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爸爸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女儿跟他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爸爸回黄山老家去后，女儿好多天没有转过弯来，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到小区里玩的时候，都会突然瞪圆了小眼睛，满脸疑惑地问我：爸爸，爷爷呢？爷爷去哪了？怎么不见了呢？……那神情，那语气，我感觉得到，女儿的生活里，已经不能没有爷爷了。
我是从女儿那里，打开记忆之窗，让亲情的月光照进尘封已久的小屋。在弥漫着浓浓尘土气息的深夜里，我想起了我的已经死去了二十一年的爷爷。……二十一年，弹指一挥间，我的女儿都三岁大了，我的女儿都开始找爷爷了，可是，我的慈祥的爷爷，改变我命运的爷爷，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你自去了那个世界以后，为什么音讯全无，不再回返了呢？
在袅袅挪挪的烟雾里，爷爷的音容笑貌和有关爷爷的故事，从遥远的记忆深处，一幕一幕清晰地移到了眼前。
一
那个被称作五亩的小山村，坐落在黄山山脉东南的一个半山腰上。村庄用田亩数命名，足见田地的稀少。缺田少地的现实，也警示着村民，要时时刻刻保持一种对生存的危机感。在古徽州，有这样一句影响深远的俗句，“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正是因为这里多山少地，养不活太多的人，所以最终许多人选择了背井离乡，外出到扬州、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经商。徽商集团及其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埋下了说不尽的无奈和浓得化不开的辛酸。
这个被称作五亩的小山村，生养着六七十户人家，三四百号人口。不知为什么，这里竟没有经商的传统，老实本分的村民基本靠少得可怜的田地务农为生，苦惯了的村民没有谁想过要靠做生意发财改善一下生活。我们家族就浸泡在这样的氛围之中。直到现在，听到我是徽州人，还有人说，那你一定很精明了。我都笑笑，不置可否。
可爷爷还是走出去了，那是在解放前的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村里人怎么看待这件事。爷爷当时怎么出去的，跟谁出去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听说，我们家祖上原本不住在五亩，是离五亩二三十里地的一个叫兰村的地方。这个村在徽杭公路边，中间隔着一条比较宽的河。我每次乘车从兰村边走过，看河对面的那个小村庄，心里就有一种朦朦胧胧说不清的感觉。－－兰村我也没有去过。在兰村的祖坟被一场大洪水冲走后，爷爷离开了兰村，投奔五亩的舅舅家去了。爷爷还有一个妹妹，后来也离开兰村，不知是远嫁了，还是外出谋生了，反正两人从此没再见过面。
爷爷是到杭州去了。他没有经商，因为没本钱，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头脑。在杭州，爷爷做小职员，有可能是干给人家送送信什么的活。快解放时，他赚了些钱回到五亩。因为没有地，因为知道没有地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他不听别人好意的相劝，他不想过寄人篱下、无地漂泊的生活，一意孤行，购置了一些地，决定在五亩这里扎下根了。谁知世事难料，解放后划成分，爷爷因为多了几分地，竟被划成中农。在其他家庭都是贫农的环境下，中农顺理成章就成了斗争的对象。为这，爷爷气得大病一场，直到晚年，仍对此耿耿不休。
因为在杭州城是骑自行车送信，所以，爷爷的车技很好。好到什么程度，我想像不出来。小时候听大人说，你爷爷年轻时能在田埂上骑自行车。田埂那么窄，又高低不平，能象走路一样自如地骑车？我们都张大嘴巴，对爷爷佩服得不行。可问爷爷，他总是笑着不说。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家，到现在我还是一个迷。
二
我们家吸烟的历史，我记忆中可以追溯到爷爷。爸爸是老烟枪。现在妻子也骂我是烟枪，连女儿看到我在书房里看书、写文章时吸烟，她也会气呼呼地跑到楼下去告状，“妈妈，爸爸又在楼上吸烟了，快去批评他！”对烟，都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可对真上了瘾的人来说，要完完全全把它戒掉，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爷爷吸烟，不是吸现在这种带过滤嘴的“文明”烟。他说这种烟抽起来没有味道。我现在想，爷爷有他的道理，省钱是一部分原因，可最根本的，对于抽了一辈子的旱烟的人来说，要换一个口味，实在是跟换一个朝夕相处感情深厚的老婆，再去重新生活，一样的困难。就连后来爸爸为了孝敬而给他买的不带烟嘴的香烟，－－这种烟因为烟味太冲太辣，我不抽－－爷爷也抽不惯。还不只一次骂爸爸：以后少给我花冤枉钱，买这种是烟不是烟的东西来骗我！
