，高呼“打倒XXX”!这样惨烈的场面，如果你经历了会忘得掉吗？
一个人如果需要夹着尾巴做人，那他就已经不是人了。他是同类中的异类，他是时代的怪胎，他必须是打击和清除的牛鬼蛇神。我少年的时候，偶尔在途中遇到地主富农什么的，他们总是低眉顺眼，悄无声息的从身畔匆匆走过。他们干的是最脏最累的农活，有的掏大类，有的放牲畜，这是对他们过去犯下的罪行的一种惩罚。我那时不知道，顺从与忍耐其实是这些人的求生手段，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惹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我们村上有一个姓李的男人，据说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兵，杀过人，70年代他被游街示众后，被抓去牢改，不到一年他就回来了，他是带着一身伤奄奄一息的回来的，不到十天就死在家中。尽管后来调查到他并没有杀过人，可是他已经死了，死的还不如一条狗!在那个特殊的荒唐的年代，生命的尊严与个人的人格已无从谈起。这或许是我对游斗心生厌恶的理由。无论如何我亲眼目睹了游斗这一惊险刺激的场景，之所以刻骨铭心，不仅仅是因为对所谓坏人的羞辱，它还让我明白了所有暴力与征服的后面还潜伏着一颗颗扭曲变形的灵魂。
第三场景：忆苦思甜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自是生不逢时，我关于童年与少年的回忆，多是苦涩与辛酸的。我的家乡在美丽的辽河岸边，土地平坦而肥沃，每年都会传来丰收的喜讯。但上缴了公粮后，每人每年只能分到三四百斤粮食。对于干苦力的庄稼人来说，这点粮食是不可能吃到年尾的。因此在夏末秋初的青黄不接之际，村里就开始闹饥荒了，不少人家只得用糠菜甚至树皮充饥。我小时候就经常到田里剜野菜，母亲用野菜包成菜团子，吃得一家人脸呈菜青色。可以这么说，在我二十岁之前，我最为愧疚的是我感到对不起我的胃，为了生存，那里面曾经装过许多乱七八遭难以下咽的东西。还好，我拥有一个顽强的胃，母亲说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饿死好几个，我是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之一。我儿时盼的就是过年了，过年时每人分两斤白面，家里割上几斤猪肉，就可以吃上一顿香喷喷的水饺了。然而，这样奢侈与快乐的时日并不多，我面对更多的日子只能是漫长的粗糙的食物和难以忍受的饥饿。
我之所以做上冗长而琐碎的铺垫，亦在说明那年月日子是多么清苦。然而，令人无比惊奇的是，生产队每年的大年初一都搞一次隆重的集体的忆苦思甜。这一日，人们早早起来，各带一口海碗到生产队大院里集中。但见一口大锅在院中央支着，锅底下火光耀眼，青烟从锅边袅袅溢出，而锅里的苞米粥稀得简直就像一面镜子。稀粥熬好了，每人舀上一碗滋溜溜地吸，大冷的天竟吸得满头热汗。活动结束后，孩子们回到家中，面对难得一见的年饭，已很难下肚了。因为肚子已被稀粥灌成了皮球!我小时候每年都要忆苦思甜，不去是不行的，不去就意味着忘本，就忘记了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我没有经历过过旧社会，但我晓得那时农村的日子是极为穷苦的。我记得儿时的一个玩伴，因为饥饿爬上高大的榆树摘榆树钱充饥，不慎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所以我闹不明白忆苦思甜究竟说明了什么？现在追忆起来，我只能这样劝慰自己：忆苦思甜就是煅造一个坚强的可以用任何食物裹腹的胃。
第四场景：开会
学习本来是学生份内的事，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我所指的学习除了课本知识外，还包括政治学习。在我漫长的乡村求学生涯中，后一类学习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严重的冲击了我对知识的渴求。我并未因此对政治产生浓郁的兴趣，尽管我通读过毛选四卷和马恩列斯的诸多著作，甚至读过砖头般的《资本论》，但我最终只对哲学情有独钟。这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是一个喜欢用游离的目光审视大千世界的人。
我读小学时，学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唱的第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我那时并不知道，这只是拉开了我政治学习的序幕，我读初中和高中，这类学习占用每周的两个半天，纵使是上课前，全班学生除了唱一首雄壮激昂的革命歌曲外，课任教师还读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转入正题。尽管那时我的胸前戴着一枚小巧别致的毛主席像章，书包里装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但我的年龄实在太小了，我还无法全部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高深莫测的理论，所以我对沉闷的压抑的政治学习心生厌倦。我不是打嗑睡，就是在书桌下偷看《红楼梦》或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经常被班主任逮个正着，课外书籍没收了，还受到班主任严厉的批评，说我这个学生思想有问题。这也是我高中毕业前还未能加入红卫兵的原因。我思想不要求进步，胳臂上怎能配戴鲜红的袖标呢？但我并未感到失落，只是一味地迷恋文学，少年的我并不晓得逃避的意义，我只是追求感兴趣的事物。这是因为，正常的文化课也是枯燥乏味的，无法满足我充满梦想与幻想的脑袋。
