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鸟儿

——献给《九龙》十岁生日

时间过得真快啊，快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十年的时间仿佛在电脑键盘上一哗啦就过去了。

十年前的秋天，古老的宁州城内发生了两件大事情，一件是咆哮的马莲河水暴涨之后，河滩上留下了一条长达30余米的龙痕。这是一件千百年不遇的奇异之事，一时万人空巷，观者不绝，甚至有不远百里来一睹龙之风采的。那个龙痕，曲折而逼真，那个尾巴就像画上去的一样神奇，和传说中的凤凰尾巴分毫不差。龙身，龙爪，龙头，无不栩栩如生。那条长龙洞穿宽阔的马莲河大桥桥洞，首南，尾北，气象万千。

第二件事也怪，同样和龙有关。那就是《九龙》文艺期刊的诞生。也许，在常人眼里这一件也无甚稀奇，但是，我想时间会证明一切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切似乎都在上苍的冥冥注定中。《九龙》的诞生，是伴随着龙痕的先声而来的，这应该就是她的不同寻常之处。

2001年仲秋的宁州城还是那么热，当时的县文联还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租住在人武部的三层单面楼的二楼，我们只有三个人，三间房子。办公条件已经是简陋的无法简陋了。每个人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热水瓶，仅此而已。在这样的秋天，我埋头整理着堆积如山的稿件，当我从几百份稿件中筛选出30多份稿件时，不禁长出了一口气。抬头一看，阳光从蓝色的窗帘中斜射进来，虽然不怎么强烈，但是还有很强的热量，时间已经是午后了，一股蜜甜一样的温柔从心头掠过。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忘记这个细节，它在我的脑海中回味了许多遍，从来没有厌倦过。四十年的生活当中有许多迷恋的细节，可是唯独这个细节让我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原来人生竟可以如此的单纯和透明，就像那个秋天的下午，可以让人回味一生。我想说，这就是《九龙》赋予给我最美的东西。

《九龙》创刊的时候，没有一分钱的经费，可是我们的心都是热的。50多岁的老领导权保乾老师，我的搭档高自珍先生，我们都没有退缩。我们在一起激烈地讨论了无数次，萌生了无数次的设想，度过了无数个难眠之夜。我们坚信，只要创刊了就要办下去，不管有多难。那时候，真是难啊。单位上每年只有1000多月元的办公经费，打印费欠着，印刷费欠着，电信局还要停我们的电话。可是，当第一期《九龙》在2001年深秋破土而出的时候，我们都狂热了，晚上十二点了我们还沉浸在极度的幸福当中，一遍又一遍的翻阅着散发着墨香的杂志。宁县原来也办过文学报纸，但是杂志毕竟是第一次。当一本本《九龙》传到宁州文学人的手里时，窄小的县文联沸腾了，许多头发斑白的文学老人和充满渴望的文学青年都置身在一种莫大的满足中。

第一期《九龙》出刊后，我们不失时机地在县委礼堂举行了首发式，我们还创造性地支起了礼簿，收了三千元的礼金，面对众多的支持者，我们多少有些欣慰。我们支付了印刷厂的一些欠款，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我们租住的人武部单面楼，面朝西，没有暖气，夏天热，冬天冷，我和自珍都落下了病根子，自珍患上了肺气肿，我患上了气管炎。大冬天的时候，房子里冷的脸盆的水都冻实了，太阳一出来我们就把脸盆放到太阳坡里晒。单位上没有灶，自珍家在农村，吃饭是个大问题，他一日三餐不是方面便面就是啃干饼子。一天早晨上班，推开自珍的办公室的门，他卷着被子就着一枚大蒜啃干饼子，床上还放着寄来的稿件，看着他得瑟的样子，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不止一次的告诉他，自珍，人要吃好才行啊。每当这时候，他总是一丝苦笑，完了说，好着哩。文联和《九龙》跟我们一样，一切都是新的。文联是新单位，《九龙》是新创刊，我们三个都是新调入，好多事情都需要慢慢的理顺，一点一点的往前熬。

县城里印刷厂不多，活却不少。每一期杂志的排版和校对都很磨人，并不是王新文不尽心，而是印刷厂的活太多了。人家的活都是紧活，领导都在屁股后面催着，来了就不得怠慢。我们的活是欠款，而且谁也说不上啥时候给，所以就只好往后推了。稿子审好后，我和自珍就一天到晚的在新文印刷厂耗着，眼巴巴地等到活闲的时候做我们的《九龙》。有时候，刚一逮上我们的活，人家的紧活又来了，看着我们的活又被放下了，我们俩心里的急就甭提了，甚至连和新文吵的心都有。但是反回来一想，也难怪啊，咱们毕竟欠了人家那么多银子，心里的底气就不足了。每期杂志的编辑过程中，我和自珍都要熬几晚上的眼。新文这个人尽管常常拖我们的活，但是真正上手的时候和我们一样，是个死认真，又时为了一个插图，一种字体，我们俩个都觉得可以了，他还不满意。人武部是军事单位，大门关的早，我和自珍进不了门，就只好弯一大圈，跑到人武部的家属院去翻后墙。人武部的后墙很高，上面还插了许多碎玻璃，翻越的时候要处处操心，一不留神手就会被划破。一次，天很晚了，马路上都没有人了，天空湛蓝湛蓝，星星稀疏，月光暗淡，我站在墙底把自珍撑上去，自珍在上面拽我的手，他上去了，我也上去了，他人比我还单薄，我看着他跳下去了，然后接着跳了下去。黑暗中，不见他的影子，只听见他在墙角呻吟。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腿窝住了，可能是扭伤了。我扶起他，掸了掸身上的土，抹黑回到房子，看着他躺在了床上，我才去开自己的门。那个晚上，我和自珍都被满腹的心酸折腾的彻夜难眠。