五亩村现在的年轻人吸烟，应该吸的都是带嘴的“文明”烟了。可已经上了岁数的老人，他们手里提着的，经常还是一根竹制烟杆；档次高的，烟筒用铜做成，可杆子还是竹制的。烟嘴弯处，垂着一个黑布缝制的四四方方的烟袋，装着鼓鼓囊囊的烟丝。这些老年烟民随身还携带一样黄色的被称作“火纸”的家伙，是点烟用的。看他们吸烟，是一种享受。往烟筒里装满烟丝后，划根火柴，点燃搓成筷子似的火纸，把烟丝点着，然后嘴唇含住烟杆，长长地狠吸一口，回味一阵，嘴巴“啪”的一声，将白色的烟雾缓缓吐出来；奇妙的是，有的鼻孔也往外冒烟，眼前一片烟雾腾腾。还有跟绝的，从嘴里喷出来的烟，会象白色的溪水往上倒流进鼻孔里，其中无限滋味，只有吸烟者自己体会了。一筒烟丝燃尽后，或将烟屎磕出来，或有小铁丝挑出来，再次装满新的烟丝。嘴唇对准火纸，“扑”的一声，火纸又着了，然后再吸第二口。吹燃火纸真是一门学问，小时候我替爷爷吹，脸都涨红了，费九牛二虎之力，火纸仍旧吹不着。爷爷则不耐烦地斥责：快给我，小孩子瞎玩，浪费我时间。
我现在怀念爷爷，不是因为爷爷的吸烟，而是他从来没有用烟杆打过我。在我的十几个堂兄弟姐妹中，这可能算是不寻常的一个例外。是我不淘，还是我聪明，我不得而知。那烟杆打人的滋味，看着其他人挨责受打的表情，我心中只有一个字－－怕。记忆中爷爷的烟杆没有一次落到我的头上，为这，我还曾作为一种炫耀，说得大家羡慕不已。
三
在五亩，我只念了三年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转学到县城了，爸爸在县城一所银行工作。我命运的改变，从此开始。真的无法想像，如果那时没有转学，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样，现在的我说不定还在靠几分田地过活，或者跟随打工的人群，在长江三角洲的某一个城市，做些碎活，生活肯定会比现在要艰难百倍、千倍。
而促成我那次转学的，是爷爷。
在五亩，我现在想来，那时爷爷应该算是最有眼光的人之一。也许是有了在杭州送信的阅历，他知道知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爷爷存活下来的六个子女中，有两个是靠读书在县城谋得了职位，其中一个是我的爸爸。这在五亩村，也算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了。爸爸说，五六十年代读书的条件十分艰苦，加之被划中农成分的影响，为了改变家族在村中的地位，只能靠把人送出去。而送出去，意味着生活要增加更多沉重的负担。读书，要钱吧？少一个人，家里缺了一个劳动力吧？这些，爷爷和奶奶都扛过来了。他们节衣缩食，省出能省的，挤出能挤的，就为了孩子能安心在外读书，就为了孩子能读书读书个出息。
现在，轮到我了。对于我的转学，爸爸还在犹豫，一是考虑经济上的原因，二三十块钱的工资，一部分自己生活，一部分赡养老人，一部分给孩子读书，城里读书的花销总归远远大于农村。二是因为担心妈妈患心脏病的身体，家里留一个人，哪怕是孩子，多多少少总算能帮上点忙，比如给水缸挑些水，比如到山上地里摘点蔬菜，比如妈妈病了能在床边端碗热水……
爷爷生气了。把孩子送出去，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操心。爷爷这样对爸爸说。在爷爷的果断和远见面前，爸爸没有什么好说的。在爷爷的全力支持下，我终于到县城，到一个话我都听不懂的地方读书了。那段时间，我特别怀念五亩，怀念村里的小朋友。一个九岁的孩子到了陌生的地方，哪怕跟着爸爸（因为一直没有跟爸爸生活过），他也是百般地不习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个陌生地，要回到五亩……
四
每年寒暑假回五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爷爷奶奶报到，向他们说我的学习，我在县城里的生活，说那些发生在县城里的新鲜事。爷爷总是微笑着，一边吸着旱烟，一边饶有兴味地听我叙说。后来，我有几次从县城回来，我保持着老习惯，去找爷爷，却怎么也找不见爷爷了。站在爷爷房门前，象做梦似的，心里纳闷着，爷爷到哪去了？……等到醒转过来，我鼻子一酸，眼睛就开始哗哗不止落下了泪水。
爷爷是在我四年级的寒假里去世的。那次，我回家，看到了临终前的爷爷。他仰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露出蜡黄瘦削的脸，已经不能说话了，只用眼睛看着我。奶奶在她耳边大声说，?来看你了。爷爷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我握住他的象树枝一样嶙峋的老手，一边用我热乎乎的小手搓揉着，一边死命抿住嘴，我没有哭出声，可眼泪，还是不自知地流了下来……
第二天晚上，爷爷停止了呼吸。一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那个冬天也显得特别寒冷。后来，我听大人说，爷爷死前一直念叨你的名字，舍不得走。他是看到你之后，心才安了，这才走的。……
爷爷的坟在山头的桂花树下。送葬那天，雪停了，五亩村山山沟沟一片厚厚的白色，披麻戴孝在向爷爷致哀。送葬的人群，哭声叫声一片。我在其中木木地跟着行进，一声没哭。突然听见路边有位老人的叹息：好人，好人，又走了一个。再走，村里就没有几个这样的老人喽……
爷爷名叫鲍正康，因患胃癌不治，享年七十三岁。我在爷爷去世二十一年的现在，草就此文，以遥寄哀思，永存怀念。