当然，除了雷打不动的以班为单位的政治学习外，还有更大规模的聚会、批判会演讲会，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这样的聚会一学期举办数次，通常在学校礼堂里，有时也会出现在操场上，全校师生倾巢出动，坐着板凳听发言者冗长的或言词激烈的讲话，大多数听众都虔诚顺从得像教徒。我记得有一年春天，学校在诺大的操场上开大会，而我不时的走神，因为这个春天实在太美丽了，我的目光不时投向操场边如少女秀发披肩的垂杨柳，或在树丛中飞翔与歌唱的麻雀。这时一个熟悉的男中音在台上响了起来，他就是教我们数学的贾老师，贾老师有一段难忘的传奇的经历，他在红卫兵大串连时，在人群如潮的天安门广场幸福的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尽管这个故事就像今年春节联欢晚会小品《粮票的故事》中爷爷不厌其烦的给儿孙讲老掉牙的履历，但我的目光还是从树荫中收了回来，我心醉神迷的望着台上激动的热泪盈眶的贾老师，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和憧憬。我当时在想，今生今世我若是能见到毛主席，肯定会幸福的晕过去。85年夏，我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仪容，他老人家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似乎永远睡着了。我站在参观的队伍中，忆起少年时代的梦想与憧憬，感慨良多。
无论如何，我厌倦政治学习，我因此荒废了不少学业，否则高考时我会考得更出色。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思想与理念，不可避免的带进了我以后的生活，尽管我极力纠正，但习以为常的思维逻辑还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这恐怕就是“文革”后遗症。
第五场景：支农
支农是“文革”时期农村学校的一大特色，就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农村锻炼一样，不仅是一种口号，而且还是声势浩大的行动。我当初就读的中学，时逢秋收时节，就会召开一次支农动员大会，校长说这是政治任务，校长说不下乡锻炼人就会变质，至于校长还说了什么，我现在已无从追忆了。我能够说明的是，我那时对支农是喜忧参半的，忧的是我个子小力气弱，干体力活并不是我的强项，但我并不厌恶劳动，在家里我经常帮父母干一些农活；我忧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学生离开书本和课堂，到田野里劳其筋骨总不能说是很妙的事。再说那时没有高考，我和同学们毕业后，肯定要回家修理地球的，没有必要耗上半个月到田里挥汗如雨，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一些喜悦，一个人或一大群人在田野里做事，潜在的渴望自由的野性就会体现出来；另一个喜悦的理由是，支农的伙食会比家里好，这样可以安慰和满足我营养不良的胃!这有点自私，不过那时我是正在发育的乡村少年，我时常因为饥饿或营养的匮乏而头晕胃痛。现在可以改善肚子里的环境了，我当然乐不可支。
我多次参加过支农劳动，第一次还感到新鲜，以后就视为畏途了。但我不能当逃兵，否则回到学校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在班里的路线分析会上，我会像罪犯似的被大家评头品足，指指点点。为了我的名声，为了我受灾受难的胃，我只好豁出去了。全校动员大会后，各班按事先的部署奔赴劳动地点，。我和同学们带上行李、脸盆和换洗的衣服，一路上唱着高亢的革命歌曲，那阵势有点像行军打仗。到了指定的生产队，我们仨一串俩一伙的被安排住在农家，吃饭是集中在生产队。我说过支农的伙食比较好，其实不过是白豆腐拌酱油，偶尔也会吃上一顿炒豆腐，肚里的蛔虫会老实一个月。在当时，素面朝天的豆腐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现在支农会出了体力，得以享用如此美味，也算扯平了。
我不只是吃高粱米饭和白豆腐拌酱油，我还要像成年人一样出力流汗，甚至冒着镰刀划破腿肚子的危险，如果是掰苞米摘棉花，我还混得过去，我最怕的是割一人多高的高粱，一大把高粱秸揽在怀里，然后用锋利的镰刀嚓嚓嚓依次割下，这一瞬间稍有不慎，我的腿肚子就会划出伤口……这样倒霉的事我碰上多次了。作为班里个子最小的我往往是最后一个割到头的，我急得都快哭了，好在先割完的同学回过头来帮我，否则那尴尬的场面就更令我以消受了。坐在地头喘气的我，目光茫然，大汗淋漓，脑袋里一片空白，乡村的诗情画意在艰苦的劳动中黯然失色。
类似这样的场景似乎还有很多，只是我想不起来了，或不愿意去想。对于从乡村走来的我，这样的经历无奈而且暗含了人生了宿命。我时常感到，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时代的巨网下，不论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光明、灰暗或荒谬，我们都必须别无选择的适应，并顽强的生存下去，因为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还好那荒唐的非常的年代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了，只是我那时年少，没有机会蹲牛棚，更不用说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了。所以我对“文革”的体验只能是肤浅的感性的。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喜欢灿烂的阳光，清澈的河流，从容绽放的花朵，雨点般飞翔在天空中的鸟群。我正是为了这一憧憬而走进了如烟往事，并真诚祈祷比我晚出生的人们生都逢时，就像鱼入大海，就像花朵开放放春天，可以自由无阻的舒展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全文约583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