在时间面前，任何强大的东西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权保乾老师退休了。刘丰智主席和徐喜旺副主席调到了文联，文联一下子变成了四个人，我们俩个的腰杆也一下挺直了，文联的许多苦难很快都成了过去。我们搬离了人武部，在总工会稍作停留就上了新盖的文化大楼。到了文化大楼，一切都好了。我们不但房子宽敞了，办公经费也得到了彻底改善，而且还添置了电脑，这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啊。在工作上，两位领导对我和自珍格外的关照，单位给我们俩个订阅了《人民文学》、《飞天》、《美文》、《散文》、《小说选刊》等专业刊物，这件事一直持续了许多年，直到我离开《九龙》。单位上配办公设备的时候，我和自珍的设备和两个领导一模一样，甚至还超过了两个领导，新买了两台电脑，给我和自珍一人一台，他们都没有要，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很温暖。县文联虽然穷，可是我们的心紧紧的聚在一起，领导和干事之间一律平等，甚至领导把许多有利的事都让给了自珍和我。那时候，自珍兄是文联秘书长，《九龙》的主编，我是副主编，他在我面前也没有摆任何架子，我们一直像兄弟一样。

到了新环境，我们的心劲更大了。在杨树钧部长的大力支持下，《九龙》像党报党刊一样在宁县各机关单位开始了订阅，这样一来，刊物的影响一下子扩大了，我们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县上写作的人毕竟有限，长期以来如果把《九龙》的选稿范围固定在这个范围，《九龙》的存活和发展就存在许多隐患。在2004年的时候，我把这个观点拿到了会上，受到了刘丰智主席的重视，可是自珍的观点和我不一样，他说，县上出钱，我们用自己的阵地发外面的稿子，从那个角度都说不过去。世上好多事情其实根本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我想，也许自珍说的有道理，也许我说的有道理，也许我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我们都是为了把《九龙》办得更好。这件事后来我们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一年四期的杂志，我们每人办两期，我们都在探索《九龙》的发展之路。我践行了我的思路，利用有限的版面，最大限度地打开了《九龙》的开放之门。从全市、全省、全国，利用纸媒和我在乐趣园开辟的《九龙选稿论坛》，不断的拓展宣传空间，《九龙》的知名度得到了迅速的扩大，除过本市的一些作家，杨献平、王十月、郑小琼、嘎代才让、余继聪、朱朝敏、也果、金祥、王小忠、索尼、江南雪儿等一大批埠外作家的作品在《九龙》发表，在网络上，《九龙》也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关注。令人振奋的是四川作家金祥的散文在《九龙》发表后，被选入《中国散文年选》，当金祥先生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若干年后，王十月先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申万仓先生说，他珍藏了刊发王十月先生小说的那期《九龙》，我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在内心我也默默地为十月兄祝福，感谢他在文学之路上取得的辉煌，感谢他曾经对《九龙》的支持。就在我自我陶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有人说，李安平把《九龙》办成了《人民文学》，离宁县人越来越远了。在他们眼里，《九龙》只是一个县级刊物，似乎不应该走的那么远，那么高。当然，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毕竟《九龙》真正的走近了文学，作为一个编辑，我想这就足够了。后来，自珍提出了三个三分之一的观点，我们的思路慢慢地不谋而和了，《九龙》也在全省的内刊中脱颖而出了，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子和理念。

由于工作的缘故，2007年11月，我离开了县文联，离开了《九龙》，离开了和我一起同甘共苦的领导和同事，离开了自珍兄。说实话，我们一起走过的六年是不易的，为了《九龙》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难忘的苦难，我想，对于自珍和我这都是我们一生最好的怀念。那时候，我们是那样的单纯，脑子里除过工作就是心爱的文学，心爱的《九龙》。

我离开之后，在南仁民主席的关注下，自珍兄对《九龙》做了许多大胆的改进，版式和印刷质量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发行量和交流范围也扩大了许多。当每一期《九龙》寄到我手里的时候，我都很仔细地阅读一遍，对《九龙》取得的每一丝成绩，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有时候还在电话里和自珍兄一起分享。虽然离开《九龙》了，但是在内心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九龙》。

“天空未留痕迹，鸟儿早已飞过。”在《九龙》走过的漫长日子里，我想，我不就是那一只曾经飞过的鸟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